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珊/文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唐朝诗人徐凝的这句诗，也适合用来形容18世纪以园林、文学、美女冠绝天下的扬州。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安东篱将18世纪的扬州称之为当时“最美丽、最具文化创造力和社会活力的城市之一”。

然而，扬州的繁荣，几乎和诸多悖论同时存在。在她的著作《说扬州：明清商业之都的沉浮》的开篇，安东篱就如此集中地将关于帝制晚期扬州的悖论们落于纸上：这座富裕的城市如孤岛般存在于四周洪水泛滥的贫困区域中；扬州孕育了许多杰出的学者和艺术家，但很少有官僚；虽然扬州处于两条重要商路交会的战略位置，贸易活动极其繁荣，但扬州本地人的身影并没有在前台活跃。

要理解这些悖论之所以可以在扬州的历史中存在，“盐业贸易”和“移民城市”是帮助我们的关键词。

扬州是一座按人类意愿、规划、以及所投入的基础设施所兴起的城池。长江以北的扬州，不似长江以南的苏州、杭州那般有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四周物产丰富，相反，围绕它的周边农村地区经常遭受洪水、饥荒和灾害。在隋代之前的战乱之中，扬州最大价值体现在它的战略位置上——连接中国南北的关键路线上的驻军城镇。而当南北终于一统、大运河通成之后，扬州最重要的职能转向交通和贸易，转而成为了向北方运输粮食的集中枢纽，经历了它的第一次繁荣。但在宋元时代乃至明初，扬州从旧有的辉煌坠入了寂寥：军事意义早已被削弱，其他地位和职能也大有被大运河南段、处于江南心脏的苏州取代之势。

而从明末至清末，扬州成为了一座为盐业贸易服务的城市，缔造了它在18世纪的重新繁荣。明代为巩固边防筹集粮银，官府以“开中法”和折色制度实施盐业专卖，承袭前代，两淮都转盐运使司依旧设在扬州，而由官方划定行政上的两淮盐区的市场辖区，空前庞大到了七省，从北方的河南直到西南的贵州边陲。而地理意义上，沿着淮南和淮北的海岸展开的两淮盐区，产盐量自古占了中国产盐量的大头，在14世纪前后，两淮盐产定额已经是第二产区两浙盐区的将近两倍。在强大的出产能力和广阔的垄断市场范围的结合之下，如安东篱所言，“各个不同省份的数百万消费者的财富，因而源源不断地流向扬州并在那里聚积起来”。她引用了何炳棣的估算，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清代中期其他任何一座中国城市的财富。

从事盐业贸易、手握巨额财富的外来商人们，很快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主导者。随着盐业专卖制度从需要商人亲自将粮食运送到边境官仓才能换得贩盐许可证的开中制度，在16世纪中叶之后被由商人直接向盐运使支付银两来换取从盐场购买一定食盐的资格、银两再被中央拨去为边境购买粮食的折色制度所几乎彻底取代后，以更近两淮盐产和市场区域的地利，来自歙县、绩溪的徽商取代了来自山西和陕西的“西商”，成为了在扬州主要经营盐业贸易的群体。

安东篱也将徽商在16世纪扬州的崛起，归于苛捐杂税对于农业商品经济的损害。徽州谷地狭窄、耕地稀少，徽州人大多从事木材和茶叶生意，强大的商业文化在颇具凝聚力的宗族体系之下，利于将资本筹集并投入外地有利可图的事业，让大规模的商业移民成为可能。16世纪，他们本身从事的农业商品经济越发薄利，让他们失望并放弃了徽州的土地，离开家乡，并精明地发现了扬州的盐业贸易利润巨大，从而大规模地涌入扬州从事此业。宋汉理（HarrietZurndorfer）写道，“（这）让他们从繁忙的农耕中脱身，也让他们获得了声望、权利，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财富。”

对于在扬州的徽商而言，财富并不是他们最大的追求，相反，他们试图通过在盐业贸易中创造财富，从而获得进入士绅行业的机会。安东篱将他们称为徽州绅商：他们往往集商人、慈善家、赞助人、园林主、士人等角色为一体，不仅主导着社会基础建设和慈善福利事业，比如水利、道路、育婴堂和施药局，也通过对书画家的支持、兴建书院，以及建设园林来举办诗会、文会来主导文化建设。18世纪初扬州最大园林筱园的所有者程梦星，祖孙三代都是“总商”，即从事盐业贸易中扬州商人的精英，他先有进士出身，一度担任了翰林院修编，退职之后接管了家族盐业生意，并成为了康熙后期和雍正时期文人圈子中的核心人物。和他同时代最著名的总商汪应庚，醉心诗文之外，还大力投身于慈善和道德改良事业。

