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怀宇/文

语言的政治功能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出版于1930年，其中描绘的大众轻信又固执，这并非现代人的特征，启蒙时代之后，人类已较为懂得怀疑与批判。轻信和固执自古就有，人皆难免。然而加塞特却说，大众是一种新现象，他们不仅轻信和固执，还放任自流，“像被宠坏的孩子”，视其身处的文明为理所当然不加珍惜，坚信其政治诉求一贯合理。典型的例子是：政治家若不能替他们实现本就不可能的愿望，大众不会反思自己的愿望脱离实际，而只会怪政治家。政治家不敢违逆绝对多数民意，这在某些议题上是民主原则，但在另一些情境下却会将原本就狭窄的路逼进死胡同。奥地利民意压倒性地支持德奥合并，但泽市民想从波兰回归德国的心比希特勒更急切，这些都是酿成战争的原因。加塞特还说：大众喜欢直接的政治行动。只要想到两次大战之间的二十年内，政治暗杀与党派斗殴极为常见，就能明白他所指的历史情境。大众是无法被说服的人，他们的语言能力中，站队的功能仍在，道德和逻辑的说服功能被削弱了。这何以可能呢？

维特根斯坦指出，人有多少种生活形式，就有多少种语言游戏。然而霍布斯只关心“政治”这一种生活形式，他对人类语言能力的关心，仅限于语言能够“结成契约”，即塑造稳定的行为预期。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基于两个预设：人人的心灵都以为自己最智慧，且人人的身体都可能被杀死。他不关心语言的道德感召或逻辑说服能力，唯独关心语言对暴力的组织，这是因为政治哲学须专注于政治。然而这不是霍布斯时代“人”的特征，而是一切时代“政治人”的固有定义。

霍布斯所说的两个预设，恰恰是加塞特所谓“大众”的特征。这说明在20世纪初，人性中政治性被某种制度或技术动员了起来。加塞特将其归结为民主和科技，或许还有城市化的人口聚集，和媒体与各种小册子的宣传轰炸。这令人想起同时代的韦伯也曾批判“讲坛布道家”和“伪先知”们。人类自古就轻信而固执，然而只有大众社会里的人，才会将庸俗和非理性视作无可指摘的。从语言的观点看，只有当语言的政治功能（缔结契约或同盟）压倒了语言在其他一切生活形式（例如求真和道德感化）中的功能，霍布斯式的急迫压垮了维特根斯坦式的从容，人们才会如此。

维特根斯坦曾愤怒于学生马尔科姆学了哲学却还“如记者那样为政治目的使用词汇”，那哲学还有何意义？但反过来说，分析哲学那种不急不缓、一点一滴清理我们的语言的态度，是否对政治稳定的要求太高，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初的欧陆也许过于脆弱而奢侈了。不能忘记，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石里克就是死于亲纳粹的学生枪下。在那个时代，哪怕学生们也越来越关心事件与立场，而不关心用来分析事件的理。仿佛没有明天一样，大家都在竭泽而渔地刺激情绪，狂轰滥炸中哪里容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只问大众何以变得非理性，精神何以沦为贫瘠，是不够的，其背后的问题常是政治为何变得如此急迫。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讲理的时代。但那些不讲道理者亦有其“理”：形势都这样了，你还顾着讲道理？

我们不妨将此与过去的漫长岁月对比。在古典时代，一切问题皆德性问题，德性高贵即能克服一切，出现灾难定是某些人德行有亏。加塞特等现代人不再信这些，却相信一切问题都是认识或逻辑问题，只要澄清事物的原理，就能完成理解和说服。他笔下的“大众”却觉得一切问题都是政治问题，道德感召高贵却缥缈，逻辑说服精致却繁琐，二者在短期内都没用，大事临头只有决断性的行动有用。此处我绝无贬低卡尔·施米特的意思，施米特本人不是大众的一员，但他确实抓住了其时代的不稳定性与急迫性。

现代国家与大众社会

加塞特认为，当普通人的政治意识觉醒之后，他们的智识“水平线”显著提高了，这是大众社会的伟大成就，归功于生活的可能性的增加、地域联系的日趋紧密和教育的普及。然而，这空前成就使得大众变得更固执自满，或不顾道德责任，只想利用国家机器为自己牟利。加塞特认为这与现代民主制相关，却未作进一步说明。但其间原理不难解释，现代民主制增大了普通人的政治参与和影响力，这鼓励人们自觉地将语言视作改变世界的力量，也就会关注语言的效果胜过其真假对错。选民手中的选票诱惑着政治家们讨好选民，这也令选民逐渐习惯于被讨好。于是，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投票给最投其所好的人，或看上去最像他们的人，而非他们最尊敬的人。以近几年欧美选举中的民粹化为例，两百年前选出华盛顿的人，若看到特朗普这种人也能当总统，会作何感想呢？在分析特朗普当选原因时，人们通常只关注短期历史；然而从长远看，心智史变迁这一深层原因是不能忽视的。

