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桂林/文 十年前，再大胆的经济学家恐怕也不敢预言，短短数年内，中国会在金融基础设施领域、哪怕是局部，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的优等生。人们不会忘记，就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尝试使用一卡通进行出租车结算的乘客，大概率会遭受司机的婉拒，种种不便与低效，常年沉没的押金、有限的办理网点……使得司乘双方都无可奈何。

如今，这样的问题早已不复存在。对中国人来说，一部手机解决“衣食住行”，已经成为了一种数字化生存“常识”与基本的社会运行规则，超出大多数尚未踏足中国的大洋彼岸民众的想象。

2019年10月，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在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发出了“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比美国要先进很多”的警告，耐人寻味。

改变这一切的开端，仅仅是一枚不起眼的二维码。

二维码（QR码）是在一维码（条形码）的基础上扩展出的多维可读性条码，最早由丰田汽车的关联企业日本电装公司于1994年发明，它将原本可以存储20个字符的条形码升级到了250倍的储存量，用于生产供应链管理中大批量、差异化零部件的身份识别。

在日本高度发达的汽车工业体系中，二维码的发明者和推广者从未构想过除了存储货品信息之外是否还有其它用途，因此将二维码专利免费化，而将扫码机器作为产业化的主要方向。

2009年，Google开始在美国推广二维码的应用，由于发达成熟便捷的金融系统并不需要一个“颠覆者”，而安全与监管问题的存在也使得用户对二维码兴致索然，并未引起大的波澜。

然而，在中国的产业升级需求中，二维码却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

以其“强渗透、深下沉、低门槛”的特点，短短的数年间，不仅在消费侧发生了应用场景的爆发，在生产侧更是从一个专用的编码识别标准和技术，变成了连接人、信息、产品和服务的产业要件，深刻影响了零售、金融、交通、物流、媒体、制造……各个行业，以信息码、关联码、服务码的形态，演化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码上经济”。

范式变迁视域中的“码上经济 ”

“码上经济”的兴起，正是中国在“范式变迁”的进程中，由应用创新场景优势走向产业创新扩散优势的一个极佳范例。

“范式变迁”是指通用技术取得关键突破后，相关技术族群出现大规模创新并在各产业渗透，新的生产方式、商业模式、产业组织和管理思想不断涌现，它们相互影响、反馈循环、持续演进，最终改变社会-制度结构，完成新的产业革命。

历史经验表明，“范式变迁”是后发经济体后来居上的重要机会窗口。

在上世纪后期，日韩等东亚经济体的转型成功，正是因为抓住了电子信息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技术-经济范式变迁机遇，先是日本从消费电子产业起家，接着是韩国从信息通讯技术行业突破，而后以“雁行模式”外溢到东亚其他国家。随着日本和四小龙经济起飞并成功转型，一个加起来两亿人口的社会进入了高收入发展阶段。

更早的例子是美国，正是因为抓住了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机遇，一举完成对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反超，不仅奠定影响至今的大部分产业、产业结构和运行模式，也建立起了以自身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他国的实例说明，新范式下的领先者未必是原有范式的领跑者，利用自身的优势、抢先完成范式变迁将会给后发国家带来竞争优势。

在与发达国家的创新竞争中，识别并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并将局部优势转换为产业优势，对后发者来说，这是通往跃迁成功的关键。

在促进“范式变迁”的意义上，后发者最重要的优势就是对创新的需求和拥抱创新的环境。这是因为，虽然发端于技术，但技术落地却离不开具体的市场需求与应用场景。

几乎所有产业革命发生时，相对于原有的产业和社会结构来说，技术都是“过剩的”，市场需求则因相对不足成为“稀缺资源”，创新要素围绕需求活跃区域聚集，聚集的势能由量变引起质变，产业跃迁由此而来。

例如，尽管汽车诞生于欧洲，但成熟的欧洲社会对汽车却并不友好。1865年英国通过了“红旗法案”，规定汽车上路，必须有人手持红旗在前面开道，且时速不得超过马车的速度。

新技术需要市场需求的“培育”，也需要一系列面向未来的配套制度改进，才能以商业的方式，推动制度改进和产业变迁，这种“马车优先”的制度安排，显然不利于新兴的汽车市场需求的形成。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工业体系与欧洲(特别是英国)比是落后的，引发第二次产业革命的主要基本技术原理和发明，大部分都在欧洲发轫，但是包括汽车在内的这些技术却在美国获得了迅速、全面、彻底的扩散，并相应地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技术社会体系。