事实上，18世纪作为“官商”的盐商被吸纳进入了和各省土地大户并存的社会阶层。盐商在某些方面，和传统的拥有土地的士绅家族一样，只不过他们“耕种”的是食盐而非农作物，和制盐者之间的关系也如同缺席的地主和他的佃农，但从食盐中获取了远远超过田租的收益。

政府对待提供巨额税收的盐商的政策和态度，也向对待拥有土地的士绅的政策和态度看齐，给予他们和凭借地产一样凭借“商籍”参与科举、晋身士大夫阶层的机会。17世纪新建的清政府需要依靠盐税来在农业危机中维持政府稳定，盐税和两淮盐商的捐输为平定三藩提供了资金。政府对于盐商参与科举之中的前例，进一步提供了延续和加强，以此稳固和盐商的利益纽带。在18世纪，皇帝频繁巡视园林，也意在巩固和盐商之间相互支持的关系。在当时，盐税对于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已经达到了百分之十左右，盐商也为军事和水利事业慷慨解囊，“报效”贡献资金，特别是为容易淤塞和改道的下河地区的水利系统提供高至数十万两的赞助。

徽州盐商们的私人宅院，在苏州新城西北出现和发展的大型园林郊区，最能彰显扬州在 18世纪最为鼎盛之际的独特风貌。扬州园林的鲜明特征，被概括为假山和庭院建筑。然而，扬州本地缺乏这些造园所需的木材和石头。构建假山的黄石、宣石和湖石，只能借助船只，花费高昂的成本从遥远的苏南、安徽和江西运送到苏州，花费几十万两白银只为自家园林增设风景。建设园林的花费如此高昂，这让扬州私家园林的所有者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徽州盐商。18世纪最著名的徽州家族的黄氏四兄弟，每人在新城东南角的黄金大道旁都拥有一座园林，其中一座还获得了被乾隆皇帝赐名的殊荣。园林定期举行的文人雅集，为当时扬州社会精英阶层，盐商、商绅、流寓官员和文人提供了聚会和消遣的场所，但扬州本地人同样缺席于这些活动中。

扬州本地人的始终缺席，让安东篱注意到，这种繁荣建立在当时社会两极极其分化之上。身为盐商的徽州人非常富有，而除此以外，都是依靠地租和向前者提供服务而过着普通市民生活的本地人。这在扬州妇女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纺织是帝制晚期时妇女们必备学习的“女工”，但在扬州妇女中从没有成为一种广泛开展的活动。据19世纪的一名知府的观察，“凡在邻境，皆有女工。东属通州，织就鸡鸣之布。南连吴郡，绣成龙裘之衣。惟有扬州群与嘻嘻，毫无事事。”不同于纺织贸易兴盛的城市，扬州妇女们对纺织兴趣缺缺，因为在扬州事实上只存在一种贸易，即食盐贸易，其所占的全国贸易份额同棉花贸易相比也并不逊色，在鸦片战争前夕，前者占到了 15%，后者占到了四分之一。扬州妇女的雇佣做工活动几乎都围绕着服务业展开，为在远离故土寓居扬州、在“娶妾、宿妓、争诉”上有着挥霍名声的徽商满足需求。扬州“瘦马”修习文人技艺，以诗歌和绘画这样文学技艺和娱乐本领引以为豪，以供满足扬州精英们的文化审美。

但正如前文所言，扬州依仗大运河和盐业专卖，按人类意愿、规划、以及所投入的基础设施所兴起，这同样导致了它的繁荣容易被这些会被人力改变的因素左右，相当脆弱。在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上半期，食盐定额越来越难以完成之外，食盐专卖也被猖獗的走私者所冲击，帝国所面临的那些压力同样冲击着盐业贸易：苗民和白莲教起义、河道系统的危机和通货膨胀，一些盐商开始引退离开扬州，19世纪中期一些留在扬州财力微弱的盐商家族甚至走向了破产。20世纪初，盐业贸易的彻底消失，让扬州走向了没落和衰退，市场销售范围在江北地区以内的化妆品和牙刷制造业成为了其产业重心。在从蒸汽船轰鸣、铁路通达的上海到扬州游览的郁达夫的笔下，这种衰颓令人心惊：庭院楼台已经衰朽，无人料理的园林中，花木假山只留下了令人伤感的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