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上的苏东坡

李冬君2020-09-07 13:39

(“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

【文化的江山】

李冬君/文

两千年前,孔子一声叹曰:“道不行,吾将乘桴浮于海。”

他也就一叹而已,并没有真下海去,要是真下海了,他的“道”,能形成海洋文化吗?或者说,在海洋文化里,他的“道”能行得通吗?没人这样问过。可那一声叹息,却提醒了后人,惹得诗仙李白游山玩水之余,要“直挂云帆济沧海”,而文豪苏轼,一贬再贬之后,欲“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了。

李白游仙,来到海边,只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也没有真下海去访问蓬莱。但苏轼被贬,却真的去了一趟海南,在岛上留下一堆诗文而归。

一生被贬终不改

苏轼被贬海南岛时,衣冠人物,缤纷中原。垂老投荒,无生还之望,便来安排后事: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材,其次修墓穴,并立遗嘱:“死则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乃东坡之家风也。”

本以为贬到惠州便此可以终老了,没想到一贬再贬,他还没从朝云之死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刚在朝云墓上,六如亭中,那“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的墨迹犹新,他就又一次从惠州被贬往儋州去了。途中,他耳畔尚有朝云游吟《蝶恋花》词余音环绕,每吟至“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时,就有那伤心人的泣声一路伴随他,不知“天涯何处”?可如今他是真个往“天涯”去了,不得不丢下了朝云,但愿那个“天涯”之地是他的“芳草地”。

他是个洒脱之人,既来之则安之,权当自己就是个海南人。路过广州时,他作《与友》诗,其中有两句:“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看来,他还真是乐天知命,尽管前程堪忧,他还是相信有“芳草地”等着他的来临。

待到孤岛一看,他便总结出“六无”,在给友人程全的信中,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六无”之中,第一便是“食无肉”,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先,他的美好生活,是食有肉,居有竹,二者已缺一,他当年就说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这回便应验了。

那时,弟弟苏辙,也随他一道,被贬到雷州半岛,兄弟俩隔海相望,互致问候,他听说弟弟瘦了,写了一首诗《闻子由瘦》,“子由”,是弟弟的字。诗中,提起土著人的食物,有诗句云:“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熏鼠烧蝙蝠”,看着土人的吃法,他真是站在地狱的门槛上,无语了,让他不由得想起“十年京国厌肥羜,日日烝花压红玉”的那些好日子。

“我是玉堂仙,谪来海南村”,被朝廷这样贬来贬去,有什么意思?他为什么不学陶渊明辞官归田去?他在孤岛上,写了和陶渊明的诗一百多首,把陶渊明当成了古今最伟大的诗人。伟大,不但在做诗,更在做人,陶公“不为五斗米折腰”,一下就把官身弃了,而他历尽万苦,也从未放弃自己的官身,似乎连这样的念头,也从未有过。

苏辙为他作《追和陶渊明诗引》一书,其中,就提到了“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腰见乡里小儿”,而他哥哥“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其一生,都未能悔悟,并且因此身陷大难,到晚年才要“欲以桑榆之末景”,将自我寄托于陶渊明,但“谁肯信之”?

知兄莫若弟,子由说他好陶公,有如叶公好龙,好的是形影,并非陶公之真身。尽管他也像陶公一样务农,看来惟妙惟肖,实则貌合神离,因为陶公是真农民,而他仍是官身一个。陶公说走就走,走出官场,挂印归去,走向农村,而他身在农家,却依然是官场中人。

他身后,永远有个政敌的阴影,可他一直就没搞清楚政敌的成因,为什么他的政敌都是他的友人?王安石,还有章惇,哪一个不曾与他惺惺相惜,为什么一入朝廷,便成敌人?其实,朝廷有一条政治潜规则,那就是朝廷没有朋友,只有君臣。在朝为友那就是朋党,为避朋党嫌疑,那就必须效忠,忠不忠看行动,最好的行动,就是向朋友下手,献上忠诚的投名状。

苏轼不是个能向朋友下手的人,但他却被作为向朋友下手以表忠心的一块好料。他朋友多,所以,对他下手的人也多,他在政治上,也是一块“东坡肉”,不但味道好,而且油水足,能咬而不咬一口,就如同妖怪圈里碰到了唐僧肉,哪能忍得住!

