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中国韵味(下)

刘刚2023-01-16 21:10

刘刚/文

化胡:起个文明的话头

“老子化胡”一说,其于古史,虽引人遐思,但无迹可求,无信可证,难以确认,所以,木心就认为,老子出关不是去化胡,亦非去做隐士,而是去自杀。

用“自杀”的眼光来读《道德经》,就把它读成了绝命书,同时,也把老子读成了存在主义的先知——自杀是对死亡的超越,是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

木心不但从《道德经》里读出了一种“自杀”倾向,还读出了一种“抒情”导向,所以,又把它视为情书,从这两个向度来看老子,真是“伤心人别有怀抱”。木心从老子的情感哲学里读到了一种孤独,那不是一般的孤独,他引用了其中的两句,还从中听到了老子的哭声: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老子像查拉图斯特拉一样,逃离“众人”——市场与国家的化身,孤独的飘零。

于是,从哪里来,往何处去?就成了一个特别深刻的问题。未来已来,他要告别旧世界,可新世界在哪里,他还难以确定,但有一点,他可以肯定,虽然“我独泊兮其未兆”,但他从道来,往自然去,最终达到自己,这个目标还是既定而明确的。

其时,自我意识的觉醒,具有了一个普世性的契机,不独中国老子,天竺佛陀,还有查拉图斯特拉之于波斯,皆以其自我意识开宗立派,创教救世。而老子出关,指向西方,非以天命,不由神启,而是听从“道”的指示,顺其“自然”而已。

让我们想象一下吧。如果那一时期,堪称人类文明的轴心期,需要一个世界性的地理标志,那标志,一定就在西域,那是个轴心期的标志——自我意识。

我们宁愿相信,在轴心期里曾有过那么一次有关“人类自我意识”的哲人峰会,老子出关,乃赴会而去,我们从“化胡”说里,似乎能看到这样的痕迹,故“自杀”一说,可以休矣。何以同一时期的佛陀没有自杀,查拉图斯特拉也没有,而中国的老子就会自杀?这样的说法忽略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常识:没有一个大宗师是自杀的。

思想史上,有为自己的思想受难的,没有为自己的思想自杀的,这跟文学史不一样,文学史里多有自杀的作者,屈原就是其中一位,贾谊抑郁而死,也可说是慢性自杀,但思想史上,尤其中国思想史上,那些思想者们虽然不乏受难的,但无一个自杀的,说几句狠话,留一番伤心语,不足以构成自杀动机,木心用了文学史的眼光来读思想史,读出了一个自杀的老子,这也不是不可以,但从思想史出发,不如“化胡”而去。

“化胡”一说,没留下什么可信的成果,仅仅留下一个传说,惟一可以证明的是老子成了一块世界通用的思想砖头,西域各宗各派都用它来敲中国的门,不是进入阿拉伯世界的“芝麻开门”,而是通往中国的“老子开门”,孔子虽然在东土封圣,但其国际化程度不如老子,从“西学中源”的源头,我们隐约可见老子的身影,不见有孔子。

孔学兴起于西域,起于汉、唐之时,仅以汉人国力,其所及者,至中亚浅尝而止,故儒教传播,未能普及于斯。其文化,一如陈垣《元西域华化考》之“元时西域文化状况》所言,历来西域文化,“本由祆教而佛教,而景教,而回教”,没有儒教,汉化深入中亚,自西辽始,“当元人未据西域之先,大石林牙已将汉族文明炫耀于中亚”。

这位“大石林牙”,即耶律大石,因其中进士,入翰林,翰林之于契丹语,又称“林牙”,故号“大石林牙”,其时,辽被金、宋合击,遂西行用兵,拓地中亚,而成一“西辽”国,历经五主,历时约80余年,皆以汉文立年号,儒教因之而行于中亚,以至于东欧人,至今乃称中国为“契丹”,西域之华化已然普及于中亚,由此亦可见其一斑,耶律楚材有《怀古百韵》诗云:后辽兴大石,西域统龟兹。万里威声震,百年名教垂。

西域是文明冲突的战场,还是文化融合的道场。得其道场,则思想共和,信仰共存,如春风万里,齐出玉门,似天山明月,普照四方;失之,则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一片血光,无国不殇。西辽继印度、犹太、波斯、希腊、阿拉伯之后又添了一道儒教文明的风景线,故其在西域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这与耶律大石的“林牙”身份相称。

