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有个画院梦

李冬君2021-05-24 17:36

(《德寿殿书》(赵构)图源:IC Photo)

【文化的江山】

李冬君/文

公元十二世纪二十年代末,北宋皇家遭到洗劫。

金朝有画院

金人南下,掳掠徽钦二宗以及皇室所属的一切,但土地和人民,金人无法全部搬走作为胜利者,他们几乎把整个北宋的绝代文华都运到了上京会宁府,还提出“中华一统”,即使会宁府位于黑龙江阿城,依然无法隔阻他们要一统大宋繁华的强烈愿望。

1149年正月,金国第三代皇帝金熙宗,拿出府库所藏的司马光画像再配些珠宝珍玩,送给完颜亮,作为他27岁的生日礼物,送完又后悔了,立马派人追回,想必这些都是二十多年前从北宋掳掠来的珍品。不料,风水轮流转到年底,完颜亮就把整个金朝变成囊中之物了,而金熙宗祸起萧墙的祸种正是这批追回的生日礼物,完颜亮因此而得知金熙宗对他的不信任,开始筹谋血腥的篡位。

王朝这种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是一座越接近塔尖越不能另作他想的坟墓,赢者只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奔向顶端,在完颜亮的霹雳手段下,没等过年,金熙宗便死于皇宫床榻之下。

1153年,已登基四年的第四代金帝完颜亮,将首都南迁至北京,金人称之为中都燕京,完颜亮想在制度上加快汉化。

1161年,他撕毁“绍兴议和”,对南宋全线进攻,想在长江流域重演“靖康之变”,欲收“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杭州入囊中,可还未看到“望海楼”的实景,就在扬州身死兵变了。此后,宋金两国,仍然僵持在东起淮河流域西至秦岭大散关一线上。

第五任金帝金世宗完颜雍开始守成,致力于内修,金朝出现了治世局面,到他的孙子金章宗完颜璟,这位第六代皇帝,已被熏陶为一位风雅的君主了。他住在北京的宫殿里,享受着“世章之治”带来的繁荣,他最热衷的,便是自比宋徽宗,于诗词书画无所不好,书法则直接临摹“瘦金体”,但多了些扭捏,少了些贵气。

可这并不妨碍我们来欣赏他,虽难免历史的时差和艺术“倒挂”,但他对宋徽宗艺术成就的膜拜,以及对艺术的执着,在动用国家力量为艺术服务这一点上,他与宋徽宗几乎如出一辙。在秘书监下面,他设了个书画局,作为金朝皇家画院,整理皇家库藏品,使得历代的艺术珍品得到了传承和保护。

宋代宣和艺术,为金朝画院兴起打好了底子,皇家爱艺术,带动了上流社会追捧,好画不愁卖,可溢价卖回南宋。

在金朝书画局主持鉴定工作的王庭筠,虽生于渤海,却是米芾外甥,被金章宗召入馆阁,与秘书郎张汝芳一起,整理宫廷旧藏,其鉴品以掠来北宋内府藏品为主,加上民间搜集,定出品第,编辑成550卷,由金章宗以“瘦金体”题签,再仿效宋徽宗,在整理好的书画上钤印。其中,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自叙帖》,顾恺之《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尉迟乙僧《天王像》等,还有李思训、张萱、王维、董源等的画卷,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墨迹。“世章之治”自十二世纪中叶始,将近半个世纪,正是南宋第二任皇帝孝宗以及光宗和宁宗祖孙三代稳居江南半壁时。

南宋无画院

靖康之变后,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河南商丘)即位,庙号高宗,建立南宋,被金人追逐,渡江南下。

高宗,跨越南北两宋,登基时20岁,应该熟悉父皇的朝政艺术风格,子如其父,他自己也是一位艺术家、艺术皇帝。

1129年,金人攻陷临安府时,宋高宗以及朝官、皇亲国戚四散奔窜,皇太后携六宫避往洪州(南昌),高宗奔定海,遁入温州,臣僚窜逃四散。1130年,金兵受阻撤离,逃亡四年之久,高宗回到越州,能喘口气,歇歇脚定定神,想想以后怎么办了。