这样看来,性情中的“东坡肉”,不光能反映“民以食为天”的民生指数,还反映了官场上的政治人格指数,他的朋友中,但凡咬了他一口,都能当大官,而一直跟他做朋友,做得无怨无悔的,如黄庭坚等……都被官场边缘化了,终生为一小吏。

朋友是朝廷的政敌,独立人格也是。苏轼好交友,而且持独立人格,这就犯了朝廷的逆鳞,逆行了官场潜规则。他不懂得一个朝廷里面,其实也包含了两个中国,一个是法家操持的政统,那是王朝中国的实体,另一个便是儒家主张的道统,那是文化中国同王朝中国相结合的部分。

士人入仕,分两步走,先以内圣之道登道统,然后,再以外王之术入政统,比如一屋之中,道统为大堂,为客厅,招徕天下人才,广纳四方贤能;政统为内室,是帝王起居处,若非擅长理财与治兵者,不得入其内。有宋一代,能据道统而执政统者,仅王安石一人。

苏轼为官,虽登道统,却未入政统,立于朝廷大堂之上。侃侃而谈,足以语惊四座,然其所言,但为政论,未及政柄,须入内室密议,如财与兵者,他就没有说话的份儿了。因此,苏轼从政,煌煌政论有余,实际政治不足,能据道统以立政论,却未入政统而执政柄。

苏轼不做阴谋之人,那是他的天性。他据儒学道统,又不为道统所拘束,自由自在,我行我素。朱熹看他不惯,说他好谈兵论政,有纵横家习气,难免人品有缺,为学不纯。但人们都喜欢他,尤其是心学流行时期的明代人,如徐渭和李贽,哪一个不把苏东坡当做审美的标准——天人?他不但是人生艺术的审美标准,还是政治文化的审美标准,以政治得失论,他本是个失败者,从政治审美来看,他却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贬官文化的审美追求

宋代政治文化中,有一种亚文化,叫做“贬官文化”,其“风流”以苏轼为最。如果说“辞官文化”的先知是陶令公,“贬官文化”的明星,即为苏轼。

他从海南归来,来到长江边上,路过镇江,重游金山寺故地,见有好友李公麟给他画的像,便《自题金山画像》一首,诗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没提杭州,却道“黄州惠州儋州”,那就是他把自己当做了贬官文化的代表,他那一时期的诗文,也因之而成为贬官文化的极品。

子由《追和陶渊明诗引》中说道,我“少而无师”,哥哥苏轼学成,父亲让哥哥来教我,哥哥说我的诗“有古人之风”,而且自以为不如我。可是,自从苏轼贬官黄州,自称“苏东坡”以后,他就开始“其学日进”,如大江奔流,滔滔不绝,日日不已,“其诗比李太白、杜子美有余,遂与渊明比”,这时,子由说自己跟在后面,赶也赶不上哥哥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苏东坡已不再是原来那个苏轼。原来那个苏轼,还自认为诗文不如弟弟,而到了苏东坡,弟弟就只能跟在他后面追赶,望其项背。

由此看来,苏东坡是有其自我文化样式——“宁做我”的新苏轼。在官本位里,有三种文化样式:一是做官样式,诗人之中,以杜甫为代表,因其一句“致君尧舜上”,表达了做官文化的最高理想,被奉为诗圣;一为辞官样式,陶渊明以一句“不为五斗米折腰”,作了辞官文化的代表;两者之间,还有贬官样式,而其代表,就是苏轼。

在杜甫与陶渊明之间,苏轼更倾向于陶渊明,在做圣人还是做真人的两可之中,苏轼虽然选择像陶渊明那样做真人,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迈出陶渊明那一步。

在杜诗与陶诗之间,苏轼也偏好陶诗一路,以至于我们很难分清,苏轼之爱屋及乌,是因人而诗,还是由诗及人?在给子由的信中,他先提到陶诗,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再言及其人,说“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而他对于自己所作诗的最高评价,则是最得意的诗作,便“自谓不甚愧渊明”。

人在贬官文化里,“身如不系之舟”,充满了不确定性,若其追求,不愿被人牵着往做官上走,那就只好以自由漂泊的姿态,在官场边缘流行,虽无奈何,却也感受着自由漂泊带来的不确定性的美,但美的代价则是苦难和死亡。他总结自己一生——“问汝平生功业”?用了三个不起眼的地名来概括——“黄州惠州儋州”,哪一州不是被贬得血泪流!

