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通论》中的记忆幽灵

樊星2020-06-15 16:09

樊星/文

一切遗忘都关乎记忆,因为遗忘本就意味着记忆的缺席。同样,当我们提及“过去”时,所指的也从来不是真正过去的事物,而是前尘种种停留不灭的幻影。通过刻意遗忘或念念不忘,人类编织他们所认可的历史,再借助对历史的重述,来完成某种集体意识的构筑。

在安哥拉作家阿瓜卢萨的《遗忘通论》中,“历史”便由主人公卢多的日记与她“在公寓墙壁上用木炭涂抹的文字和图案”确立,而叙事者则利用卢多的证言,“虚构”出一则用以与读者分享的传奇故事。因此,在这部2017年都柏林文学奖的获奖作品里,我们能够看到记忆与遗忘的交织,安哥拉国家历史与个人悲欢困苦也夹杂其中。正如记忆与遗忘的关系一般,集体与个人也成为彼此最好的注解。

复数的叙事,复数的真实

然而,阿瓜卢萨的写作野心却不限于此。倘若确如小说所言,“有好故事的人简直就是国王”,这位安哥拉作家也并不满足于做一个国王,而是要讲述众多“国王”的生活。书中的每一个人物——自我“封闭”28年的卢多、残忍暴力的秘密警察蒙特、不择手段但最终悔悟的“刽子手”热雷米亚斯、疯癫与智慧并存的前革命者“小酋长”——都拥有精彩绝伦的人生故事。它们彼此叠加,相互印证或是相互驳斥,展现出一种复数的真实。这让人想起阿瓜卢萨在一则访谈中说过的话:“特定的真实有一种集权主义特征,属于一个集权的国度。唯一的真实并不存在,存在的是真实的多种版本”。

在《遗忘通论》里,真实的复数性展现在方方面面。除小说中的多重人物视角之外,还有两种目光参与了故事的构成,一是看似掌控全局的叙事者,二是有着个人解读自由的读者。这部作品篇幅不长,但却讲述了历史动荡中多位主人公半生甚至一生的故事,不乏精妙的细节切入。这意味着小说是选段与碎片式的,充满电影感。在全书最后,作者解释说故事灵感来源于未成形的电影剧本,也佐证了这一点。因此,在这部小说中,叙事者就像一名手持摄像机的导演,引导读者的目光。与此同时,他又像一位剪辑师,略去了许多冗长的素材,以鼓励读者自行想象、拼接。

不过,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本书最吸引人的还是语言对真实的构建。毕竟,当阿瓜卢萨为小说冠上《遗忘通论》的标题时,已经将记忆置于本书的核心,而语言恰恰是每一个个体与群体记忆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对于安哥拉等前葡萄牙殖民地而言,葡萄牙语的使用意味着殖民历史的遗存,与此同时,语言的规范性也暗含着社会教化的规训。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对语言的创造性使用也无疑可以视为是对殖民历史与社会强权的反抗,因为它们也创造了另一层面的真实。

“爱”生来就是要赢的

“‘爱’生来就是要赢的”,这是警察妻子玛利亚·克拉拉在书中的原话。而如果我们接受都柏林文学奖评审的观点,认可“尽管《遗忘通论》展示了饥饿、酷刑和杀戮,它的基调与核心仍旧是爱……”,我们也无疑会赞同玛利亚·克拉拉的话,即使在她口中,“爱”首先是一只鸽子的名字。

这是一只先天不足的信鸽,却最终成为多项比赛的冠军。它承载着玛利亚·克拉拉的希望,飞出鸽笼,在寻找蒙特的过程中,吞食了卢多的钻石,又落入小酋长手中,彻底改变了后者的人生。因此,当故事谜题在小说最后一一揭开时,读者看到的将不再是以“爱”命名的鸽子,而是化身为信鸽的“爱”。

身为生长在父亲权威之下的十七岁少女,玛利亚·克拉拉对父权的反抗是以对鸽子的命名开始的。尽管父亲才是公认的养鸽人,但“玛利亚·克拉拉命名的鸽子往往是冠军”。她相信爱,即使用以同爱人传递讯息的信鸽被小酋长截获,她依然成功摆脱父亲的管制,回到安哥拉与蒙特重逢。而秘密警察蒙特尽管一生作恶无数,却也从未辜负妻子的深情,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便是结婚三十周年之际,“和玛利亚·克拉拉抓甲虫和蝴蝶、读书、乘独木舟漂流”的日子。最终,他在帮妻子安装有线电视时被天线砸死,“也就是说,他死于爱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爱”确实能够创造奇迹、无往不胜。它唤醒了卢多的恻隐之心,赋予小酋长以重生的机会,并最终杀死了血债累累的警察蒙特。尽管信鸽的躯体最终死去,爱却上升为一种信仰,持续影响着众人的生活。

“光辉”之死

相比之下,“光辉”之死要更加暗淡一些。从悲观的角度看,“光辉”的出现或许本来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象,是部分安哥拉革命者走投无路的自我安慰。它只是小酋长被捕期间,在监狱中偶遇的老鼠。小酋长执意以这个名字称呼它,尽管“它毛色混杂且态度冷淡,耳朵被咬掉一块,毛皮状况很差”,与“光辉”二字毫无关系。