一般来说,皇帝要想干点什么,通常都要从改年号入手,年号的仪式感非常重要,它预设的寓意,应该就是皇帝对未来的预期,他下了一道诏书,宣布明年即建炎五年改年号为绍兴元年。

这是他的第二个年号,期望着“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不要指望宋高宗开启一个新时代,天水一朝累世宏业、百年皇统圈定了他的想象,诗意的毛驴,拉着理想国的磨盘,从脚下起步,比如改越州名为绍兴,升杭州为临安府——临时安顿的都城。

他用“绍兴”自励,开启了一个自我的文艺复兴。

但,一切并没那么顺遂。直到1138年绍兴八年,定都杭州之前,南宋王朝还在惊魂未定中,高宗首先考虑,要将散藏于各地的祖宗神像、牌位以及象征王朝合法性的钟鼎礼器等迎回安奉。还有那些东躲西藏的书画文物,要运回临安库藏。

而这一切,都得在修建宫殿、城池、府库等以后,这个过程很漫长,如1131年,高宗就想重建秘书省,以便修国史实录,但真正在杭州天井巷之东划地施工,已延宕至十二年以后了。

即便如此,那也是用牺牲换来的,1141年主战派大将岳飞被杀,宋金签订了“绍兴议和”,至此,两国息兵,回汴京无望,复国大势已去,朝廷这才终于落定建都临安的决心,开始大兴土木,营建大社、大稷和太庙,还有三省六部及其下辖机构的官设厅舍。

从1143年到1148年这段时间,朝廷把重点放在了重建礼仪教化机构上,如国子监、太学、秘书省、教坊部、律学、小学、算学、御书院、武学等,诏书名单上还有书学,唯独不见画院。

既然如此,那么“南宋画院”之称,又是怎么来的?

最早有“御前画院”一说,出自《武林旧事》,作者周密,为南宋遗民,不仕元朝,怀抱丧国之痛,隐居在杭州的小巷子里,追忆前朝旧事,但对照南宋彼时政府文件,却不见“御前画院”。

而在目前各种谈及南宋绘画史或绘画艺术的著作中,对“南宋画院”,基本上都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多不求甚解,大都延续《武林旧事》旧说,如清初厉鹗著《南宋院画录》,其史料多半来自《武林旧事》、《梦梁录》、《图绘宝鉴》以及《画史会要》等。

南宋画院,究竟兴建于何时?画院地址何在?隶属于中央治下哪一个部门?美国籍艺术史学者彭慧萍,在《虚拟的殿堂——南宋画院之省舍职制与后世想象》一书中,做了详尽的史料考证。作者认为,从1141年到1162年,这二十多年里,是高宗开始抓礼仪教化的时期,但他却没有重建南宋画院的打算。

北宋宣和画院盛况灼灼域内,食君之奉的画家彬彬丽天,皇家藏品仅《宣和画谱》收录魏晋以来、包括当代画家的绘画作品就有6396件,更何况宋徽宗还是宣和画院的总设计师,奖掖艺术,历史上没有人能比得上宋朝,而宋朝,没有能比得上宣和年的。

想必高宗及其臣僚应该都不会忘记,一个处于艺术巅峰的王朝,收藏上千年的文物风华,顷刻间被人抢走,说没就没了。谁愿提起这个话头呢?哪怕一个念头,都如惊鸿一瞥,掠过噩梦,挥之不去,闪烁于人们的眼神间,引发了南宋初年的一种普遍情绪,认为大宋亡了半壁江山,就是由于徽宗沉湎绘画的结果。

一时,南宋君臣,喘息未定,还缓不过这口哀伤之气,更何况政治五味杂陈,彼此心照不宣,哪里还会提什么重设画院?“绍兴裱”的“小动作”,想必就来自于这一朝野上下的集体无意识,宣和年的艺术存照,就不得不为这一潜意识买单。

