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英 夜幕来临，透过一棵金合欢树，一轮红日缓缓降落在赞比亚的旷野里。车里的刘凤海拍下这一幕，在微信上发送了一条朋友圈“与故乡同一个太阳”，此时已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刘凤海今年48岁，服务于一家总部在中国河北的生物公司。5年前，他受命从家乡邯郸曲周县来到赞比亚。在这里，他购买土地、传授种植技术、把村民培养成现代工人，修路、打井、建教堂，在一片荒原之上，建成了一个小镇。

他所在的公司叫晨光生物，是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家从事植物成分提取的企业，为下游的食品、药品、保健品等行业提供原料，是全世界最大的辣椒红色素、辣椒精、叶黄素生产商。

这个行业效益高度依赖农产品原料的品质价格，以及土地、劳动力成本。而过去10年，行业在中国国内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大约翻了一番。

出海到南亚、东南亚、非洲等土地与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是晨光这类企业谋求发展的重要选择。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这样的迁移在过去10年间尤为普遍。

出海

2017年9月，经过20多个小时的飞行，刘凤海到达赞比亚首都卢萨卡机场。将行李放上拖拉机后，他发现没有搭载旅客的摆渡车，只能步行至航站楼。周遭一望无际的草原，茂密的灌木丛，以及一路上遇到的与自己不同肤色的人，让他难以适应。

在到赞比亚之前，刘凤海很少出国，他长期在晨光新疆子公司任职，负责工厂经营管理，对辣椒、万寿菊等原材料的挑选、采购十分熟悉。同时，新疆也是晨光重要的种植基地，在这里刘凤海全面了解到了育苗、种植流程。“我是农村的孩子，从小跟着父母下地干活儿，对气候变化、浇水施肥等对作物的影响有一定敏感性。”刘凤海认为这是他相比其他同事更适合来赞比亚的原因。

而从公司发展看，出海赞比亚是重要一步。

在产业史上，晨光主打产品辣椒红的产业中心一直在变，从美国到西班牙，到印度，再到中国。产业中心变迁的背后实际是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为了在全球竞争中坐稳龙头，晨光必须寻找更优的成本配置。

赞比亚土地资源丰富，境内赞比西河是非洲南部最大水系，旱季阳光充足。更重要的是，政局稳定，有利于企业长期经营。

不过，对刘凤海来说，相比于他此前在国内的工作，赞比亚业务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

事实上，在晨光来到赞比亚之前，由欧洲人和印度人经营的农场大多种植小麦、玉米和大豆，几乎没有大规模种植辣椒和万寿菊的企业。

在销售上，赞比亚属于内陆国家，需要将货物运送至莫桑比克的贝拉港或南非的德班港，而赞比亚道路条件不够完善，往往得经过一段段较长的土路，容易出现货物超期。

从土地购买，到种植、加工，再到出海销售，刘凤海需要走出一条全新的路。

同时，在语言上，刘凤海不会讲英文，也不懂赞比亚本地语，这让他无法与赞比亚本地员工直接交流。

这些挑战，让刘凤海如履薄冰。他每日5点半便起床，6点多开始工作，一直工作至晚上八九点。除了跑步、打乒乓球外，极少有娱乐活动。

出于安全考虑，他的生活空间更多与中国人联系在一起，比如选择中国人开设的餐厅、超市。刘凤海从不去受当地人欢迎的歌厅、赌场，同时也严禁手下中国员工进入这些场所。

开荒

到赞比亚的第二年是刘凤海最忙碌的一年，为了买地，他在村庄、沼泽地、灌木丛中来回奔波。这是一块距离首都卢萨卡150多公里的荒地，位于中央省的齐邦博。

根据赞比亚土地管理规定，没有确权的荒地，交易权由居住在附近的部落酋长及其村民决定。刘凤海说，酋长往往容易达成合作，但还需要部落内每一户村民同意，这是最难的环节。

这里村民利用土地的方式较为简单，雨季来临前在屋前屋后整理出小块土地，第一场雨后播撒玉米种子，接下来靠天收成。“如果风调雨顺就有收成。2019年连着两个月没下雨，他们颗粒无收。”刘凤海说。