加塞特认为健康的社会必然会靠威望产生“自然的贵族”。他不反对民主，而是数次强调了他对自由民主制的支持，这多少有丘吉尔说民主只是“最不坏的制度”的意思。这或许是由于他意识到，确是政治参与的扩大培育了大众，但无论利弊好坏，大众社会已既成事实。墨索里尼政权反民主，不仅没有克服大众社会的弊端，反而加剧了它，法西斯正是这些弊端的产物。从先后关系上看，企图以反民主来超克大众社会，无异于企图以杀死父母来阻止已经长大的孩子的出生。加塞特意识到大众社会的破坏性须通过“国家”这个与之伴生的权力框架发挥，那么既然短期内无法扭转大众心智的种种缺点，就得特别提防“国家”，使这些缺点不至酿成重大祸害。他虽未提到同时代秦梯利的（法西斯）国家主义学说，但可以将加塞特视作秦梯利的对立面。

加塞特多次强调，“大众”并非工人阶级或任何一个群体，而是弥散在整个社会的所有群体中均占多数一类人。但后来他还是坦言自己所说的这种愚蠢又自满的“大众”多见于新兴中产阶层，尽管在此前章节中读者早已能读出这一点。毕竟艰苦的劳工从未如他所说被科技的便利宠坏过，也不会每天阅读报刊和小册子。这一阶层分析颇有预见性，此书出版三年后，在那场终结了魏玛共和国的灾难性选举中，中产阶层的纳粹支持者比例超过了上层和底层。

欧洲共同体的文化与政治

加塞特说“大众社会”最早诞生于美国。他认为欧洲文明创造了人类最高级的文化，理当凭其威望，而非武力或物力，做世界的主人。这种赤裸裸的欧洲中心主义简直令近百年后的读者瞠目结舌。纯粹基于文化成就的欧洲中心主义，甚至比武装殖民更难容忍。加塞特声称：只要取代旧欧洲的新霸权能有足够高的“美德和品质”，欧洲就可欣然将统治权拱手相让，这种宽宏大度并不虚伪，但正因为其真诚，恐怕只会比同时代英国人曾以美国海军为假想敌的战争构想更令美国人怨恨。

在整本书中，加塞特将权力等同于威望，并一再与政治暴力相区别。然而他之所以需要在此书中讨论国际形势，多少是因为他已意识到“纽约和莫斯科”在物质力量上已经胜过或追上欧洲。彼时很多欧洲知识分子将美国和苏联视作物质主义“蛮族”，海德格尔和科耶夫也属此类，关于美国人“普遍平庸”的指责可追溯至托克维尔。加塞特的危机感来源于，欧洲在物质力量上的相对衰落会导致美国等“大众国家”的精神反叛，并认为大众的反叛既是国内的、垂直的新生中产阶层的自满和狂妄，也是国际的、水平的“野蛮人入侵”。

加塞特意识到欧洲也已经开始大众化，若不能在物质上抗衡美国，欧洲人迟早会拜倒于随经济增长而获得宣传优势的美国文化。为了阻止这一文化变迁，他号召政治变革。民族国家这件童装对欧洲这个巨人而言太小了，他主张欧洲社会脱掉破旧的政治外壳，塑造一个“欧洲国”，以释放其全部经济活力，将欧洲精神从斯宾格勒式的悲观中拯救出来。与悲观主义者不同，加塞特赞扬大众社会提升了人口的平均水准，而欧洲衰落论甚嚣尘上，恰恰说明欧洲人的创造力只是被外在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压抑了，因为内里朽败、虚无的文明甚至不会焦虑于衰亡。加塞特坚持英雄式现代主义态度，要在大众社会中释放更大的创造性与活力，来对抗大众的平庸，而非退回到旧制度。全书最后消解了“民族国家”的概念，指出它仅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在飞速变化的现代世界，这个刚形成不久的组织已经过时。“大欧洲国”显然落空了。但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人加塞特认为统一的欧洲当由英、法、德主导，并坦言西班牙没这个资格；这与德国人（从威廉二世到默克尔都有过）主张加强欧洲联合是不同的，德国的主张即便利于欧洲，却总免不了一丝利己意味。至于被他同样寄予厚望的英国人，直到苏联解体时撒切尔关心的仍是“欧洲的德国问题”；或许奇怪的不是他们脱欧，而是竟然直到今天才脱。加塞特贬低西班牙同胞，说明他在欧洲问题上保持了大公无私的知识分子良知；然而他关于欧洲合为一国的呼号，却比希特勒统一全部德语民族的野心更不切实际。

