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文

当愤怒的反种族主义抗议人群（当然其中难免混杂着许多街头流氓和醉汉）推倒托马斯·杰斐逊的雕像、在温斯顿·丘吉尔的铜像上涂抹恶毒字眼，甚至要求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名字从历史书中删除……像你我这样具备常识理性而又不失同情心的成年人也许会忍不住哀叹：这个世界怎么了？

此刻我特别怀念一位伟人，他就是整整100年前的这个时候离世的马克斯·韦伯。

1920年6月14日，一生饱受各种病痛折磨的韦伯在慕尼黑溘然长逝，撇下了一个令他几乎完全丧失希望的德国和西方世界，并留下了一座浩如烟海的学术迷宫。

我这么说丝毫没有夸张。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当时德国学术界的领袖人物和热心投身政治实践的社会活动家，韦伯是战后德国政府派往巴黎议和使团的一名成员。我们现在都知道，1919年夏天签署的《凡尔赛条约》与其说是一份解决争端的和平方案，不如说是一封挑起更大争端的战书，而且里面还充满了令人难以接受的胁迫和侮辱。

像当时绝大多数欧洲知识分子一样，马克斯·韦伯当然也是一位炽热的爱国主义者，《凡尔赛条约》让他心灰意冷，耗尽了最后一点生命意志。不过，这对于这位近现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未尝不是一件幸事。以他的年龄（享年56岁），他完全有机会亲眼目睹下一场世界大战。他将发现，西方文化和西方历史的前景看起来比自己的悲观预言还要黯淡。

一

按照专业化的学科分类，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爱米尔·涂尔干被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这是今天学术界的一个牢固共识。不过，在他自己的时代，韦伯主要被看作是一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有人说，韦伯是“最后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这种评价是合适的，但可能尚未触及要旨。我认为，韦伯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旧式”或“传统型”思想家。进入20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所谓“现代性”大厦已经摇摇欲坠。对它构成致命冲击的，先是各种诉诸直觉的神秘主义思潮，后是试图瓦解一切“宏大叙事”的后现代理论。它们虽然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可以粗略地把二者归到“右”和“左”的类型中去），但都对启蒙理性发起了严峻挑战。

韦伯则丝毫不为这些“时髦潮流”所动，坚守自己作为一名“科学家”的使命。正是这一点使我异常地想念他，在如今这样一个政治与学术（专业）界限越来越模糊的时代。

我不会在本文中全面总结韦伯的生平事迹、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一个世纪以来，关于马克斯·韦伯的传记和研究汗牛充栋，我不会做得更好。但提纲挈领地梳理一下他的学术特点还是十分有必要的，这也与本文的主题直接相关。

如果把他与马克思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韦伯的学术思想有以下两个显著的不同——

首先，在历史演进发展的动力问题上，韦伯更加强调思想观念的重要作用，他显然不同意马克思所强调的那种经济决定论。

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观念”与“利益”（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话来说，就是“物质”与“意识”）一直是一对让人们争论不休的关系。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观念应当被理解为某个统治阶级经济政治利益的投射，他称之为意识形态。当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机械地将观念视作利益的纯粹被动的镜像。马克思本人、特别是后来的共产党人，都高度重视思想观念“反作用”于社会实践的强大能动性。但不管怎么说，观念是现实的派生物，它不可能独立于社会现实。然而韦伯终其一生都在反对这种“唯物主义”学说，在他看来，观念与利益都具有足以促发社会变迁的巨大力量，他一再指出，历史和社会研究绝不能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利益。

这最集中地体现在韦伯被认为取得最高成就的宗教社会学研究领域。在他的传世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试图得出这样的结论：禁欲主义的加尔文派“新教伦理”是社会的“理性化”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根本动力。

与此密切相关，韦伯格外重视杰出人物对历史演进的突出影响和决定性贡献。这类具有超凡人格魅力的领导者，最典型的如历史上的宗教先知，他称之为“克里斯玛（Chrisma）型领袖”。

在讨论国家与政治的时候，韦伯也不同意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点，虽然他并不否认社会中的确存在可以按利益划分的不同阶级,但他更重视行政机构本身及其运行逻辑对国家及公共生活所产生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他称之为“官僚化”和“科层制”。