放在大历史的视野下，这段历史的分水岭，人们看的明明白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优势显而易见。

其一，在于产业基础的齐整，我们拥有全球最齐全的产业门类和最大规模的制造业体系，这意味着在几乎所有领域的技术创新，都可以在中国产业中找到应用场景。

其二，在于创新要素的积累，我们已经完成了科技起飞，是仅次于美、日的第三大研发投入国，也是全球研发工程师最多的国家，创新势能的积累将为持续的产业升级带来巨大的能量，人力资本的增值也为创新扩散的加速创造了条件。

其三，也是最关键的，我们拥有全世界最集中、最广泛、最旺盛的需求，既体现在规模上，也体现在结构上。

就规模而言，有别于成熟发达的欧美和相对狭小的日韩市场，中国各个领域中的巨大市场，为企业创新的孕育提供了必需的循环体量。

在结构上，是供需两侧的各向异性——于消费侧是消费者群体“有规模的需求差异”，于生产侧是不同产业主体普遍化的升级需求与差异化的升级方向——两侧都为创新提供了多样化的应用场景，让不同的技术方案和升级路径都可以得到探索、试验。

从应用场景到产业创新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中国在信息、通信、互联网领域实现了与世界的同步甚至局部领先，形成了突出的产业优势，不仅完成了超大规模的全民普及和接近全消费场景的覆盖，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网络和极具扩展性的社交网络，基本完成了消费端的数据化迁移，奠定了深厚的产业创新能力基础，以至于创新场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物种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

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积累了庞大的数字技术使用人群，有用新的信息技术对产业进行改造的经验，以及行之有效的产业创新系统。

把这个系统与中国多样化的产业结构相结合，使新的智能化技术由消费端向产业端迁移，完成对供给端的改革改组和改造，将有助于推动产业范式的变迁完成。

二维码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并非由于中国产业信息化基础的既有优势，恰恰相反，是为了帮助我们解决产业信息化升级的瓶颈，是需求拉动的应用。

例如，在交通领域，中国铁路总局发行带有二维码的火车票，以提升票证身份的信息化水平；在金融领域，相比美国成熟、发达、泛在的信用卡体系，中国相关基础原本非常薄弱，2011年阿里支付宝和腾讯财付通相继推出的二维码支付业务助推中国实现了“非现金”、数字化交易的逆袭；在零售领域，从大型购物中心到小型菜市场摊位、甚至餐饮小店的信息化能力跃升，二维码从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二维码应用场景的普及，反过来形成沿着数字技术向产业链上行的创新动力。

例如，在物联网深入发展的进程中，伴随商品的“一物一码”身份识别和流程追溯成为现实，消费者与生产商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连接，对增进产业链环节间的“信用”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进一步提升技术的可靠性，2017年，微信更是以推出小程序码的方式，从协议上和安全上实现了二维码的技术升级。

在相关技术创新方面，国家电网、阿里、腾讯等公司形成大量专利。公开资料现显示，截至2018年，仅腾讯一家公司的专利申请数量就达400余件。

2018年12月20日，由统一二维码标识注册管理中心设立的中国区域二维码代码发行机构在北京启动，中国所有二维码将具有全球唯一的二维码身份标识，在中国标准、规范和产业升级的道路上，更具有里程碑意义。

根据2020年发布的两份相关报告，2019年仅微信码上经济规模就高达8.58万亿元，相关就业机会达到了2963万个，显示新范式强大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

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的过程中，以健康码为代表的行政管理方式转变、以数字化消费券为代表的经济管理方式的转变，都展现出了前所未有低成本、高质量与高效率，成为数字时代从新技术、新产业到新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缩影，这正是范式变迁进程的生动体现，中国经验也为世界抗疫做出的历史贡献。

2020年，中国到了发展升级的新关口。

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变化与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的现实需求之中，依靠创新、实现产业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跃迁，是我们看得见的必由之路。

以产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进而加速以数据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到来，为我们将“看见的路”变成“脚下的路”，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识别、抓住并充分利用更多类似“码上经济”的机会，依托中国优势，将应用创新场景优势转化为深化产业创新的动力优势，将成为中国实现产业跃迁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