历史的讽刺更在于，在此书出版十年之后，纳粹以武力征服短暂地统一了欧洲，宣称日耳曼人是世界的“主人种族”，也以欧洲文明的守卫者自居，并对其文化造成了毁灭性影响。加塞特从未将目光投向远东，他或许不知道，在同时代的日本，东亚主义已发明出了类似的意识形态，若要保存东亚文明的精神，抵抗堕落的西方（尤指美国和苏联）物质主义，日本太小了，须塑造东亚“共荣”。这种思想最终也导致了野蛮的侵略。文化人所持的常是文化而非物质力量的视角，加塞特这样的较谨慎者会主动与后者划清界限。然而文化无法原则性地区别于意识形态。既然已意识到了“大众”充满偏见与行动力，而非慎思与权衡，那么他在书中努力想预止可能产生的误解的段落，必然也是预见了被误解的可能性。

象牙塔内外的困局

知识精英的很多观点只有“从长远看”才有意义，然而目光长远常与特权相伴，它常属于那些不必为明天的饭菜心烦者。长远的视角能超越短期利益，更多地顾虑未来的可能性，且需要顾及尽可能多的方面，也必须更讲究逻辑一贯。从长远看，加塞特的很多见解是正确的。百年后生活在更彻底的大众化社会中的读者，常惊叹于此书的先见之明。但是政治家和宣传家从不考虑长远问题，他们最关注今年的财政收入与下一场选举。许多知识分子对政客的批判，本质上都是批评政治家为求短期和群体的利益而透支长远的全民利益，但这也是因为知识分子不必对短期的和群体的利益负责。

“知识分子”这个名称包含的人群又可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有机知识分子”，他们将语言理解为行动，服务于宣传，他们的理论也是用来指导具体的历史行动的。他们通常不太顾忌逻辑与修辞的区别，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很多词汇，是从比辉格党更保守的托利党小册子中借来的。加塞特意识到，正如大众社会更鼓励行动，它也更鼓励这类公众写作。其二是象牙塔中人，相信自己的坚持“从长远看”更有利。加塞特说，现代时间观中“明天与今天在本质上毫无区别，所谓进步只是沿着我们脚下的同一条路一步步走下去。”这里的“路”不是指具体的行动，而是赖以行动的哲学。现代哲学既不是以进行时，也不是以过去时，而是以终结后的完成时写成的，在加塞特看来这令人抑郁，却是象牙塔中人一次次远眺的宁静之海。凯恩斯曾对一切“长远”的社会经济理论说：“从长远看，我们都死了”。当下的急迫支配着我们，这注定了长远视角在历史湍流中的脆弱。

加塞特介于二者之间，他的视角取自象牙塔，却以有机知识分子的姿态写作。颇具时代悲剧意味的是，《大众的反叛》一书的主要读者恰是书中批判的“大众”，有理由相信赞美此书的大众多已把自己从该群体中摘了出去。有机知识分子的尴尬常在于用词模糊遭至误解，即便加塞特多次强调，他所说的“贵族”和“大众”皆非政治上的，而是德性上的，他的修辞却总是让人觉得贵族主义，而不仅仅是英雄主义。其实区别贵族主义和英雄主义是很简单的，例如司马迁的史学是英雄史学，却非王侯将相史学。加塞特将赋予自己使命、有自我超越要求的人称为“贵族”，将短浅平庸、随波逐流者称为“大众”。这两个词或可勉强对应尼采的“超人”和“末人”，哪怕汉语中“君子”或“士”也比“贵族”更能准确表达此书的价值倾向。曾有历史学家说“gentleman”一词的词义史即一部英国社会史，“士”这个词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又何尝不如此？只因中国古代的“士”很早就不局限于贵族阶层，而获得了更精神化的含义，才得此语言上的方便。

因此从象牙塔来看，加塞特此书的最大缺陷恐怕是语言不够清晰准确。哲学激进主义认为，追求普遍的清晰性就是追求平等，消除意识形态就是消除特权，语言分析就是革命。这种以智力活动而非立场站队和直接暴力改造世界的主张，也更符合加塞特的要求。然而这样的工作通常乏味，经分析改写的句子虽精确却冗长，于是分析哲学家们总是抱怨，既然只要如此这般规定某些词义，伪矛盾就被消解了，“为什么人们不听我们的？”在以学术为志业的象牙塔知识分子看来，世间不幸不在于有机知识分子太少了，而在于他们发明的话语太多，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当他们走出象牙塔，看见书店里堆满了他们鄙视的小册子与伪哲学，不禁会想起韦伯关于学术与政治的演讲，也不禁会认同加塞特对大众的批判，却又很难同情他以《大众的反叛》这本带有贵族意味的准小册子去对抗一群只读小册子的读者的徒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