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丹/文   “新基建”被正式写入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在疫情快速袭击全球、中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之时，“新基建”的任务是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宏观政策定调，微观层面最关心的问题则是：如何理解新基建，新基建如何执行和落地？

新基建主题分论坛由申万宏源证券固定收益融资总部副总经理范为担任主持人，紫光集团联席总裁兼新华三首席执行官于英涛，全国人大代表、玉蝶集团董事长罗鹏，华夏幸福研究院院长顾强，佳都新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赵辉一起展开讨论。

新基建，新在哪里？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两新一重”建设，也就是要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强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具体来说就要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数据中心。

“区别于传统基建，新基建是在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增加了科技和信息化的职能，从产业角度来看是对此前提出的两化融合的延续。”于英涛说。

“从新基建本身来说，现在要更多在存储计算层和融合的应用层上发力。”顾强表示，发展产业互联网涉及到产业各个端口的数字化、网联化和智能化，仅仅骨干网推进了，中游和下游没有推进，新基建很难发挥作用。

在一直做互联网创业的罗鹏看来，对于新基建他最关注的是两个“新”——新区域、新主体。“这次新基建提出新区域，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政策随后而至，作为西部企业感触很深。”罗鹏表示。

对于新主体的理解，罗鹏举了一个例子，截至2018年9月中国的货车保有量已经超过2500万，一辆货车一年的运费平均在100-150万元，通常有一两名车主，其实一辆货车就是一个小微企业，但是拉货却往往开不出发票，2020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网络货运平台新政才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把货车司机变成了一个个实实在在受到承认的经营主体，这才是真正激发主体活力。

新基建涉及的领域是高度竞争的领域，同时对科技含量要求很高。

“核心技术供给是这轮新基建的关键要素，高科技民营企业既要真正做产品研发，也要对市场敏感，要迅速作出响应。”赵辉说。

赵辉表示，传统基建往往是国有大型企业更容易参与，但是在新基建涵盖的5G、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工业互联网等领域，民营企业会更具竞争力，以广东省为例，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民营企业非常活跃，估计广东省今年全年的投资规模可以达到6万亿元，其中有1万亿元会投向新基建。

基建+科技，有哪些新机会？

新基建的科技成色十足，企业参与新基建的路径却大不相同。

于英涛认为，从新基建的参与者来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新基建的赋能者，也就是新基建技术的提供者，这些企业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运营商，新基建是数据流的基础设施，运营商承担了网络的连接，还有一种是ICT厂家，提供应用软件、数据库、云计算、大数据等服务；另一类参与者是新基建的应用者，目前比较集中在教育、电力、能源、医疗、金融等行业。

“我们所做的是数字技术的产业化的，而应用者是实现产业的数字化，通过产业+数字化来提升效率、降低成本，这其中既有机会也有挑战，企业如果失去了这次数字化升级的机会，就将面临的生存压力，现在是不进则退。”于英涛说。

范为认为，5G+大数据的基础设施建设由国家或大型企业提供，中小企业要更加灵活地建筑商业模式。

顾强也认为，目前新基建最大的应用场景是消费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但要注意三个问题，第一是底层建设，以工业互联网为例，要把车间、工厂和所有的运营连接起来，这里面有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既需要技术供给问题，比如基础软件、工业软件，也需要设备、工艺跟网络技术的融合；第二个问题是平台，大量的互联网公司很难运行一个工厂的平台，大多数是通用模块，工厂的操作系统平台跟现实需求有很大差距；第三个是模式问题，在存储计算、融合应用领域，很多都是没有技术供给，没有成熟平台，还没有很好的商业模式，这些需要大量的企业进行探索。

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数据的归属问题。

“要想办法解决在产业互联网中数据到底属于谁的问题，工业生产数据化之后，产业互联网中企业内部的数据是打通了，但是不愿意分享，技术体系如何搭建，如何找到商业模式这是现实问题。”罗鹏说。

与传统的基建相比，新基建鲜明的特征就是政府的作用发生了变化，政府从传统基建的主导投资转为对新基建的引导投资，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还希望政府做什么？

赵辉表示，除了大型新基建的项目建设中优先采用自主可控的国产技术，核心平台包括智能终端，支持本土科技企业的发展，提高产业链的自主化水平，希望地方政府能在引入资本的同时，在业务和生态链的源头，更多对民企开放，进一步放开新基建的市场准入门槛，在建设模式上作出调整和改变；此外，希望能在资本市场上加大对企业的融资力度，例如可以扩大科技的引导基金，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创新资产证券化制度等。

区域经济和绿色经济窗口期

经过十多年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基础设施总量已达到全球的较高水平。但受土地面积、人口总量的影响，基础设施的密度及人均水平仍有较大的差距。已经明确新基建涉及“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新基建的推进也要有更为长远的区域发展规划。

顾强认为，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看，新基建要依托中心城市的都市圈区域率先发力，全国30个都市圈，集中了32%的人口和52%的GDP，都市圈的薄弱的环节是外围区域，应该把都市圈的外围区域作为新基建的重点。

人力资本分布的不均衡，成为新基建的区域推进中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赵辉就表示，人才、资本聚会地肯定会形成规模效应，大型城市更有优势，新基建的根本是服务于经济发展，各地的发展基础不同，对新基建未来的推进和需求也存在着巨大差异，地区的发展基础、产业支撑、承载能力和创新机制这些都是影响因素。

不过，罗鹏则认为，新基建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也是一次后发赶超的机会，比如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东部地区的交通网络已经比较密集，西部地方一定会加速这方面的建设。

“大数据中心落户在内蒙、贵阳，是因为这些地区有很好的电力输出能力，而且夏季凉爽，这成了西部城市的独特优势，东部地区开始加速工业互联网建设，东北有很好的工业基础。”罗鹏表示，区域在推进新基建的过程中要根据优势找准发力点，而不是样样都干。

于英涛认为，除了技术，新基建还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型有着紧密联系，通过信息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大幅降低行政成本，对城市治理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都会极大好处。

范为认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已经从“仙女散花”模式演进为以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等为代表的城市集群发展模式，新基建应该会在这些经济群率先推广。

赵辉也表示，新基建加速布局有利于打造集约高效、智能安全、经济可靠的基础设施的体系建设，促进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新基建促进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高速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了空间和支撑，从传统的制造向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新基建为绿色产业的发展创造了空间，提供了窗口期，绿色经济与新基建更好地进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