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论坛】伍晓鹰:从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探索长期增长密码

程久龙2022-11-25 12:38

 程久龙/文   著名宏观经济史学家麦迪森教授被公认为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历史数据的考证和分析专家。《世界经济千年史》是麦迪森教授在其毕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两千年以来人类长期经济增长加以计量考察的巨著。

书中不仅考察了从公元1世纪到20世纪末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探索了可能解释主要经济体和主要地区在经济增长上出现巨大差异的原因,而且还对全球各个国家的人口、产出和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变动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详细的测算和分析。本书问世20年以来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值得庆贺的是,脱销多年以致洛阳纸贵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文版,终于在各方努力之下以精校本的形式再版了。

2022年11月25日,经济观察报、经观传媒举办的“宏观经济论坛暨领航年会”在线直播。在2022年宏观经济论坛的“经观书房”环节中,《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文版的首席翻译者——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伍晓鹰教授在会议现场深度解读了《世界经济千年史》的贡献和意义,特别是为什么它有助于我们理解长期增长的密码。

麦迪森的成就和意义

浩如烟海的史学著作以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主题的视角试图复原人类文明的足迹。依靠各种微观“史实”——尽管新的史实或考古发现在不断更新或推翻已有的史实,很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试图探索影响人类进步的主要因素。然而,长期以来,因不同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民族、政治立场,甚至不同的学院传统,学者们的观点针锋相对,一直缺乏有说服力的结论。

在伍晓鹰看来,麦迪森的成就在于,第一次在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下,以定量的方法,系统地重建了两千年,特别是中世纪以来,整个人类长期经济增长的历史。其中,通过对主要经济体、主要发展阶段以及主要国家集团之间增长表现的量化,非常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市场作为增长原动力的制度意义。定量分析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麦迪森认为:“定量分析旨在澄清定性分析中那些模糊的地方。同定性分析相比,它更准备受到质疑,而且也更可能受到质疑”。“只有使提供数量证据和选择代表性变量的过程透明化,才可以使持有不同看法的研究者补充或拒绝部分数据,或者建立不同的假说”。“因此,它可以使学术探讨更加尖锐,从而有助于刺激针锋相对的假说的建立,推动研究的发展”。

伍晓鹰特别提醒读者,要从“整体性、开放性、系统性、计量性”四个维度来看待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定量分析的意义。

整体性是指,麦迪森以毕生精力完成了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覆盖,进而通过这些经济体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完成了对全球整体经济的覆盖。开放性的角度,是指麦迪森的整体性的视角是基于对市场开放性本质的理解,肯定了人类生存的动力必然会通过市场直接或间接地,显性或隐性地联系在一起。系统性则是指,增长研究的对象是所有市场经济活动的综合结果。市场对效率的不懈的追求、对剩余的积累和资本化,扩大了人类的资源边界、深化了经济分工和专业化、刺激了各种各样旨在追逐财富的创新,同时也丰富了生产和消费。只有从一个系统的、宏观经济学的视角,才可以观察这些微观活动与宏观增长表现的联系。最后,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必须基于对“典型事实”的观察,这离不开对观察对象的量化,对麦迪森来说就是对人类长期增长轨迹的量化,所以,麦迪森的工作性质又是计量性的。

麦迪森的“千年增长画卷”

在伍晓鹰看来,基于《世界经济千年史》这本书,想要了解到底麦迪森给我们勾勒了一幅怎样的千年增长画卷?首先应该记住这样两个重大的转折点——麦迪森给我们展示的两个千年的巨大反差。

第一个转折点,指人类在纪元1000年左右开始了麦迪森观察到的“纪元千年转折”或者称作“麦迪森千年转折”。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第一个千年”(公元0至999年),人口增长六分之一,但是人均收入零增长;在“第二个千年”(公元1000—1998年),人口增长了22倍,人均收入增长了13倍,结果使全球GDP规模提高了逾300倍。

在“第二个千年”中,于1820年前后又出现了更大的增长反差,开始了“麦迪森1820年转折”——“1820年前”:人口增长4倍,人均收入(人均GDP)仅增长了50%;“1820年后”:人口增长了5倍,人均收入提高了8倍。

在整个“第二个千年”,一个重要的生命福利指标——平均人口预期寿命,从“第一个千年”末的24岁上升至20世纪末的64岁。

不止于此,为了突出自由市场经济对增长的推动,在量化定义现代资本主义五个阶段——殖民主义、自由主义、战时经济、黄金时期和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麦迪森还把其中三个自由市场经济时期进行了比较。同时,麦迪森还从另外一个维度,将全球经济体分组,即西方后裔国家(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欧经济体、拉丁美洲国家、亚洲经济体、苏东国家以及非洲国家,目的是突出这些经济体截然不同的“增长模式”选择对长期增长的影响。

在麦迪森看来,从二战后到石油危机前,即1950年到1973年,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也是增长最好的一段时期。在增长率上,这是一个日本所引领的时代。日本在战后飞速崛起的原因不仅包括补偿性增长,也包括接受了美国植入的宪政和市场改革,还有“东亚文化基因”的作用。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东欧经济体。其增长越来越离开世界的平均值。对此,伍晓鹰在演讲中解释道:“苏联东欧经济体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计划经济,关掉或否定了市场机制,和全球的自由市场经济几乎断绝了往来。在这里,麦迪森极有说服力的量化比较结果凸显了市场对增长的重要性。”

