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望 谢良兵/文 在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新冠疫情的双重影响下，作为中美贸易摩擦的主战场之一、外贸依存度高达113.9%的苏州，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美日要求本国在中企业回归本土，也令“外资纷纷撤离”的声音不断从苏州传出。

不过，苏州的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苏州累计实际使用外资3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有64个，合计超52.7亿美元，占总额比重67.4%；新增总投资超5000万美元项目（含增资）102个，注册外资81.6亿美元，占苏州全市引资增量的82.8%。

在对上半年利用外资的总结中，苏州用了“逆势增长、量质齐升，连创历史新高”的关键词来形容。从数据看，苏州似乎并未在2020年复杂的环境中失去竞争力。但中央已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毫无疑问，苏州再一次站在了历史选择的关键时刻。

从国际大循环到国内大循环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央使用了“发展新理念”“发展新阶段”“发展新动能”等概念，而今，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国近四十年来的一大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受亚洲“四小龙”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加快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央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划出一部分区域试办出口特区，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吸引外资，还特别强调要重点把深圳的出口特区办好。

1987年10月，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的王建（现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可以说，“国际大循环”是对当时流行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出口战略的形象概括。

此时的苏州，正处于开放型经济的起步发展阶段，并逐渐成长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一匹“黑马”。此后，苏州一路狂奔，到2020年上半年，其工业产值已超过上海，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城市，并成为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大循环”的一个缩影和模板。

除了苏州，“国际大循环”战略也让中国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使得中国迅速融入了全球产业链当中，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且有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是，随着“国际大循环”战略的成功，对其进行调整的必要性也日益显露出来。

其实，早在2006年初发布的“十一五规划”中，中央就已经明确提出，应“立足扩大国内需求推动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

很可惜，这一决策并未得到坚决而全面的落实。直到2020年5月，“国内大循环”概念的首次提出。这一概念的出现以及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背后有两大主因——

一是中美贸易摩擦。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欧美等西方国家对全球化战略进行调整，逆全球化潮出现。而美国的“去中国化”加速，甚至扬言中美全面脱钩，除了对中国高科技罗列精准封锁的“卡脖子”实体清单，还对华为等中国企业进行围猎。

二是全球性的新冠疫情。疫情促使各国产业链重构开始重视安全性考虑，并从考虑效率转向考虑安全性；同时，疫情引发的经济大衰退导致了外需的疲软，大国都是靠内需驱动的，中国也需要由一个潜在的消费大国成为一个事实上的消费大国。

本质上而言，实现从“国际大循环”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转变，就是要使中国经济拥有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结构，在保证粮食和能源安全的基础上把中国建成一个制造业强国。而苏州、宁波、佛山等制造业强市则需要承担起先锋使命。

世界第一工业城市的新难题

苏州作为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地级市，市域常住人口已过千万，依然排名全国综合实力十强、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实力第二、江苏城市综合实力第一，且近年经济发展也可圈可点，今年上半年工业产值超过上海，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城市。

但值得警惕的是，与国内东南沿海新型城市尤其是深圳比较，苏州经济地位有持续下降的趋势。

苏州与深圳GDP由2010年的407亿元差距，扩大到2019年7691亿元差距，占到了2019年江苏与广东GDP差距的95.6%；换句话讲，江苏与广东GDP差距扩大是苏州与深圳GDP差距扩大所致，2019年苏州与深圳GDP差距几乎等同于江苏与广东GDP差距。

苏州经济地位下降还表现为其近年在江苏省经济地位的持续下降。2010年苏州占江苏GDP比重为22.3%，到了2019年则整整下降了3个百分点；与之比较的深圳，2010年占广东GDP比重为21.5%，到2019年则上升了3.5个百分点。

苏州曾经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创造了苏州辉煌，“昆山之路”、“园区经验”等引领风骚十余年，乃至当今江苏、全国不少城市仍以苏州为榜样，但是，近年产业升级迟缓是苏州经济地位下降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苏州的内部经济一体化较差也是导致苏州经济地位下降的因素。苏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它更像一个比较松散的城市群，其下辖县市经济与主城区的一体化程度不够，当然，随着高铁和高速网络的改扩建，苏州正由分散状态向集聚变化。

苏州以产业链“链接”全球，吸引了约1.7万家外资企业，累计实际使用外资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美国是苏州的主要出口目标国，苏州占中国对美出口的1/8，占江苏省对美出口的2/3。这让苏州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经贸摩擦双重挑战下，压力较大。

