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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李冬君/文

明代万历年间文艺气象风调雨顺，孕育了一大批文艺复兴式的文艺巨人。仅戏剧舞台上，就有魏良辅、汤显祖、高濂、沈璟、徐渭、张岱、李渔等这般锦绣人物，他们比肩喷薄，启蒙了那个时代，万象生焉。他们与莎翁生逢同代，风月同天。那是一个怎样的世纪啊，为什么山川异域却都流行戏剧？因为那是一个人类精神发展同步的时代，性灵是那个时代的主题象征，人们为之狂欢的人性指标或人文数据，已经给出了文艺复兴的节奏。只可惜汉文化在它达到了最高峰之际，突然被北来的马蹄硬给踏出一个拐点。

君子玉树临风才是天理

高濂是一位生活美学的杂家，或者说是艺术界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约生活于嘉靖年间，他在北京鸿胪寺工作了一阵子，因外交礼宾司的应酬索然无味，便辞职回杭州隐居去了。就在西湖，他每日烹茶煮字，写了不少好文。也许有人不知高濂，但只要请出他的拿手好戏《玉簪记》，你还来不及拍脑门，就再一次乖乖进入剧情。尽管这出爱情喜剧已经唱了七八百年，获奖无数，我们依然对它有种历久弥新的陌生惊诧感，就像今日追剧《牡丹亭》。

与今天追剧娱乐至死不同，那个世纪的戏剧担待了一代人断崖式的精神跳水，这里清溪欢畅，就在这里嬉戏，先知先觉的大师们为时代洗澡。他们在戏剧里大胆抒发“人欲”对自由审美的追求，将被“天理”桎梏于深渊的男女爱情打捞出来，直接晒于太阳之下。陈妙常与潘必正的自由恋爱，刷亮多少双爱情的眉眼，抛出爱情的抛物线，打散了“理学”因过度对称而僵化的几何线条。人情的世界，性灵是不对称的、或倾而不倒、或危而不慌，孤独的、个性的、欢畅的、寂寞的、敢爱敢恨的、无拘无束的。

如果说宋人养生很文艺，到了明人养生，便开始“知行合一”了。当人性的内在被发掘出人欲之灵时，承载性灵的肉体得到了尊重和重视，尊体养生的生活意识便带来了生活方式的美学提升。

高濂还总结了一套美学养生法，并为此著书立说，书名《遵生八笺》。其中“四时调摄笺”，恐怕是养生哲学中最接地气的一段。春天去苏堤看雨，看桃花零落；端午日喝菖蒲酒，将生长在小溪里的菖蒲打成粉，或切成段泡酒喝，端起酒杯，诗意便会津津舌尖上，“菖华泛酒尧樽绿”，一杯美妙入喉，如树下饮长夏，比用“天理”调理“人欲”更令人安慰。五脏六腑遵循四季的安排，顺时调摄，信仰月令，在二十四节气的芬芳舒缓中，为养生立宪。摆脱禁欲的道学权威，一切自然的欲望都被允许，才是最愉快的养生疗法。养生尊体，养成君子玉树临风，才是天理。

从山水画到园林的精神空间

回归自然，是中国文化的宿命，中国人几乎一边倒地宠爱自然。首先以自然为师，在向自然学习的过程中获得生活的经验。其次，以自然为主要审美对象，借自然之物言志抒情，从自然中获得无限的审美快乐。

公元十世纪，后梁人荆浩从体制内出走，走进太行山，面对完全没有意义压力的大自然，自己给自己定义，就像梭罗在《瓦尔登湖》里给自己的定义一样，我是我自己的国王。

过去的意义不复存在，那就创造出新的意义。于是，他开始创作水墨山水画，以一个孤独的个体独自面对自我与自然，他获得了一切都要原创的创世体验。

计成，生活于明朝万历年间，是江南著名的园林设计师。他先是一位山水画家，师法荆浩，连荆浩的逃离体制他都想学。在《园冶》自序里，他反复念叨，想脱离体制，获得一个自由自在之身，然后为自己和父母设计一座园林终老。

从绘画到园林，计成从平面山水走向立体山水。当然，他设计了不少有名的山水园林化的艺术空间。

浮世名利是缰索，为人情所常厌；烟霞仙圣，则为人情所常愿却又不能常见。怎么办？于是有了山水画，人们便可“不下堂筵，坐穷泉壑”了。这句话出自北宋皇家画院院长郭熙的《林泉高致集》。

这是宋人的时尚。到了明代，大凡有林泉之志的君子们，不仅要居“堂筵”可望可赏山水，还要可游可居。要与真山水同在，还要徜徉其间。明中叶以后，文人们开始流行造园，他们把大山飞瀑请回家，不用远足，移步庭院，便可坐穷泉壑了。在自家园子里，直接面对大自然的微缩询以个体存在的意义，在园林里重构个体生存的方式。