大宋艺术瑰宝被抢掠至金地,那还只是宝物归属的转移,除战火运输损失外,基本能得到珍存。而“绍兴裱”对“宣和裱”大刀阔斧的裁撤,则是自己人蔽于家国情怀的集体作恶,再一次给仅存的遗锦留下阉割性的伤口。但凡见到落款有“宣和”以及与赵佶有关的诸多款式,必欲除之而后安心。人们的情绪被裹挟,包括高宗本人,尽管有很多文字记载,他常常拿着父皇的一把折扇以泪洗面,还下旨大规模搜寻散佚民间的皇家书画藏品,尤其是一听说哪里有父皇徽宗的真迹浮现,立即高价回收以填补他的情感深渊,同时,朝廷招收拢陆续南来的艺术家,广征绘画人才,但唯独不见画院重建。

画家去了哪里

虽然有时对于一种痛失,或对再也无法超越者,阙如是最好的纪念。可没有画院,南宋朝廷把画家们安顿到哪里去呢?

赵构一干君臣,毕竟经历过宣和年的艺术熏染,一出手就是大写意,将回流的画家们像泼墨一样,分散到不同的有司。

其时,有“画家十三科”的说法,出自赵升撰《朝野类要》一书,书中有“院体”一条,记载很简洁,曰:“今画家亦称十三科,亦是京师翰林子局,如德寿宫置省智堂,故有李从训之徒。”

德寿宫,在南宋诸宫殿中,扮演了怎样的一个角儿?据载,原为秦桧故居,位于今天杭州西湖柳浪闻莺西边河坊街附近,1155年,秦桧去世后,收归朝廷所有,1161年,完颜亮大举南侵之后,宋高宗萌生退意,禅位给养子赵昚,他住进德寿宫颐养天年。

而省智堂,则应该是安顿御前各种“待诏”的居所,除了“画家十三科”的画家之外,应该还有医官、乐官等诸艺之官,因此,与其他御前侍奉一样,“画家十三科”,不是画院类机构,而是按绘画题材分类的画科,如佛、道、儒造像,山水、花鸟、走兽动物、楼台界画、耕织民生等分科,如李从训善画佛道、人物、花鸟。

李从训,应该是南宋初年画家生存状态的一个典型。作为杭州人,他在北宋京城汴梁任宣和画院待诏,南宋绍兴年间又回流到杭州临安行在恢复官职,补承直郎,赐金带。承直郎在宋代属秩比八九品,是个散官,虽赐金带,也要等待召唤,直到高宗逊位,作为北宋遗老,他仍被派往德寿宫“待诏”。李从训应该是追随高宗回杭州的,他由北宋的画院待诏变成南宋的杂役待诏。

李唐被画评界公认为南宋院体画的前辈和奠基者,他的遭遇,比李从训更富传奇。作为宣和画院的待诏,他从被金人掳掠的队伍中逃脱,又在山中遇劫,幸亏劫者萧照改辙,追随他到了临安。初始,投门无路,靠卖画自给,以摆摊为生,经人发现后,被举荐“复宫”,官阶为“成忠郎”,低至九品,九品之外,即是“不入流”的官了。李唐与李从训熟稔,同为宣和画院待诏,又都到了杭州。

还有宣和待诏成忠郎刘宗古,靖康之乱中流落江左,绍兴二年进了车辂院,负责车路式绘图,提供皇家乘辇的礼仪规制。

不管怎么说,有画家十三科,就有不少画家散见于各宫各殿、以及皇宫以外的中央各部,应该还有不少退休后住到宫外的太上宾妃们,也要配给各色“待诏”,其中不乏画家待诏。尤其秉承热爱艺术传统的宋王朝,无论多艰难,哪怕皇家画院再也无法恢复,画家“待诏”绝不能减持。有需求就有艺术的生存之地,就这样,南宋画家们的人生际遇若写意般被打散,又如泼墨般被流散到各个部门。

宋高宗举重若轻挥一挥手,将画家们都打散了,再通过命题作画,将他们羁縻在皇室周围;既回避了南宋君臣讳莫如深的情感难题,又给画家们一个散官闲位,“待诏”之余,可以自由创作,这应该是画家比较好的状态了。甚至,高宗开始大兴土木,重启宫殿时,也没有“诏唤”他们为当时正在兴建的宫观、官署之墙壁、屏风等做画的打算,而是宁愿再从宫外招聘画匠或画工,由工部直接办理。

