闫威/文   3月24日，阳光明媚，街道上三三两两有人散步。这一天，加拿大全国确诊感染人数达到2792人。防疫措施每天都更激进一些，确诊病例仍惊人增长。

春假惹的祸

3月的春假是加拿大的疫情分水岭。

3月初，加拿大只有几所大城市出现少数确诊病例，疫情就像遥远的国际新闻，并没有对居民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很多人就把它当作一场新型流感，按照之前定好的计划，飞往全球各地度假，计划举办的大型集会也没有停。

华人一直警觉，在微信群中讨论如果情况变得更糟如何面对，返校第一周要不要送孩子上学。在有的华人社区，还出现了未离开本地的家长要求外出旅游的家长隔离14天，从而发生争执的情况。这种争执被接下来的事实证明并无意义，春假结束后，学校就停课了，因为全国疫情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3月9日，加拿大出现了 第一个新冠病毒致死案例。3天后，疫情到达了一个更让人不安的转折点。

3月12日，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的夫人苏菲·特鲁多( Sophie Grégoire Trudeau ) 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阳性，她是在此前一周访问英国时感染的。

连总理夫人都未能幸免，加拿大人慌了，西方人对疫情开始重视起来。这天上午，我例行去Costco购物，平日空旷的停车场这天却很难找到停车位，入口处工作人员戴着手套用消毒巾给每个购物车消毒，付款队伍从门口排到店尾。不到中午，厕所纸、消毒纸巾、消毒水等就卖空了。

总理特鲁多同妻子和三个孩子在位于渥太华的总理官邸自我隔离，每天通过媒体在家门口直播抗疫措施。政府预测，接下来加拿大将会迎来确诊者蘑菇式迅速增长。不仅因为春假复工还因为雪鸟归巢。雪鸟，用来比喻冬天南下避寒春天返回的加拿大人。美国是雪鸟主要目的地。

这时候，要不要禁止美国公民入境，成为一个让决策者两难的问题。一方面，美国疫情相当严重，截至发稿时，已经确诊超过5万人。另一方面，美加之间往来相当频繁，美加之间拥有世界上最长的稳定的边境线，美国公民和加拿大公民互相往来不仅免签，也有着别于他国的快捷通道。

3月18日，加拿大政府颁布禁令，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美国人除外。同时，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和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达成协议，关闭美国北部和加拿大接壤的边境，特定商务往来不受影响。刻有“愿这些门永不关闭”的美加边境和平门也关闭了，这是自此门建立以来的第一次。

3月20日，紧邻我家的Côte-Saint-Luc市发现6个新增确诊病例，都没有和旅游归来人员有过接触，这意味着疫情到了社区传播阶段。这个城市信教人士多，多数居民每周六全家去教堂集会。另外，许多居民会在每年的这个时候举行婚礼，这大大增加了病毒社区传播的可能性。

“这是我们最糟糕的噩梦。 ” 一所教堂负责人说。当日发现的1例确诊病例，一周前参加了一场超百人参加的婚礼。而另外两个病例曾于近日分别去两个教堂集会过，涉及到人员数量很大。发现确诊患者的一家教堂负责人在媒体上呼吁：“不要握手，不要亲吻，改成远远点头示意问好就行了。” 她说，“我们没办法把头都包起来避免这些感染。自从上周的那场婚礼后，整个世界被彻底改变了。”那天以后，该市所有的教堂都被暂时关闭了。

Côte-Saint-Luc市的市长Mitchell Brownstein申请封城，魁北克省长弗朗索瓦·乐高（François Legault）认为目前尚未到达封城的数据指标，封城影响太大，未予同意。我孩子的一位家教就住在Côte-Saint-Luc市，他说感到非常的害怕，也不出门上课了。

华人在微信中传递着确诊的消息，也试图打听确诊病人的更多细节。事实上，没有人知道被感染者的任何信息，他的种族、国籍等统统被保密。在这个移民国家，许多决策都要首当其冲考虑到种族之间的平衡，避免歧视和迁怒。

我的一次就医经历

在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春节期间，法裔邻居见到我时，还会迎面径直走来行贴面礼。西方人不在意，因为没有经历过华人那样的远程刷屏抗疫，对新冠病毒的可怕之处了解不深，但医疗机构则早早绷紧了弦。

春节期间我去医院看急诊，感觉到医院里警觉备战的气息很浓，那时加拿大的确诊还在个位数。

听到“咳嗽+中国人接触史”这两个特征，保安就把我分流了，示意我在一个和其他候诊人群分开的区域，“Stay! Don’t move!“（呆着这里，不要动）

平时要等很久的护士分诊也变得很快速。一名护士穿上全套防护服后，叮嘱负责登记信息的前台女孩，不要碰我带来的任何东西，让我把个人信息读给她。然后把我带入住院部里很深的隔离病房。那是一个有单独洗手间、设备间和大落地窗户的套房。通过窗户可以看到医生们走来走去。