第二个十分重要的区别是，韦伯并未像马克思那样建构一个宏大的普世的理论体系，他也不相信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体系对分析和研究社会问题有任何裨益。因为他深信，人类历史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规律”，人文社会科学至多只能对一些特殊的历史事件提供一些特殊的解释。

韦伯自己曾经说过：“在精确的自然科学中，规律是极其重要而有价值的，可以用来衡量某种科学是否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对于处理具体历史现象的知识而言，最一般的规律，由于缺乏实质性的内容，同时也是最无价值的……在人文科学领域，具有普世意义和一般意义的知识，就其本身而言，是从来都没有任何价值可言的。”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在韦伯的思想中，没有任何决定论和目的论的内容。换句话说，他也不相信人类社会存在什么终极目标，他甚至都不认为我们有能力比较清晰地看到未来发展的前景。

与马克思一样，韦伯也十分关心“异化”（这个概念最初是黑格尔提出的）问题，但他的关注点也与马克思不同。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的，比如说，大机器生产方式造成了劳动者的异化。但韦伯所认为的异化，更多地是官僚体系的科层制与工具理性之下的产物。

与马克思的乐观主义相比，韦伯对资本主义和人类社会的未来充满忧患。他认为，“祛魅”和理性化之后的结果是“工具理性”日益压倒“价值理性”，从而使人变成失去灵魂和审美感觉的行尸走肉；而启蒙理性为了调停“诸神”之间无穷无尽的争斗而发展出来的抽空了“价值”的自由主义，终将把我们抛进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迷途。对此，韦伯没有拿出任何解决方案。归根结底，他不认为有什么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尽管没有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但韦伯却创造了一套前后高度连贯的方法论，这在社会学研究中独树一帜，大概也是他对人文社会科学做出的最大贡献。作为一位典型的理论家，而非今日社会学那种专注于田野调查和数据分析的学者，韦伯方法论的核心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提炼出所谓“理想类型”，并加以深入剖析。这使得韦伯的学术分析非常清晰而有条理，并且极具辨识度。时至今日，韦伯“发明”的那些“理性类型”——例如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克里斯玛、理性化、科层制……——已经成为社会学这门学科中家喻户晓的基本概念。你可能从没有读过韦伯的书，对社会学也一无所知，但你多半听说过这些概念中一些，它们同马克思创造的诸如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剩余价值、意识形态等概念一样，成为人类精神世界中的永恒存在。在这方面，就连伟大的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都难以同其相比，他创造的诸如“物自体”这样的概念甚至在哲学圈内都未能成为“通用概念”，更别说在一般社会大众中留下什么印象了。

二

当人们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写进历史教科书，并且花了非常多的笔墨；当人们为他建一座伟岸的雕像，或者把很多地方命名为“哥伦比亚”……他们究竟是在干什么？又为了什么呢？

哥伦布是历史上第一个美洲大陆以外发现这片大陆的人，从而第一次将这片孤独的大陆纳入全球历史，并给随后的人类文明史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变化……这些难道不是十分可靠的事实吗？

作为一名冒险家、殖民主义者以及毫无疑问的种族主义分子（可能还是宗教投机分子），哥伦布并未受到邀请或同意，以武力闯入给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带来了灭绝性的大灾难……这些难道不也是铁证如山的事实吗？

那么，哥伦布究竟应该像伟人一样受到我们后人的纪念和尊崇，还是应该像罪犯一样受到批评和审判？今天，这个问题把我再一次带到了马克斯·韦伯面前。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曾在他所展开的渊博的思想画卷中流连忘返。

1919年，大约是心力交瘁地从凡尔赛返回德国之后不久，韦伯受聘于慕尼黑大学。在那里，他曾向一群青年学子发表了两篇日后被广为传颂的演说——“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在那两篇演说中，韦伯极为清晰地界定了学术与政治的定义和界限，并划出了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我看来，韦伯所说的学术工作可以扩展到一切专业性领域，而他所说的政治工作也可以扩展到一切社会公共性事务。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这也可以视为思想与行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韦伯坚定地主张，学术具有超然于政治的独立的存在价值。学术并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本身就是目的。学术与政治之间不仅互不隶属，而且还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深刻分歧。