大石虽非汉人,但汉化已深,颇有“华心”,唐末陈黯,曾作《华心》一篇,言及大食国人李彦昇,为唐进士出身,其论华夷,而曰“华其心而不以其地”,亦即于认同方面,文化优先,地缘、血缘,皆在其次,故陈垣以其为“西域人华化先导”。

其为大唐归化人,乃由西域入华者,为“人非华而心则华也”的“华心者”,而大石则反之,以契丹人行华化于西域,其本人即为一“华心者”,且辽以大唐传人自居,若谓“老子化胡”只是传说的往事,那么“大石化胡”则有史有地可资凭据。

西辽之于世界历史与中华文明,实有极大贡献,却一直被人忽略,最起码在中国历史上,它的历史地位,应该类似于宋朝,大辽之于中国,亦如其祖先鲜卑人,分了个南北朝,辽以长城为界,以宋为南朝,自居北朝,若宋朝可称北宋、南宋,那么辽也就可以分为东辽、西辽。东辽亡于金、宋,西辽崛起于中亚,中华文明终于深入中亚发枝散叶了,如果说有宋一代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海上丝路,以物质文明的贸易方式来实现的,那么西辽的进取,则由陆路进发,以战争方式推动中国的精神文明进入中亚。

我们知道,中亚是个战场,战争引导文明进退,与中国有关的两场战争,一度改变了中亚文明的格局,751年的怛罗斯之战,大唐战败,故伊斯兰进,中国退。200多年后,在中亚,又发生了另一场战争,西辽击败塞尔柱帝国,宣告中国回来了。

由此开启了一个“大石化胡”的时代,我们知道,大唐认祖老子——李耳,除了老子姓李可以认同外,还有“老子化胡”一说,也可用来为大唐通西域。

“大石化胡”,看似追随那个神化的老子传说,而其落实处则以孔子儒学,此前,如陈垣所言,“西域人仕中国者多武人”,经其诗、书、礼、乐教化后,转以文人。至元时,蒙元用兵于欧亚,先定西域,后取中原,故其不但为元军定西域,打好了儒治的基础,还以儒教为元军还定中原,备好了一支已然“华化”的色目人的干部队伍。

元人得了西辽老底子,使其具有了以“华化”西域人“治华”的文治班底,那些西域“华心者”们跃跃欲试,其欲一睹中华文物之心可谓“沛然莫御”,故其从军东征,南下,已非周、秦时“赳赳武夫,王之爪牙”,而是如汉、唐书生投笔从戎,故有元一代政治文化,以“华化”西域人——色目人最为精彩,他们在中国拥有了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里表现出来,表现为儒学挂帅,佛老次之,兼及文学、美术、礼俗、女学,其地理范围,大体以葱岭为界,划分东西,在“总论元文化”中,陈垣综计全书,计有人物132人,分为岭东56人,岭西68人,其他8人,指出这些人都是“见诸载籍,于中国文化有表见者”,可以说,他们是时代的代表。

由此我们确认,在他们背后,当有一个更为广大的色目人背景,所谓“色目”,乃命形者也,其肤白,其目深,白种人是也,其非雅利安人之苗裔乎?元朝完全向他们开放,让他们杂居汉地,没有任何限制,故得以遍览中国文物,深入中国文化。

元开科举,他们来应试,陈垣说他们“读书应试者甚众”,而且“每试,色目进士少者十余人,多者数十人”,以此,形成了一个儒教化的西域士人团体。

元人分四等,一等为蒙人,二等为色目人,三等为汉人,元之所谓“汉人”,除了原有的北方汉人,还包括契丹、女真、高丽人,四等为南人,也就是南方汉人,这是按照归顺时序排列的,南人归顺最晚,反抗最烈,所以在制度安排上排在最后。

名分如此,可实际的情形,则不尽然,南人的政治地位虽位于最末,但在文化上,却成为了典范,蒙元汉化,西域人华化,皆以南人为标准,向南人看齐。

应当说,在这方面,西域人的表现相当不错,不同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本来就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他们的“华化”较之蒙元“汉化”进展更大,在儒学、文学、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可以直追南人,且以其西域风,与南人并驾而行。

这样一个团体,先于传教士来到了中国,他们不同于传教士,非以传教为目的,而是来寻求中国化的,他们来到中国,是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非像后来的欧洲人那样来要求中国西化的,中国文明足够大,没有什么容不下,何必要西化?