苏州的外贸依存度过高也会导致其产业升级缓慢。比如，苏州与深圳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重点发展产业，但苏州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以外来投资企业为主，深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以本土内生企业为主。苏州此类企业容易因成本上升而向外转移。

更为严重的是，作为出口导向型城市，苏州的产业依托于全球产业链，但在全球产业链当中的位置并不高，有些产业缺少龙头企业、缺少核心技术，产品附加值不高，未能形成本地化的紧密产业协作和配套链条。这导致其在全球供应链上的主导权与话语权较弱。

与佛山、宁波、青岛等其它制造业城市相比，苏州还缺少本地品牌，缺少整合性强的终端产品，缺少航母作战群之类的集群企业；由于苏州本土企业发育滞后，1995年后苏州居然罕有本土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较大新兴企业诞生。

苏州如何应对双循环新格局

事实上，苏州参与双循环还是有其自身优势的：一是苏州的工业门类齐全，是中国排名靠前的；二是苏州的制造业，虽然不是最高端，但基本上都是中高端，一旦国内大市场真正激活，苏州产品有优势；三是苏州历史上一向以精工制作，精工良品著名，利于给国内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四是苏州制造以前都是外贸为主，好东西都卖给了外国人，可以学当年日本或亚洲四小龙出口转内销，服务国内消费者。

当然，除了这些优势，我们对苏州应对双循环新格局有如下建议——

第一，苏州要着眼于未来产业的补链、强链。内循环为主的背景下，苏州需要围绕国家重大产业布局建链、补链。如加强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三大领域。作为离生产最近的地方，生产性服务业是苏州发展最好的一个风口。

第二，苏州应深度融入长三角，方能做强对内开放。未来的双循环格局下，疏通“两横三纵”，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成渝双核等四个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中国经济的内循环系统基本可以建立起来。

粤港澳大湾区有开放优势，长三角有制造业优势，京津冀有政策要素集聚优势，成渝有内陆腹地优势。长三角要素质量最高，城市形态结构层次性也比较合理，如何处理苏州与长三角尤其是与上海的产业分工协作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

8月20日，最高领导人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深刻认识长三角区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长三角地区的人均GDP已超2万美元，作为制造业最核心的地带，传统制造业比较发达，有深厚的基础，很强的竞争力，而且在不断升级，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先进制造业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集群，这些都是长三角参与双循环的优势所在。

而苏州在这样的一体化内完全可以在上海建设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全球科创“五个中心”之外，建设制造业中心。尤其是在长三角在打造跨区域世界级产业集群，提升全球价值链能级中，苏州要发挥其制造业优势，深度融入到长三角的一体化过程中去。

再比如，苏州目前与青岛一样，也提出了要打造工业互联网城市的目标，但苏州互联网本身并不发达，可是放在整个长三角来说，可以接受杭州和上海的互联网辐射，从而在与其它城市竞争的时候获得优势。

第三，苏州需要提高内循环的贡献度。对外继续推进高层次开放，对内则要提升内循环的贡献度。要防止苏州的外资外商向东南亚转移，可以动员外资外商向中国内陆转移，比如说中部的安徽，西部的西北、西南，内地的劳动力优势还在，而产业配套能力也远高于东南亚。同时，还必须调整外资内资国民待遇的区别性政策，要更着眼于中性竞争，对于引进苏州以外的内资要有更多政策和优惠，与外资同等待遇。

第四，苏州需要加大创新和自有品牌的建设，服务内循环。苏州目前的两大问题，一是自主创新，尤其是苏州在与深圳比较的时候，最大的劣势就是创新力不够；二是苏州的自主品牌是比较弱的。苏州与宁波、佛山等这几个制造业城市比较，共同点是传统制造业与外向型企业偏多，但苏州很大的问题是自主品牌较少。

第五，打通内循环的硬钉子是资源配置中让市场起到决定性作用。衡量一个城市可以用市场机制指数、政府作用指数、科技创新指数、生态资源指数、社会和谐指数、全球化程度指数、城市化程度指数等七个指数来评价。

目前来看，苏州的政府作用指数、生态指数等还是可以的，但在市场机制指数和科技创新指数方面仍需提高。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把民间生产力解放出来，是苏州打通内循环的硬核所在。

（作者单位：中制智库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