今天，稍微受过一些教育的人都会认同“学术独立”（学术不应受到金钱和权力的支配）的正当性。然而，学术的这种独立性究竟有什么依据呢？或者说，科学研究对于社会现实和个人生活的“意义”何在？

韦伯认为，除了能够带来一些切实的好处（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能够通过技术进步而转化为更高效率的生产力）之外，现代的学术研究能给予人类的最好的东西就是头脑的清明。韦伯说道：

如果有人采取了如此这般的立场，那么根据科学的经验，他要想在实践中贯彻自己的信念，必须也采取如此这般的手段，而这些手段本身，或许正是你相信你必须予以拒绝的。面对这种情况，你必须在目的和无可避免的手段之间做出选择。目的能否“证明”手段合理？教师可以向你揭示选择的必然性。……当然，他还可以进一步告诉你，如果你需要如此这般的目标，你也必须接受经验显示会出现的一些如此这般的附带后果，……至此，我们终于看到了科学本身对清明的头脑所能做出的最后一个贡献，同时也看到了这一贡献的界限。我们可以并且应当告诉各位，从如此这般的一个世界观方面的终极立场，可以前后一致地（因此也是保持忠诚地）推导出如此这般的一个实际立场的意义。这种意义，可以从这样一个立场或若干个立场推导，但我们可以说，它不能从其他不同的立场推导。形象地说，你将侍奉的这个神，如果你决定赞成这一立场，你必得罪所有其他的神。因为只要你坚持忠实于自己，你必然会达到这样一个终极的、有着内心意义的结论。……因此，只要我们对事情有正确的了解（这是必要的前提），我们就可以迫使，或至少协助一个人，对自己行为的终极意义做出说明。……如果教师取得这方面的成功，我甚至愿意说，他就是在服务于“道德的”力量，因为他创造了义务的意识、清明的头脑和责任感。我还相信，他越是本着良知，避免向他的听众灌输或推荐自己的立场，他的这项成就会越大。

换句话说，学术（专业或科学研究）作为一种“客观”知识，有着自己的逻辑，它不会因为人们的价值立场不同而改变。

也正因为这个缘故，韦伯绝决地站在学术专业化一面。他认为，学者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可以传之久远）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他强烈地抵抗试图将政治因素渗透进学术领域的时代潮流。“在课堂里没有政治的位置。就学术而言，政治在这里没有立足之地。”“我对那些门庭若市的课程深感怀疑，……民主只应当用在适当的地方。”“在课堂里，唯有理智的正直诚实，才是最有价值的美德。”教学和研究的艰难而唯一使命就是“以恰当的方式将科学问题呈现出来，使一个未曾受学但具备了领悟力的头脑能够理解这些问题，继而能对他们进行独立的思考。”他猛烈抨击那些幻想家和说教者，“如今十分时髦的事情，或者说文人所祈求的模式以为可以将专家废除，或将他贬低为听命于幻想家的工匠。”说这些人应该“到电影院去”或“回到福音书中”。

在这里，韦伯身上的那种“旧式”学术理想一览无余。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学术研究与终极关怀（或者在低一点层次上说，价值立场）的关系。韦伯毫不含糊地宣布，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人们并不能通过科学研究来获得“什么是对错”、“什么是善恶”的结论，这已不是知识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他们的意志，或者毋宁说信仰。

为此，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必须区分专业工作者与公共事务参与者的身份。要是把有关学者和行动者所追求的判断混淆起来，就必然会同时危及两种判断的有效性。

韦伯承认，要一个以学术为业的人（例如讲台上的教师）在学术工作中时时做到自我约束、刻意隐瞒自己的价值观、不将自己的立场强加（或偷偷塞进）自己面前的工作中，的确是很难做到的。为此，我们“只能要求自己（主观上尽可能）做到知识上的诚实”，“一名科学工作者，在他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之时，也就是对事实充分理解的终结之时”。