在文化中国里,形形色色的宗教,五花八门的信仰,都来了,可亨廷顿说的“文明的冲突”呢,来了吗?没来。来的是宗教共存,来了信仰共和,既没有过中世纪的十字军运动,也没有过近代以来的宗教战争,而中国原有其神仙方术传统,这一传统,形成了中国道教,凡自异域来中国传教者,不管它传什么教,奉何等神,一概将它当作神仙方术来对待,因此,道教成了诸神驿站,作为教祖太上老君的老子,当然要“化胡”了。

老子化胡通往尼采

“化胡”说,表现了一个神话与历史交错的文化交流的图景。“老子化胡”趋于神话,神话的影响,不在真假,而在取舍,没话找话时,起个话头,最好讲神话。“老子化胡”,就是一篇有关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神话。

而“大石化胡”,则是一段历史,它未必追随那个神话,却在不经意间,跑到那个神话的前面去了,而且跑得更远,竟然从中亚跑到欧洲,其影响之于当时欧洲人,于其史迹,虽一脸茫然,然而风闻所至,却不亚于一篇神话,不啻于一个传奇。

何以如此说来?盖因其西征事迹鼓舞了欧洲的十字军骑士,适逢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耶律大石在欧洲,就被当作基督教的捍卫者——传说中的“东方约翰王”出现了,于是。契丹,作为时代最强音——来自东方的福音,被欧洲欢呼着。

可以这么说,他是影响欧洲的第一位中国进士,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位骑士,当时的欧洲人,只知有骑士,不知有进士,可惜的是,其影响是传说先到,而历史未至,以至于他本人不知有那么个传说,而欧洲只知有传说,却不知其本人究竟如何。

让传说引导历史前行,对于历史的错位,人们只能无可奈何,但他还是留下了一个实质性的成果,那就是开了西域人华化的先河,为蒙元大帝国准备着。

蒙元大帝国则更进一步,将西域人华化推向欧洲,不仅推入东欧,还推到了西欧门口,不但陈列了蒙元帝国的武备,还开启了一个展示中华文明的窗口。

于是,马可波罗来中国了,“化胡”终于化到欧洲人的头上了,先以物质文明化了那些逐利而行的商人,到了明朝,再以精神文明化了那些传教士们。

不知那些传教士们的潜意识里是否还带有对当年那位“东方约翰王”的记忆,是否还带有往东方来寻求同盟军的动机,总之,他们在中国精神文明的世界里,找到了一位同道之人,那人便是孔子,为此,他们还发明了一个说法,叫做“孔耶同源”。

让孔子与耶稣从文明的源头结盟,这样基督教文明在东方就有了一个天然的盟友,把孔子当作耶稣的中国版本,把儒学当作基督教文明的中国神学,将“子曰”当作基督教文明的中国福音,这就使得基督教文明因其“中西会通”而具有普世性。

那时的西方文化,虽然自视甚高,用一种信仰的傲慢,支撑其高高在上,但它还不敢称霸,因其尚有明显的人文短板,要向中国取长补短后,才能克服。

所以,他们将孔子请到欧洲,不仅作为中国哲学的代表,而且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一只东方推手,同时,作为开明君主专制的东方帝王学代言人,适应了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需要,为政教分离后的欧洲,提供了世俗化的君主制方案替代君权神授。

在启蒙运动的上半段,孔子还是运动的旗手,到了下半段,孔子就成为了运动必须跨越的一道鸿沟,运动之理性,不但要走出神权,还要走出王权,当其前者,孔子可为同道,当其后者,孔子就走不出来了,可运动已经有了自己的新目标——走向人权,在孔子的思想里,有关于个体人格的成熟方案,却从未有过对个人权利的理性思考。

当个人主义必须替代国家主义出场时,孔子就该退出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黑格尔不仁,以孔子为刍狗,在绝对精神的哲学法庭上,他对孔子的思想做了最冷酷的判决:非哲学。正如他率先说出“上帝死了”,他也带头宣告孔子终结。