一幅好的山水画，应该使人在审美中分享“可居可赏可卧可游”的同时，还要有一种在山水里安身立命的归宿感，还要有一种救赎的力量。计成把荆浩这种山水精神移植到园林中，用写性灵小品的笔法，精雕细磨江南宅院，在世俗中营造一座自然美的生活空间体系。“全景山水”，是指画中有山有水有草木鲜花，也有山居人家，是在宣纸上虚拟的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计成想做的，就是把“全景山水”，从厅堂的墙壁上落地在花园中，把精神家园从虚拟变为一个微缩现实版。他在园林中向世人宣喻，除了王朝的江山，士人还有文化的江山可去，王朝的江山靠不住，还可打造一小片纯净的文化的江山。

过一种舌尖上的真实生活

经世致用，是中国学问的正根，用在帝王家。可袁枚偏不，他在对王朝举行了淡淡的默哀之后，便辞官归隐，住进江宁织造府了。这里曾是《红楼梦》大观园的故址，那年他33岁，冥冥之中幸运降临，这块精华之地不知给了他多少灵感。

那时，他还不知有《红楼梦》，可远近皆知他是坚定的“性灵说”诗歌流派的掌舵人。他在任江宁知县时，购买了南京小仓山废园，修整后改名“随园”。也许真有随缘的顿悟，他把自己从体制内自我放逐了，皈依美味，过一种舌尖上的真实生活，做梦也要做一场性灵的故园清梦，或许还能梦见贾府盛宴。

文豪写吃，历来有趣。文心不雕龙，只雕琢味蕾上的性灵。袁枚捍卫美味的姿态，表现出超常的使命感和整合能力。《随园食单》不载道，不禁欲，若舌尖上的思念，能得之于美味的灵启，那将是人生最圆满的乐事。就像他说的“笔性要灵”一样，“食单”里的每一道美味，都与他的笔底灵魂押韵。

中国的饭桌对自然界是全方位开放的，大凡自然赐予的物质，都可以在饭桌上争艳。在食不厌精和脍不厌细的祖训下，吃食除了果腹外，还有养生的关照，以及必须满足的两个生理层面的诉求：味觉的丰满和视觉的盛宴，在审美中喂饱精神，这是袁枚美食的“清供”，也是中国士人饮食文化的精髓。

读到此，想起南宋人林洪写的一本书《山家清供》，与《随园食单》的风格多有不同，带有南宋人清雅节制的田园范，就像陶渊明的诗；而《随园食单》则是大观园的风范，一如谢灵运的山水诗，在奢华的严谨中提炼出对食物的抱负。中国人的餐桌，是民本主义的开端，要看民的脸，除表情之外，还要看民是面黄肌瘦，还是丰懿红润，“民以食为天”，是政治的目标，尧舜时期，吃已开始具有了禾熟香味的民生观照，以一种农耕习俗为主调。林洪说“山家清供者，乡居粗茶淡饭之谓也。”据他自称，他是那位梅妻鹤子林和靖的七世孙，也许得益于林和靖清素淡雅的遗传基因，他的食物“清供”，基本以家蔬、野菜、花果等素食为主，是上天赐给田园的原配食料，风物清素，餐桌淡雅，加上林洪给菜蔬配上诗意之名，诸如“碧溪羹”、“披霞供”等，真是南宋人有南宋人的食性风雅。

走板的儒歌

从《菜根谭》、《围炉夜话》到《幽梦影》、《小窗幽记》，一本本翻过来，不禁哑然。在这几位儒生的精神世界里，“荒腔走板”就是检验时代的真理标准。

儒学走了两千多年，它是怎么熬过来的？又如何幸存下来？问号就像穿帮镜头，透过作者的珠玑妙语，我们看到儒学的僵化似乎濒临内在的坍塌。因为他们弹奏起人性的和弦，那不甘于被儒学异化涂炭的性灵，经人性之美吻过之后，开出了新思想的花朵，表明新生代的风姿，在四本书里唱起了各自的儒歌，抒发一下窃喜的荒诞不经。无论传承还是叛逆，或多或少，都已经不合教条化的“名教”板眼。走板的调，走调的腔，被旧时代视为荒腔走板的调性，却启蒙了对灵魂的审美，以及对人性的肯定，这种不确定的荒腔，反而因理性之美而不衰。儒学就这样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走板”中创新，也许这就是它熬到今天的理由吧？想想它余下的世纪也许不多了，未来机器人的大脑想什么，谁知道呢。

审度荒腔的美感，是一种怎样的阅读体验？

说起载道之学，比起《琴史》的高冷，《菜根谭》则款式素朴。但读起来并不轻松，作者可一点都不客气，将他腌制的“菜根”格言和盘托出。满盘琳琅清贫或清苦，应对于万历年间的人心浮夸以及物欲膨胀。如果信赖《菜根谭》就会身心健康的话，你能皈依清贫吗？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更有甚者，他拈起道德的绣花针，句句如芒，直指人心。诸如面对“苦中乐得来”，尔能持否？