护士和医生穿上防护服戴上面罩口罩进来抽血检查。每一次进来再出去，就把一整套防护服扔掉，再进来时又换新的。联想起国内武汉医院里医护人员防护服紧张的样子，我不禁感叹，这太奢侈了。后面医生和我的沟通都通过电话进行。听到门口有声音，我准备去开门，被一个声音叫住：“don’t open the door ,until I put the equipment on （在我穿好防护服前，不要开门）。”原来是要进来拍x光的技师，其小心谨慎可见一斑。一位行政人员透过玻璃窗表示解释说，很抱歉这样对我，因为首先要排除新冠病毒，这个病毒太新了，我们必须特别防范。

医院以我从未见过的神速，4个小时出检查结果，大概率排除感染后，让我回家等待明天核酸检测结果，还送给我一本介绍防护新冠病毒的小册子和一些口罩。

晚上，我接到一个讲着蹩脚中文的人打来的电话，他是一个会讲中文的外国人，帮助卫生局官员做翻译的。这个官员打电话的目的，一是再进一步了解我这个疑似病例的情况，二是确认我所去的医院有没有按照主管部门指引来指导我如何做好防护。第二天一早，这个卫生局官员和主治医生分别打来电话通知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

这一次经历，无论从硬件上还是警觉程度上，都让我对加拿大的抗疫准备刮目相看。但是，这是在当时全省只有2例确诊医疗资源充足的情况下，如果病毒大面积爆发，也一样应付得来吗？

日益严苛的抗疫措施

电视里，政治家和传染病学专家讨论应该学习哪个国家的范本。一位传染病学教授给出的建议是学习新加坡、韩国和香港，意大利则是负面教材。记得3月初，意大利封国的时候，有西人邻居问我，“你能想象像意大利那样，走在蒙特利尔街头，没有店铺开门，街上空无一人吗？”现在的蒙特利尔就是这样的情景。

一方面，政府非常谨慎地使用戒严、封城这样的极端措施。另一方面，抗疫措施每天都更激进一些。

几天前，总理特鲁多号召加拿大人：“Stay at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尽快呆着在家）”。 他还说，不希望一开始警察就对不遵守隔离措施的个人开具罚单，但并不排除在人们不遵守隔离规则的情况下赋予警察更多干预的权力。

事实上，想让西方人重视起来似乎没那么容易，依然有市民去温哥华的海滩组团散步；在卡尔加里的瀑布风景区赏景。街上还随处可见三三两两散步的人。跑步、骑车、遛狗的人更是从来没有断过。与此同时，确诊数字在翻倍增长，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全国确诊病例即从几百上升到近3000。

到了3月23日，特鲁多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耐心，他在电视上发飙“Enough is enough. Go home and stay home！”（够了，真的够了！回家！呆在家里！）

社交禁令随之而来。政府宣称进入紧急状态，禁止超过两人以上集会，外出两人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所有的非必要商业将全部关闭，除了超市、药店、消防局、警察局保持开放，其他行业都停摆3周，以便让居民留在家中。

加拿大联邦卫生部长Patty Hajdu表示：“我们目前采取的措施的自由度，取决于人们是否认真对待。因此，我鼓励加拿大人好好想想，考虑他们现在应采取行动的义务。”她指的是联邦政府可以通过《紧急法》和《隔离法》行使权力，彻底禁止加拿大人自由行动。政府将对违反隔离令的人处以刑责，违反远距离社交的聚会人士可能被罚款，严重的或许要坐牢。

为了使人们能呆在家中，联邦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拨款820亿加元抗疫，其中包括270亿加元专款用来救助由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而失去工作或因为需要照顾被感染家庭成员而无法工作的加拿大人。对于那些受到COVID-19病毒感染或被要求自我隔离而无法工作，但不够格申请失业保险补助、又没有带薪病假福利的加拿大人，联邦政府会为他们提供每两个星期900加元、最多领取15个星期的紧急救助福利金。那些由于学校停课而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家长，不管他们是否有领取失业金的资格也可以申请领取这一补助。

另一方面，政府力图提高病毒检测能力，新增的测试点，采用Drivethru（汽车穿梭）的检疫法，人们不用下车就可以获得检测，检测能力也加大了。目前加拿大全境，确诊人数接近3000，只有东北部的努纳武特地区是一片零病例的绿洲。

不用政府呼吁，华人自己就非常警觉，这一系列措施和政府教育之后，西方人的重视度也加强。两周前，外出时戴口罩的几乎全部是华人。现在在公共场所，也可看到戴口罩的西方人。沿街跑步的人还有，散步或遛狗的人远远地见到其他人，就彼此绕开，换到马路另一侧。

这时，华人们反而淡定了，大家在议论：只要西方人重视起来，疫情是可以控制住的。

（作者系前媒体人，现定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