后来,他对上帝改口,不再那样说了,但他对于孔子却从未改口,因为,他有了替代,那便是老子,而上帝无法替代,又不能没有,所以,只能他改口。“上帝死了”,这句话,欧洲人通常都说不出口,也就两个德国人那样说了,而且其中一位还改了口,惟有尼采咬牙切齿,绝不改口,欧洲人说他疯了。

德国人敢这样说,或许跟日耳曼人的神话有关,其神话中,有诸神垂死的传统,既然神会死,上帝当然也会。此外,老子的影响,恐怕也是其中的因素。

在中国,殷周之际的那一场革命,上帝已然死过一回,周人以天命取代上帝,以民心取代神谕,革了上帝的命,到了孔子那里,上帝就变成“祭如在”了,被他搁置起来,而老子则确认,上帝已经丧失了第一性,只能退而求其次——退居二线。

宇宙的第一性原理是道,道在帝先,老子说“吾不知其谁知子,象帝之先”,“象帝”,有形有象的上帝,一有形象,便有局限,就会处于轮回和转化之中,这样看来,上帝当然会死去,但其死后也有可能复活,黑格尔与尼采从中会有所启示?

黑格尔认可老子是哲学的一个奇迹,他们各自的哲学,是全然不同的两个样子。黑格尔以逻辑,老子以反逻辑,黑格尔居然没有反感,为了老子,他接受了哲学的中国样式。而尼采,就像老子那样充满诗意,其哲学的文体样式,亦颇似老子。

如果说“老子化胡”在古代世界里还只是个虚拟的传奇,那么在近代,老子思想的传播,其行迹反而变得脱虚向实,有据可依。据悉,《老子》外译始于1750年前后,初以传教士译成拉丁文,后转译为法文、英文、德文等,200多年来,译本涉猎30多个语种,计约600余部。其中德译本约百余部,有关德文方面的研究专著亦有约700余部,其普及程度,甚至超过中国本土——“每四个德国人的手中就有一本《老子》”。

有人这样说,我们姑且听之:世界上,译本最多者有二,一本是《圣经》,而另一本就是《道德经》。如果我们考虑到《圣经》是上帝的作品,由基督教用全部心血铸成,作为神之书,人类应该没有可比性,那么《道德经》则是老子个人的作品,作为人类之书,它或许能够首屈一指了吧?不过,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如果真如老子所言“象帝之先”,是不是《道德经》也有可能排在前面?更何况“上帝死了”,一切皆有可能。

尼采深知老子,并与之神似,不光在思想内容上,两人可以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而且在哲学形式上,也都采取了诗化的表达方式和格言式的文体样式。可从文献中,未见有尼采与老子思想互动的文字,杨恒达在《尼采与老子为什么相提并论》一文中指出:尼采在其著作里有两次提到老子,一次是在《反基督之徒》的32节中,尼采在谈到反现实主义者的时候说,若是在中国人中间,反现实主义者会使用老子的概念。而另一次则是在一封致友的信里,谈到他发现一个法文译本的《摩奴法典》时提到了孔子和老子。

老子化胡,终于化向尼采了,从“象帝之先”化出“上帝死了”,从“道法自然”化出超人问世,回到自己……孤独中,尼采放目古今,悄然至两千年前。

那一次,是以“老子化胡”为标志的轴心时代的西域哲人峰会。老子从东方来,佛陀也在坐,尼采以查拉图斯特拉的身份出场。可他并不看好佛陀,说自佛陀寂灭后,人们在山洞里展示其形象,展了好几个世纪,那不过是象,是洞穴里的象,是我们今天仍然必须克服的洞穴形象!上帝虽不在场,也被他奚落一番,他说上帝同佛陀一样,蔽于洞穴之中,死到临头而不自知。唯独对于老子,他是这么说的:“像一个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垂手可得。”不过,杨恒达却指出:此话没有出处。至少我在科里和蒙提纳利编的《尼采著作全集》《尼采书信全集》以及1870年以前尼采的早期著作中都没找到这句话。

没有出处,这才是老子化胡!听啊,闪电在大笑,莫问超人出处。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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