北宋画院隶属翰林院下辖,南宋翰林院不复画院,但有“画苑”、“画作”、“画坊”等匠作子局,非常明确归工部管。

翰林院,本是王朝国家礼遇大儒的殿堂,成为引天下士人翘首的精英俱乐部,在这里,诗词书画是士大夫技能的标配。

北宋皇家画院,全称为“翰林图画院”,可见画院在北宋的地位,而工部,则是为宫廷服务的大管家,管理各种工匠作坊,朝廷的宫观壁画要请画匠来完成,表明南宋时,宫廷壁画多为宣教手段,已不再有北宋郭熙创作画壁时那种对光影的独特艺术体验了。

还想有个画院

没有画院,何来“南宋画院”、“御前画院”、“院画”、“院体”诸说呢?我想,这恐怕是南宋人还有着画院的光荣与梦想。

南宋定都临安,意味“临时安顿”。这意味,暗示了汴京才是正宗,但是一个偌大王朝的运行不能将就,所以,所有在临安的布局,皆按老章法“萧规曹随”,临安是开封的翻版,正如从《东京梦华录》到《梦粱录》,一个京城体例,只是到了临安就不见画院。

不过,南宋人似乎并没有纠结有无画院实体,也许基于前朝记忆,他们理所当然地以为赵佶的儿子赵构登基了,北宋有的,南宋自然就有,因此,赵构理应就是赵佶时代“院体”的直接继承人。

作为皇帝,其艺术造诣虽不及父亲徽宗,但他对书画的鉴赏品位以及使命感,亦可告慰父亲而引领南宋宫廷艺术,只是他不敢沉溺,生怕重蹈父皇的覆辙。总之,他对绘画的评估或兴趣,直接影响并形成了南宋“院体”画风。他就像一位精神领袖,矗立于精神画院之巅,培养并领导了南宋绘画的“院体”风格及其艺术群体。

南来的画家们,自带宣和院体的画风,即便被宋高宗的泼墨精神化整为零,但依然同朝为官,食君之禄,听君调遣,无论御前奉旨所绘,还是雇主订单所命,抑或命题之余各自的创作,院体画风顺理成章。他们上接北宋翰林图画院之遗续,下开南宋“院体”风气,因此,南宋虽无画院,确有“院体”画,而且“院体”画就来自于这批分散隐蔽的画家群体,只不过他们创作的绘画作品,不再有北宋那种人物画的娴雅风趣、山水画在立轴或长卷上追求“全景式”的宏大叙事等。他们流落在“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暮雨中,寻找柳永的“烟柳画桥”,在“吟赏烟霞”的小景小样上浅斟低唱,将涕泗滂沱化为烟雨,为救赎自惭形秽的病态,去感染“自古钱塘繁华”的古来丰胰,渲染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复国精神。

画家被化整为零,他们的画眼也多半化整为零,聚焦局部,在团扇或册页间“内卷”,君臣同戚,举国同悲,造就了终宋一代的院体氛围和半壁江山的院体风格,形成一种无形的画院院体意味,传递出集体悲情味的美学,加上南宋画家多被冠以“御前”,于是“殿下”与“御前”两厢朦胧,氤氲而衍生出“南宋画院”的错觉。

南宋虽无画院,却因北宋画院遗续的“院体”或“院画”风格,形成了一个主流画派,或者叫宫廷画派更为恰当,以宋高宗为首,引天下画家马首是瞻。按照儒家理想国的设计,圣人治理天下,什么都不需要做,只要做天下人的老师,去行教化,天下就会大治。

南宋初年,各种不安却带给宋高宗赵构无尽的灵感,他开始下诏给“御前待诏”,命题作画,将他吉祥高照的命运曲线画出来,诸如据说出自萧照的连环画《中兴瑞应图》、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马和之主持、由画工们集体完成的《毛诗》三百篇等皇家绘画工程,至少上述三类院体画,成为宋高宗教化天下的最优质的教具,达成最具凝聚力的“临安”共识,以至于绘画史上总以为南宋中央依然设置画院这一艺术机构,且皆引颈书之。

皇家画院从后蜀南唐肇始到暂止于南宋近两百年间,以它酝酿的审美能量,如春雨润物潜入宋人的集体审美意识,昭示了它不可被忽视的化育人心的角色。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