大规模的辣椒、万寿菊种植，对当地村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世界。为了说服村民，与当地政府的合作变得尤为重要。刘凤海需要官员向村民普及规模种植与工厂带来的益处。这种合作不是无条件的，官员要求他为当地人提供就业，并解决村民雨季出行道路等公共设施问题。“部分有文化的官员对中国企业是友好的，也认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曾到中国留过学的官员。”在业务沟通中，刘凤海也交了不少值得信赖的当地官员朋友。

2019年，经过来回十多次沟通，刘凤海成功从酋长及村民手中买下了第一块地。经过开荒挖渠，这里已种植了超万亩万寿菊。

此外，在临近卡里巴湖的锡纳宗圭，晨光还从欧洲人手中买入了一块面积超3万亩的农场，用于辣椒种植。

融入

10月，锡纳宗圭晨光农场进入收获的季节，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辣椒。

好的收成依赖于农场工人们前期悉心的育苗、移栽和田间管理。刘凤海以育苗为例，每个苗床都有标准下种量，且下种要均匀，每粒种子间距需符合标准，下种前浇水的深度、下种后盖土的厚度、遮光膜的盖揭时间都有讲究。

而这些技术对于许多赞比亚员工是极为陌生的，比如有员工揭膜晚了，导致负责的大棚苗子成为低质量苗。需要反复多次培训。“起初我很难理解，为什么需要反复多次培训，后来我也慢慢接受了他们的思维方式，我变得更有耐心了。”刘凤海说。

现在，每天有四五千赞比亚人在农场内工作，按照不同族群分成一个个小组、小班，从早8点到晚6点，以计件制获取报酬。每月晨光要发出近4000万克瓦查（赞比亚币），相当于1800万人民币。

在农场周围形成了小镇。一千多外地员工就地搭建起了大大小小的棚屋用于居住，饭店、理发店、服装店、酒吧等也随之兴起。

为了让更多员工稳定地留在公司，刘凤海决定在农场附近投资修建学校、教堂等文化设施。

在锡纳宗圭农场开设的学校，员工子女可以到此免费上学。学校有5位老师，教授中文、英文、数学、美术等科目。目前该校已招收了100多位学生。刘凤海认为，如果每年培养出几十个会中文的学生，10年后就会有更多懂中文的当地人，有利于企业长期经营。

在齐邦博，今年4月晨光兴建了一座基督教堂。由于地处偏僻，周边原本没有固定教堂，附近村民在野外用塑料纸搭建棚子作为临时教堂，每当雨季来临，棚顶漏雨，风大时棚子也被刮跑，牧师只能在大树下传教。

在刘凤海看来，建一座教堂是入乡随俗的基本条件，近80%的赞比亚人信仰基督教，教堂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之所。他举例说，赞比亚员工往往认为到晨光工作是上帝安排，工资所得也是上帝发放，晨光公司只是受上帝指派。

尽管做了种种入乡随俗的努力，刘凤海仍然需要面对在国内较少碰到的难题，比如罢工。“去年育苗播种期间我们遭遇了一次罢工，有200多人参与。”刘凤海回忆，这次罢工是由几位年轻男员工发起，要求将计件制改为固定工资。

刘凤海对罢工的解决方式是赞比亚式的。首先请警察维持秩序，以免发生打砸。同时，与当地工会谈判，在谈判中他并非单打独斗，他所在的农场主协会也会帮忙斡旋。最终去年这场罢工持续一天后结束。

在刘凤海看来，高收入必须建立在高效率基础上，多劳多得，但这样的观念部分赞比亚员工还无法理解。“为了激励他们，我们只能每月开表彰大会，也让中国员工带头示范。”

现在，刘凤海仍然每天行进在赞比亚旷野里，在卢萨卡、齐邦博、锡纳宗圭之间来回奔波。在工作之余，他的愿望是能够更便捷地回乡探亲，因为新冠疫情，他已经两年没有回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