教师在课堂上绝不应是领袖，这超出了他的职业伦理。如果他觉得自己的职责是介入世界观和政治意见的斗争，那么他就应该走出教室到广场上、集会上、报章上……去这样做。总之，变成一个“以政治为业”的人。

政治因为是“众人之事”，所以注定不会是客观的、专业的。政治的成就归根结底取决于多数人的拥护，因此，政治需要立场鲜明地主张什么、反对什么，还需要通过富有感染力的游说、甚至激情洋溢的煽动，将更多人争取到自己的阵营里来。

现在，我试图回答一下本节开头关于哥伦布的那个问题：我相信，新大陆发现之后的每一代人都对哥伦布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这取决于他们的身份（欧洲移民还是印第安土著？）和信念（右派、左派还是中间派？）。然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这是人类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将哥伦布写入历史教科书，为他塑一座雕像，用他的名字命名一些地方……都是为了保存这个历史记忆。因为历史是一门客观知识，并不会随着人们的主观价值立场的改变而改变。而那些妄想将哥伦布的名字移出历史书、推倒他的雕像、修改“哥伦比亚”这个地名……的人们，是在试图用当代政治的法则取代历史科学的原则——在他们看来，知识不具有客观性和独立性，科学知识的真理成分取决于多数人的同意。

如果马克斯·韦伯泉下有知，一定会痛斥这种观点的荒唐透顶。我也是。并且我还想加一句：纵观古今中外历史，特别是20世纪的历史，我们能够获得的最重要的一条启发就是：试图把学术变成政治的仆人，或者更简单地说吧，将学术工作视作是为某种意识形态做宣传，结果必定是，既败坏了学术，最终也败坏了政治。

对此，韦伯说得非常好：一名正直的教师，他的首要职责就是教会他的学生承认“令人不舒服的”事实。对于一切党派观点来说，都有些十分令人不舒服的事实，甚至对韦伯自己也是如此。而一个学术工作者如果迫使自己的听众习惯了接受这样的“不舒服”，他所取得的成就便超出了单纯的知识成就。

有些事情虽不美、不善、不神圣，却可以为真。

关于哥伦布雕像的争论，请允许我再引用一段韦伯的原文作为结语：

或我们再想想历史和文化科学。这些学科教给我们如何从其源头上理解政治、艺术、文学和社会现象。它们既不告诉我们，这些文化现象过去和现在有无存在的价值，更不会回答一个更深入的问题：是否值得花费功夫去了解这些现象。它们所预设的前提是，存在着这样的关切，希望透过这些过程，参与文明人的共同体……

三

学术的独立性需要从事学术工作的人的清明的头脑和高度的自我约束，然而，从根本上说，只有良善的政治才能维护它，学术的特性使之并不具备确保自身不被政治力量吞没的刚性（制度性）保护罩。那么，在这个民意在几乎每一个问题上都高度两极化的喧嚣世界上，在这个世界各地的政客们无时无刻不在试图利用和煽动民粹，以牟求自身政治利益的阴暗时刻，百年前的智者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教诲呢？

在《以政治为业》这篇演说中，马克斯·韦伯首先提醒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不可避免地卷入以前他们很少有机会参与的政治事务。可以说，政治成了如今每个人的“副业”。即使不以政治为业的人也都会发现，自己经常扮演“临时的”政治家的角色——当我们投下我们的选票，或完成一次类似的意见表达，如在“政治”集会上鼓掌或抗议，或发布“政治”演说等等，这时我们都属于“临时”政治家。

从我的角度说，这种“民主化”的过程既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参与空间，意味着某种可能性，也带来了显著的风险。历史上，“煽动家”一直是西方领袖式政治人物的典型，古希腊的伯利克里就是第一位被明确地称为煽动家的人。在今天的民主制度下，政治上的煽动家和投机家忽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勇武之力。看看今天的欧美国家吧！

在韦伯眼里，有三种基本素质，是一位合格正派的职业政治家（也就是“以政治为业”的人）所必须具备的：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三种素质，亦可称之为“政治人格”。