但倘若站在积极的立场,这一插曲却又象征着,即使在失去了包括人身自由在内的所有权利之后,受害者仍保有对事物评说的特权,旁人的判断并不能让他闭嘴。“我从不沉默。他们要是对我大喊,那我喊的比他们还要响”,小酋长的这番自白恰好成为“光辉”之死的绝佳引言。事实证明,政治警察无法撼动这种意识,他们可以用残忍的方式杀死那只老鼠,却无法阻止小酋长在若干年后再度回忆那些“光辉”相伴的时刻。

“切·格瓦拉”与消逝的外来者

自我隔离许久之后,卢多在非洲无花果树的枝叶间看到一只叛逆的猴子,便将其命名为切·格瓦拉。尽管书中并未明确具体的日期,但却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自1975年开始,古巴在安哥拉开展的军事干预行动。“它和我一样,都是这个城市里的外来物。”在十几年的反殖民战争之后,安哥拉刚刚彻底赶走葡萄牙人,取得独立,便迎来了古巴军队的入驻。

因此,外来者注定不受欢迎。“孩子们朝它扔石头,女人们用木棍驱赶它。冲它叫喊。对它辱骂。”通过描述一只名为“切·格瓦拉”的猴子,与世隔绝的卢多得以将读者带回到古巴军事干预的历史中。正如译者在注释中交代的那样,1977年5月27日,安哥拉首都发生政变。也正是由于古巴军队的支持,时任安哥拉总统阿戈什蒂纽·内图得以控制局势,并对政变分子进行追捕清算。而在《5月27日》一章的日记里,卢多首先写道:“今天早上切·格瓦拉特别躁动,在树枝上跳来跳去,不停叫喊”。她没有收音机,无法确切得知外界发生了什么,但“切·格瓦拉”的动向又说明了一切。

在小说中,这只猴子最后出现时,腿部受伤,然后死于卢多的诱骗之下。饥饿的卢多为了果腹,杀死了外来者“切·格瓦拉”。而正是在同一天,卢多本人“意识到她已经不觉得自己是葡萄牙人了”。这就像一个巨大的隐喻:当一切结束之后,安哥拉土地上不再有外来者的位置。

患白化病的“幽灵”

上述隐喻直接参与了记忆的构建,而记忆又与身份紧紧相连。在《遗忘通论》中,不少人物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身份转变,其中最典型的当属热雷米亚斯·刽子手与卢多。热雷米亚斯几乎死过一次,子弹穿过他的喉头,夺去了他的声音。而卢多在28年的幽闭生活中,也从“我理解不了他们在说什么(……)因为他们说的葡语已经不是我的语言”,到最终通过阅读、写作、与自然对话,而坦然地对女儿说:“这里才是我的祖国。我已经没有别的故乡。”

与卢多这种身份认知同时改变的,还有她对阳光的态度。在小说开头,卢多是一个不敢曝露于天空之下的人,出门都要撑一把巨大的黑伞。但在故事结尾,她却感恩安哥拉是“光的盛宴”,使她能够保持光感,不至于完全失明。这让人想到了全书中最重要的非人类角色:一只叫“幽灵”的狗。“幽灵”是一只白化狗,需要避开阳光,正如年轻时的卢多一样。当姐夫奥兰多将这只狗送给她时,卢多不假思索地为它取了“幽灵”的名字。从此,“幽灵”成为卢多隔绝生活的唯一陪伴,是她最亲近的生物,也是她唯一爱着并且也爱着她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幽灵”仿佛她的另一个分身,通体雪白的狗就像流荡在非洲土地上的白人,都是这片土地上的异类。“白化病”本身更是阿瓜卢萨极为重视的意象,在《贩卖过去的人》中,主人公费利什·文图拉便是一位白化病人,同样的病症也出现在其短篇小说集《光明目录》(CatálogodasLuzes)中。

无论在现实中还是象征意义上,白化病人在非洲都会遇到重重困难,正如卢多最早将自己封闭起来,其实是为了不被伤害。在葡萄牙的痛苦记忆如“幽灵”般缠绕着她,她自己又何尝不知道这一点。随着时间推移,卢多才渐渐能够面对过去,她通过“书写”来“遗忘”,通过回忆来释怀。在名为“幽灵”的白狗死去之后,卢多上露台时终于不再用旧纸箱遮蔽身体,她也终于开始有了信仰——信仰一只狗的灵魂,并同记忆与自我交谈。

言说记忆的方式

《遗忘通论》的叙事也有相似的特质,但却更注重“隐喻”与“现实”之间的平行关联。也就是说,在这部小说里,事物本体与其寓意并非互斥关系,而是能够彼此共存。“爱”“光辉”“幽灵”与“切·格瓦拉”,它们当然可以是抽象的概念,但也同时可以是信鸽、老鼠、白狗与猴子的别称。当一个单词变成一个名字,它便获得了具象的实体;当一个动物经过驯养,它便与人类的宿命紧紧相连。通过给动物命名,身处逆境的人暂时夺回了话语权;凭借对动物日常的记录,当事人完成了自我审视,道出了原本难以言说的回忆。而对于一部文学著作来说,这种多层级的语言变换也无疑是对诗意最好的注解。

在这个意义上,《遗忘通论》就像一座精致的多维迷宫,供读者徜徉探索。在第一维度,我们看到一则多线索交汇的精彩故事;在第二维度,我们读懂安哥拉近半个世纪的动荡历史;在第三个维度,我们听到不同的声音在各自言说他们的过往。在阿瓜卢萨笔下,各主人公命名、交谈、回忆、书写,他们用复数的语言,共同创造了复数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