麦迪森关于长期增长与发展阶段的反思

伍晓鹰指出,麦迪森在量化基础上对发展阶段的反思是革命性的。一向以来,文献中总的倾向是把欧洲经济的上升追溯至1500年欧洲人开始与美洲接触,或者第一次直接进入亚洲的贸易世界。但麦迪森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在人均收入增长方面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个陡然的变化。

马克斯×韦伯把欧洲人的进步归因于新教伦理主义的崛起,因为它与关于欧洲何时开始上升的传统认识是一致的,即1500年左右。库兹涅茨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始于18世纪后半叶(1760年后),因为他接受并肯定了流行的“工业革命假说”。麦迪森承认自己也曾经接受了这个假说。

然而,麦迪森随后的深入研究显示,直到1820年前,欧洲经济的增长速度要比库兹涅茨所估计的慢得多,但却与11世纪和15世纪之间的增长速度非常接近。他的结论是,库兹涅茨把“封建”时代(15世纪前)与“商业资本主义”时代(15世纪末至18世纪后半叶)分开是站不住脚的,应当把1000—1820年整个时期称为“前资本主义”时期。

麦迪森认为,克拉夫茨和其他人的研究有助于推翻关于“英格兰在18世纪后半叶突然起飞的旧观念”。有关荷兰的最新研究表明,18世纪末时荷兰的收入水平已经超过了英国,而过去20年有关其它西欧国家计量经济史学的一些研究也以更充分的证据将这个时间确定得更晚,这就挑战了强调“英国例外”的旧观点。麦迪森严谨的计量工作使他更倾向于相信长期增长的过程是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渐进的演化过程,而不是由特殊的“事件”或“革命”所激发的突变。

麦迪森的增长观察揭示了什么?

人类经济史增长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着极度的不平衡:1820年时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人均收入之比是2:1,到20世纪末,这个比值达到了7:1。同时,世界上最富有与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之比高达 20:1。

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1820年后的两百年是收入增长最快、技术进步最快,也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改进最快的两百年——人类终于逃出了“马尔萨斯陷阱”。

其中包括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所经历的三次大发展时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1950—1973年期间、至今绝无仅有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黄金时期”。其核心是主流经济体政治家、知识精英和工商界领袖们所致力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

在麦迪森看来,人类经历了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面对了“冷战”中几乎酿成人类灭亡风险的核危机,也经历了几次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但是,战后欧美自由市场体系的重建、“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冷战”后新自由主义理念下新兴市场经济的崛起等等,都在反复地表明:“市场的力量在不断地拯救人类,拯救经济增长。”

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麦迪森提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即长期增长的密码到底在哪里?伍晓鹰认为:“麦迪森并没有给出全部回答,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这恰恰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如何以经济学理论支持对长期增长的定量探索?根据可观察的“典型事实”对增长的动因建立假说。首先观察、思考事实或证据较多的最近的这一千年。麦迪森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增长与收入增长由三个相互关联的事实所支持:

第一,人类在长期增长过程当中,不断地对人烟稀少、土地肥沃、有着新生物资源地区的占领和开拓,不断扩大地理边界和资源边界。在这样的过程中,实际上可以积累新知识,刺激新技术的开发。

第二,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商品交换可以实现成本比较优势,改变不同地区的资源稀缺程度,实现成本不同的要素组合,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在空间和时间上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进而深化国际市场的竞争。竞争压力下对效率的追求又刺激了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

第三,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市场的扩展和深化需要制度的改进——交换只有在各方都认同的规则下才可以顺利进行,这种规则就是制度。此外,市场的发展也促成其他制度创新,特别是保护个人权利、保护自由企业、监督和限制政府权力、建立国际经济交往的标准和原则等方面的制度发展;不止于此,制度改进还保护了企业家和创新活动,因此可以刺激技术进步,特别是技术的商业化。

潜在的“麦迪森之问”

通过威尼斯、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在全球贸易中跌宕起伏的历史,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饶有意味地讲述了几次重大地缘政治危机如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命运,促进了有益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建设,成就了今天我们可以享受的长期增长的成果。

麦迪森通过四个他深入量化考察的经济体(即威尼斯、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在长期增长的轨迹上是否明显地表现出某种增长动力的变化、财富增长点的“转移”,甚至文明过程的“演化”,将人类长期增长的历史联系起来,也因此试图对他所思考的长期增长的动因提供证据。

在伍晓鹰看来,对于“麦迪森千年之旅”,上述这些经济体肯定是必须“打卡”的地方。在这个“千年之旅”中最应该带在身边的、不断提出的问题应该就是,“何以重现自由市场经济的辉煌?”——这也是潜在的“麦迪森之问”。

伍晓鹰认为:“如果全球的政治家们有足够的智慧,放弃重商主义下的‘丛林法则’,回到以规则为基础的惠及全人类的全球市场化,那么我们就可以重现自由市场经济的辉煌!人类是有未来的,也是可以有大发展的,但是需要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所展现的大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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