《围炉夜话》与《菜根谭》并誉，所谓“并誉”也是两百年以后的事了。作者王永彬是清朝道光年间的乡贤，教书之余，编写一些教材。《围炉夜话》，是一部不足万字的修身教材，犹如儒家励志的橱窗，展示修身敬己的老生常谈，在科技迅猛不及回眸的历史瞬间，于个人偶有拾遗，即便一枚人性的灵光一闪，亦不失为一次温暖的补遗吧。

《小窗幽记》，断不能与《菜根谭》及《围炉夜话》合称为“处世三大奇书”，因为它们的旨趣迥异。陈眉公何许人也？陆绍珩又何许人也？

明末清初，太湖流域，应该是中国士大夫最后的精神据点了。文华绝代的松江府是文人的天堂，陈眉公就隐居在天堂里。

徽商黄汴曾编纂了一本《天下水陆路程》，松江府为枢纽，那里水路通达，商贾逐利而来，画舫日夜流连。这样的商业文明，比“宫斗”那种恶劣的政治环境更具魅力，给晚明的名士们一个逃避的去处，他们在此扎堆隐居。

据明末士人王沄编《云间第宅志》记载，松江府当时有别业名园二百多家，徐阶之水西园，董其昌之醉白池，陈眉公居东佘，陈子龙的别墅也相距不远。在陈眉公的生日宴上，当柳如是第二次见到陈子龙时，便以为可以“如是”此生了。

眉公名继儒，二十九岁时，果断焚烧儒衣冠，绝意仕途，来一次告别“继儒”的行为艺术。以彻底的荒腔走板，破了理学障碍，在隐居中还原一个人的真实生活，三吴名士争相效仿并与之结交。

有人说他假隐士，什么是真隐？像他这种上下与天地同流的人，怎么会在乎往来人的身份？管他是布衣白丁，还是封疆大吏，他在意的只是人。隐居不一定非要躲进山林，或与往日朋友像病菌一样隔离。今天看来，脱离某种体制化，做一位独立的自由人，就是真隐。既然体制让人受苦，那就转个身离开它。归隐，是中国文化所能给予中国士人奔向自我的唯一途径了，唯有对审美不妥协的人，才会选择这一具有终极美的生活方式。当然，眉公到曲阜，还是要拜先哲的。

他书法宗苏、米，宗的是苏东坡与米芾的人格美。他为西晋吴郡大名士陆机、陆云建祭拜庙宇，以栽植四方名花祭之，取名“乞花场”，并言“我贫，以此娱二先生”，痴的是高士风流。他的“荒腔”启蒙了一代年轻人，如张岱、陆绍珩等。

当年，陆绍珩从吴江松陵镇来拜访陈眉公，由水路乘船也是很方便的。他辑录了一本名人名言集，其中有苏、米、唐寅等以及陈眉公的言论，他们的精神一脉相承，请《狂夫之言》的作者陈眉公作序，可谓锦上添花。

如果说《围炉夜话》是一部纯正的儒歌的话，那么《菜根谭》就是一本走板的儒歌，而《小窗幽记》则是在荒腔走板上长啸。读本书陆绍珩的自序，看得出他与眉公心有灵犀。他说：若能与二三知己抱膝长啸，欣然忘归，则是人生一大乐事。仅看本书十二卷的题目，就知陆绍珩安身立命的趣味，与眉公一样别有怀抱。《幽梦影》为张潮一人之论，文辞锦绣，以一当十，与《小窗幽记》中的群贤比读，亦无愧之。张潮是语言大师，并以一往情深翘楚。

天给了他才气，他用天眼看世事，事无大小皆文章；神给了他一支笔，所过花草树木、历史遗踪甚至日常琐碎，便都有了醒人精神的仙气；父母给了他仁慈之心，他总能以优雅的反讽、浓缩的诗意、温和的点拨，给予读者精悍的修辞格调，点亮我们惰于惯常的昏蒙。

有人说，《幽梦影》“那样的旧，又是那样的新”，是说常识如故旧，而张潮则能从我们习以为常的故旧中看到新。比如，他看柳，看花，看书，对着四季轮回的旧事物自言自语，却总能提亮人心被蒙尘遮蔽的幽暗处。

他亦痴，直痴如女娲补天遗下的那块石头。他直言不讳：“若无花月美人，不愿生此世界，若无翰墨棋酒，不必定作人身。”既然他对人生抱有如此的乐观，我们就不要辜负他的治愈力。读他的书也许会因“文过于质”而审美疲劳，可读书总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而读“两幽”则更有一种“璀璨的阴影”之华美。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