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朋 刘影/文

当前，中美已经稳居全球第二、第一大经济体，全球知名投资人瑞·达里奥用大国竞争的视角审视这种状态对全球地缘政治、金融体系的影响。而深入到中美经济竞速这个核心问题，会发现中美经济关系的调整，是多个层次共同展开的，不仅限于经济总量层面的对比，也有深刻的产业结构和要素禀赋基础。

第一个层次，从经济总量上来看，GDP竞速是最直接的体现

2021年中国GDP17.7万亿美元，美国23.0万亿美元。考虑到经济体量对增长速度的抑制作用，到2035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平稳降低至3.5%附近，即便如此，中国也将在2027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第二个层次，从产业结构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是竞速的关键

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制造业的快速扩张，当前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制造业增加值是美国的1.6倍，日本的3.7倍。但从2018年开始，每年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从63.6万亿人民币逐步下降到54.5万亿人民币，制造业规模扩张推动GDP增长的空间已经不大，必须实现增速换挡，向高质量发展要增长动力。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发展，可以提升生产效率、提供更多优质的就业岗位，进而提高整体收入水平，是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

中国在个别细分产业实现了单点突破，但整体实力与美国仍有巨大差距。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应国际标准行业分类中的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技术硬件（含计算机、通信设备等）、半导体、信息技术服务、耐用消费品（含新能源汽车、家用电器等）等细分行业。且能否出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标志。据此，我们通过考察全球领先企业的国别和行业分布，看各行业的国别竞争现状。首先按照“营收+利润+资产+市值”等权重的方法，从OECD资本市场中选出领先的2000家企业。再比较战略性新兴产业覆盖的细分行业中，相关国家的企业利润总额。可以发现：（1）在技术硬件行业，中国已经实现了突破，产生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公司，如华为、中兴、长城科技等，行业整体营收总额与美国、日本同处全球领先地位。（2）半导体行业，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处于领先地位。（3）耐用消费品行业，美国、日本、德国处于领先地位。（4）生物制药、医疗器械、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美国处于绝对垄断地位。

综上，美国在所有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行业中处于垄断或竞争性垄断地位，垄断地位对应垄断利润，这是近些年美国人均GDP超过6.5万美元，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德国、法国、英国等国的人均GDP徘徊于4万美元的原因。202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的发展空间依然较大。

第三个层次，从国家要素禀赋的演进来看，中美经济竞速中的贸易关系将经历“旧合作-竞争-新合作”三个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以劳动力为主的要素结构已经发生了动态的变化，随着企业、家庭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资本、人才等高端要素逐步充盈，推动中美贸易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两个方面：

（1）传统加工贸易所占比重越来越低，“雁阵模式”不再是主流。雁阵模式是“美国研发+中国制造”，美国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中国发挥劳动力优势，从事加工贸易，处于低端位置。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1999年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比重达到峰值56.9%，随后逐步下降，截至海关停止该数据披露的2016年，比重降至34.1%。

（2）中国出口产品的科技水平越来越高，中美向“产业内贸易模式”转变。“产业内贸易模式”存在于美国和其他OECD国家，各国发挥技术专长，进行研发合作，共同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位置。

贸易摩擦的出现，表明中美贸易模式进入转型期，也是从旧合作到新合作的转变期：

（1）在两种贸易模式切换的初期，两国技术差距较大，美国企业能够中止与中国企业的技术合作，但没有必要，双方维持雁阵模式下的合作。

（2）在两种贸易模式切换的中期，两国技术差距缩小但仍有差距的领域，美国企业为稳固市场地位，有能力且有动力遏制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贸易摩擦才会频繁发生。

（3）在两种贸易模式切换的末期，两国技术差距甚微，美国企业遏制的成本极高，即从遏制转向合作，双方进入产业内贸易模式下的新合作。正因如此，正在跻身全球领先地位的通信行业，成为贸易摩擦最为集中的行业。从趋势上看，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其他细分行业也会发生贸易摩擦。但摩擦并不可怕，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中美贸易模式转变的必经阶段。

三个层次密切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中美经济竞速的丰富内涵，这要求政策制定要统筹兼顾，对外贸易要正视矛盾。经济总量增长是资金积累和人才培养的基础，是要素禀赋结构演进的环境基础；要素禀赋结构的演进，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新时期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能。这种紧密联系的关系，决定了必须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碳中和、碳达峰”、“国内统一大市场”、“双循环”等战略安排，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发展质量，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尽快发展壮大；也需要兼顾需求侧的调节，推动以更灵活的政策体系，推动房地产行业稳健发展，保障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稳定就业市场，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推动要素禀赋持续演进；更要正确认识经贸摩擦的阶段性本质，正视矛盾，解决矛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李延朋系上海交通大学深圳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影供职于邮储银行深圳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