而政治家最应该避免的一种品性，则是虚荣。虚荣是人性的一种普遍弱点，几乎没有人能够完全摆脱它。但对于政治家来说，虚荣却是最有害的人格。它会让政治家在追求权力（这是“以政治为业”所必须）的过程中本末倒置，不再把权力当作一种手段，效力于自己理想中的事业，而变成目的本身，即纯粹的自我陶醉。虚荣诱使政治家缺乏客观性和责任心，甘心充当一名演员，竭尽全力去追求和制造各种表面轰动的“效果”，而不是去实现那些实质性的政治目标。

读到这里，你或许又一次不自觉地关照了一下当下世界。

但韦伯在这方面做出的最大贡献还不在于此，而是第一次清晰地指出并区分了两种政治伦理：他自己称之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德语分别是Gesin－nungsethik和Verantwortungsethik）。

人们的每一个行动都会受到上述两种伦理原则中的一个的支配，但这两种伦理原则有着本质的不同，并且势不两立。所谓信念伦理，即基督徒经常说的“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人们做什么事，只讲出发点，不问后果；而所谓责任伦理，则必须充分顾及行为的可能后果，它非常担心俗话说的“好心办坏事”。

对于“信念伦理”的信徒来说，他会觉得自己的唯一使命和“责任”就是去盯住信念之火，例如反对社会制度不公正的抗议之火，不要让它熄灭。他的行动目标，从可能的后果看毫无理性可言，就是使火焰不停地燃烧，这种垂范在其他领域或许具有极高的楷模的价值，但在政治领域却是毒药。

几乎所有的人类经验都告诉我们，“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即正义的愿望导致正义的结果，邪恶的愿望导致邪恶的结果）的古老训诫是极其不可靠的。真实的情况是：政治行为的最终结果往往、甚至经常完全不合初衷，甚或完全走到初衷的反面。对于这样的教训，就连早期基督徒都已经十分清楚，用他们的象征性话语来说：这个尘世受着魔鬼的统治，凡是将自己委身于政治的人，也就是说，将权力作为手段的人，都同恶魔定下了契约。政治，就是周旋于恶魔之间的艺术。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

首先，政治的有效性有赖于强制。更直白地说，政治离不开暴力。强迫和暴力违背了被强迫者本人的意愿，哪怕强迫者是出于善的初衷，也难免会造成悲剧性的结果。

其次，政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权力的运作就像一台机器。一个政治领袖需要许许多多追随者的协同效力，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这些追随者们不可能都怀有与领袖一模一样的理想和信念，他们追随他，很可能是出于其他截然不同的动机，比如说纯粹的物质利益，又或者是满足某种复仇心理。这使得政治过程必然充满了各种不光彩的“交易”和“分赃”。

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并不总是激动人心的。当一场情绪高昂的运动（例如当下席卷欧美的“BlackLivesMatter”运动）退潮以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按部就班的日常琐务，理想和信念会渐渐让位于枯燥沉闷的公务操作和市侩式算计，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

采用道德上令人怀疑的、或至少是有风险的手段，同时还要面对可能出现、甚至几乎肯定出现的罪恶的负效应，对于政治家来说，是每天必须经历的煎熬。任何不能深刻理解这一点的人，都是政治上的稚童。因此，任何想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都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

对一个信奉“信念伦理”的政治家来说，如果由纯洁的信念所引起的行为导致了罪恶的后果，那么他会高傲或者委屈地说，罪责并不在他，而在于这个世界，在于人们的愚蠢和败坏，或者干脆在于上帝的意志同自己作对。而一旦他认定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罪恶的手段和有害的副效应圣洁化，他会更加不计后果，孤注一掷，乃至于无法无天。

相反，信奉责任伦理的人，就会审慎而周全地考虑到人们身上习见的缺点。他不会认为有丝毫理由假定自己将要驱使的大众都是善良和完美的天使，因此他也不会觉得可以让任何其他什么人来承担他的政治行为的后果。正因为对于后果考虑得很多，他得以避免许多可能产生严重罪恶的政治行动。

让我们再次举目四望一下吧！

请允许用再次引用韦伯的两段原文来结束这场关于学术与政治的讨论：

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就此而言，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便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唯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

……他不但应是英雄，还得是十分平常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他们现在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们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怨无悔；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