人在“黄州”时,“吾年四十九,羁旅失幼子”,受难中,留下一首哭子诗:“我泪犹可拭,日远当日忘。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亡。”诗是好诗,血肉熬之。

及至惠州,能有几天“日啖荔枝三百颗”那样的好日子?爱妾朝云疫亡,又使他太息梅边,发出椎心泣血一问:“玉骨哪愁瘴雾”?他自信,美人非疫死,而是“冰肌自有仙风”,她扶摇而上,凌云而去,那在天之灵啊,还在眷顾他内心的芳草地。

老天为何要留下苏东坡?是为人间留一点心灵的喜悦,留一点思想的快乐?也许吧。但对于他本人,则未免残酷,若非抱住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信念,谁能忍受烙千层饼那样翻来覆去的煎熬呢?面对所有苦难,他以一人承担,人间一切恩怨,都被他以审美化解,他的诗文,留给世人的,哪有怨天尤人?有的是“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如此诗句,也就只有他能写了,受尽苦难,而能宽容苦难,渡尽劫波,惟美飘零。

到了儋州,他已年过六旬,抱定了必死的心,其贬官之旅,从江南到岭南,从岭南到海南,人在孤岛,四顾汪洋,能不凄然神伤?长叹“何时得出此岛也”!又一想:天地不也在积水中,九洲不也在大赢海中,中国在少海中,又有谁不在孤岛上呢?

他在儋州受苦,却道“年来万事足,所欠唯一死”,他在等死!但死,也要带着美去死:“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这哪是“病翁”!分明是粒神仙种,在海南开花,开出“白须萧散”。

也许,这就是所谓“回光返照”吧?小儿子苏过,见父亲气色红润了,便高兴起来,“小儿误喜朱颜在”——真以为他返老还童,他笑了,没遮拦地笑了,笑出了谜底,“一笑那知是酒红”。他又喝醉了,站在“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诗里面,有那样一种寂寞的美。他写海南,胜于他当年写西湖、写庐山,那时他总有几分得意,忍不住心头马蹄急,奔放到他的诗里,踏出一片诗意的青春气息,而他在海南写诗,则已“天涯海角都是水”,比“大江东去”的长叹,更为凄美。

当年,好友王巩因“乌台诗案”受他牵连,被贬岭南宾州,歌妓柔奴随行,当其北归,苏轼见他“瘴烟窟里五年,面如红玉”,尤胜往昔,便问缘故,王巩唤出柔奴,与苏轼叙话,苏轼问道“岭南应是不好”?柔奴顺口回答:“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歌妓一句话,胜读十年书。后来,苏轼身临其境,从岭南到海南,就应验了这句话。当然,也有人替这句话找了个出处,找到白居易《种桃杏》诗,其中就有“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歌妓身世,与贬官相似,已贬入人世谷底,故其对于贬官心情,多有同感,当其自我意识觉醒,便与贬官文化共鸣,柔奴如此,朝云亦如此。

活在白居易与陶渊明之间

那白居易,宛如预言苏轼命运的先知,不但预告了他最后的去处——贬到海角天涯,而且告诉他安顿自我身心的办法,就如同在西湖,白堤做了苏堤的先驱。

苏轼与白居易,同属贬官之人,白居易虽未称“东坡”,但“东坡”却因他而起,据说,他从江州司马改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后,“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从此,“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东坡”成了白居易的口头禅。

