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克力博士，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CiNE）首席研究员、湾区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强调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无论是质的有效提升还是量的合理增长，对中国经济而言，稳增长的重要性正在进一步突显。受各种超预期因素影响，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较大挑战。为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研究员在其最新的《稳增长：中国经济基本盘》（中信出版社2022年版）一书中，对稳增长政策如何落实落细、高质量发展的增长点在哪里、有哪些政策难题、良治在当前形势下的新内涵是什么等问题，给予了清晰的回答。

我们不妨跟随作者的深刻思想和生动笔触，来厘清并理解稳增长的逻辑与策略、动力与智慧。

攀登增长之梯的踏板

稳增长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重头戏。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方面受到一些短期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结构性、体制性因素。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不但要及时出手，通过政策组合拳稳住经济大盘，还要深入分析各种矛盾和问题，为未来稳健增长、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从国家出台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到地方实施一系列因地制宜举措，究竟如何落实落细？作者指出，短期内特别要在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影响方面下功夫，更长时期里要致力于稳住改革方向和社会预期，坚持用改革举措、市场化办法解难题，并努力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年高速增长，以及此后10年较稳健增长，中国人均GDP已经站稳了1万美元的台阶。这只是一个新的更艰难的开始，偏又遭遇严峻的稳增长压力。在作者看来，从这个台阶继续往上走，相当于攀登增长之梯，而之前不过是进入增长之门。攀登增长之梯，比进入增长之门要难得多。当前除了发展环境面临更大不确定性、宏观政策面临更大难度之外，更需要一批植根本土的外向竞争大企业，作为增长之梯的“踏板”，以带动升级转型，缩小与前沿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实现高质量发展。在这个进程中，要格外注重支持非资源性实体部门的发展，促进产业创新。此时，区域经济增速可能出现新分化，地方之间竞争方式也会发展重要变化，产居创聚合圈将成为未来新增长极。

几年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提示“伴险增长”的可能性。随着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绝大部分国家都实行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使“伴险增长”成为真实场景。中国经济也不例外，一方面，人均GDP刚超过1万美元，必须要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债务堆积带来的较大金融风险，以及通货膨胀等方面的压力。这给经济政策带来很大难题，寻找政策的平衡性尤为重要。

对于寻找平衡性经济政策，作者强调，必须要仔细分析融资条件是否会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引发金融风险；而通胀是否回归，则可能是重要触发条件。问题在于，在新的发展态势中，有可能形成新通胀，而非经典通胀。现代货币政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似乎会带来一种所谓的“新巫毒经济学”的流行，并使经济政策受其影响，这增添了政策的不确定性。我国也面临着比较明显的债务问题，如何对待和处理债务，将成为政策难题之一。

创新不是低垂的果实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政策也需要转型。作者提出，在谨慎对待和处理债务等问题、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同时，要从过去较多诉诸产业政策，转向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大力鼓励创新，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发展质量提升。在此过程中，需要更多地从集中攻关转向分散试错。

但创新不是低垂的果实，不容易采摘。正如书中所言，创新不但需要投入资金和其他资源，更需要合适的环境与机制，政府需要在其中发挥作用，但又不能过于介入技术路线选择等事宜，这就是创新环境与机制的微妙之处。在市场化、全球化、数字化的背景中，创新的推进越来越呈现生态圈化的趋势，生态圈的治理机制非常值得关注。

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是企业，产业创新的主体也是企业。离开了企业，发展政策、创新政策几乎无从谈起，稳增长自然也失去依托。在我国经济发展历史中，正是得当的企业发展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外延追赶阶段，还可以较多地依赖产业政策来选择和支持主导产业，从而提高经济增速，那么在新的发展情景中，很可能要更多地由主导性企业来发现有前景的产业，并大力实现这些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全球化竞争。当然，主导性企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政府挑选赢家的结果，而是公平竞争的结果。

因此，作者建议应建立健全企业发展基本政策。这个基本政策，不但应该鼓励公平竞争，而且应该鼓励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并对中小微企业进行必要支持。更重要的是，应该激发民间的创新创业精神，特别是企业家精神。同时，中国企业必须参与全球竞争。但当前全球化的许多内容明显已经改变，甚至一些规制也在改变，这对中国的全球化政策提出了严峻挑战。在严峻挑战面前，到底是实行内卷，还是参与到规制制定中去，以及接受共同规则？这是无可回避的选择。实际上，我国许多重大改变愿景，与大部分国际规则的变化趋势几乎一致。也就是说，我们的改革目标，在许多方面与全球改革目标并不冲突。

全球化规则的变革，也体现在数字经济方面。数字经济方兴未艾，正在成为增长新动能，而且比传统经济更容易冲破国界。作者指出，数字技术很可能是新通用技术，从而导致数字竞争产业组织有一些新特点，并给传统的反垄断政策带来挑战。中国需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合作，共同应对数字企业的垄断问题，以及正在萌生的数据隐私权受侵犯等新公害问题。发展数字经济，必须要遏制这些新公害。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未来需要建立基于场景的数权体系和算责制度，而这一工作需要跨国合作。因此，数字市场治理会是一项全球性事业。

千百年来，书籍一直是传递知识、承启思想的主要载体，对于知识转化为繁荣力和进步力功不可没。该书以稳增长为主线，以发展和治理为主题，解读中国经济从复苏到重振的逻辑，探寻实现持续繁荣的路径，力求讲清讲透，摒弃人云亦云。现在的众多职业经济学家，都愿意为经济政策的制订献计献策。就该书而言，其中对现实政策的关注，是学者经世致用、资政启民的职守所在，而对基本问题的探究，则源自其格物致知、治学求真的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