苏轼谪居黄州时,已知白居易有“东坡”一说,虽说“不敢自比”,但他觉得自己与之相似,便拿来用,自称“东坡居士”,曰“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此前,他并不看好白诗,嫌白居易诗“俗气”。自居黄州以后,借“东坡”将自己喊醒,从此,自比乐天。他说,乐天自“东坡”归去,官运转佳,一路升迁,晚年,已然闲居洛阳,称“香山居士”,以“儒教饰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养其寿”。他也想如此,有种“我甚似乐天”的乐感。他从“东坡”归去,也曾一度官运发紫,儒道佛并举,自谓与乐天相比,仅差两点:一是“但无素与蛮”,素与蛮,是两位美女,那是乐天的标配,其实他身边已有朝云,远胜素与蛮;其二,便是养老,他希望自己能安享“晚节闲适之乐”。

看来,他号称“东坡”的初心,并非想要师法陶渊明,而是想从贬官文化里,寻一个峰回路转的向导,当然那向导,就是白居易,带他重回朝廷之路,从“东坡”起步。他的身体,羡慕白居易,追求闲适之乐,像白居易那样,将贬官文化画一句号,“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但其精神,却欲超越,向往着陶渊明。

白居易在贬官文化里,适可而止,可谓善终。苏轼本亦能如法炮制,得其善终,可他心里还有个陶渊明,使他停不下来,还得往前走,如果说追求闲适之乐是他生理需求,那么发现苦难之美则是他心理需求,他本就有着比白居易更为强烈的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不可能在做官文化里隐居,他还要走向陶渊明,这符合宋人审美,从来就不肯在唐人那里停留,正如宋人书法,直奔二王,超越颜柳,虽然“东坡”起点在白居易,但终点却定位于陶渊明,白居易只是他的向导,陶渊明才是他的先知,虽未能至,但心向往之。

他从白居易走向陶渊明,从江南走到海南,终于走出了一个“诗意栖居于大地”的自我——“苏东坡”,这个“苏东坡”,甚似白居易,却向着陶渊明的诗意飞去。那白居易,是他命里的“浙江潮”,他们可是托命于西湖,跨越了唐宋两代的忘年交。而陶渊明,则是他宿命里的“庐山烟雨”,他在庐山时不识庐山,到了海南就懂了,那陶渊明才是他人格里“独立之精神”的庐山,才是他心头上“自由之思想”的烟雨。

从海南回归江南,他已奄奄一息,临终前,他留下诗偈《观潮》:

庐山烟雨浙江潮,

未至千般恨不消。

到得还来别无事,

庐山烟雨浙江潮。

他总结自己一生——“问汝平生功业”,本有“黄州惠州儋州”,其中一以贯之的,便是他胸中那一段永远挥之不去的“庐山烟雨浙江潮”,那是自然至美之境,也是人格至美之境,他要紧紧地抱住它们,不让它们消失,将它们永驻己然沧桑的心头。

他从江南到岭南,再从岭南到海南,从追求闲适之乐,到走向苦难之美……在黄州,他使苏轼变成了“苏东坡”;在惠州,他重启“浙江潮”,欲再造西湖安乐窝;在儋州,他的安乐窝梦想破灭,浮士德式的“千般”追求,被天涯海角画上句号。他没能也不敢真的下海去,浩瀚的海洋,不是他的诗与远方。一生追求,到此为止,“此心安处是吾乡”,于是,那蛮荒孤岛,变成了他心中的“芳草地”。

正是在这里,“庐山烟雨浙江潮”的人格化特征开显了,陶渊明的苦难之美与白居易的闲适之乐,被他统一起来,他用苦难之美救赎闲适之乐,使他能从白居易的俗气里走出来,他用闲适之乐拥抱苦难之美,使他不必放弃官身,跟着陶渊明去做农民。当他从海南返回江南时,他已然“到得还来别无事”,又回到了“庐山烟雨浙江潮”里。

如果说“庐山烟雨”人格化为陶渊明,“浙江潮”人格化为白居易,那么他本人就是“庐山烟雨”与“浙江潮”的统一体,将陶渊明与白居易合二为一。这是他的成功处,也是他的失败处,他以人格完成了对贬官文化的救赎,但却未能成为中国大航海时代到来的弄潮儿,人在海南,心在江南,由此上溯至孔子,孔子若真的“乘桴浮于海”,未必就能开辟中国的海洋文化,其结局,很可能同苏轼差不多,充其量做个观潮者。中国士人对大海无感!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第一辑四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