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错失数字经济?

李海燕2023-06-02 19:09

李海燕/文  近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在武汉进行宏观经济公开演讲。针对一部分人把数字经济视为“虚拟经济”,并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的看法,他表示数字经济包含硬件制造和软件服务,都属于实体经济,不是虚拟经济,发生在各行各业的数字化进程,将使数字经济成为中国未来经济的主要形态。

杨伟民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曾在日本一桥大学学习过,是我的学长。我非常赞同杨学长的发言,甚至我的看法比他要更激进一些。

我认为,数字经济已经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态。中国经济今后要获得高质量发展,必须做好数字技术和其他经济部门的无缝融合,做到互相赋能,共同进步。从我在日本学习工作和回国工作生活的经历看,吸取日本的经验教训,抓住发展数字经济的机遇非常重要。

重硬轻软的陷阱

日本的平成时代,指从1989年到2019年间的30年时间。这个年代,日本面临国内国外的众多重大变局。国际上,东西冷战结束,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互联网浪潮风气云涌。而日本国内,人口开始下降,国内市场饱和,国内房地产泡沫破裂。

平成时代30年间,日本GDP平均增长率为1%左右。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人均GDP比美国高。但2000年以后,日本和美国的人均GDP差距不断拉大。

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有很多,经验教训也非常多。但笔者认为,“重硬轻软”,即对传统制造业过分适应,对新兴互联网等行业的对应滞后,在数字经济时代没能成为和中美并列的引领者,是平成时代日本经济低迷的重要原因之一。

2005年前后,笔者曾在日本一家大型银行总部工作。有银行职员在讨论互联网企业时用到了“虚业”这个词。当时的日本把制造业称之为“实业”,把新兴互联网企业称之为“虚业”。这种两分法,实际上反映出当时日本国民的普遍心态,认为制造业比互联网行业更靠谱一些。

而日本国民将数字经济归入“虚业”的观念,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刚起步时就已经出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社会心理,就和日本在上世纪70-80年代通过制造业打败欧美有直接关系。

二战后,日本社会所推崇的一直都是制造业大企业当中的人,优秀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以进入几家大型日本企业为荣,其次是广告公司、电视台等机构。日本特有的终身雇佣制,确保了年轻人按部就班在一个行业学习、发展、晋升。

事实上,笔者认为,2005年以前的日本互联网行业基础,比中国要好。这是因为个人电脑普及率、网络的质量、物流系统以及信用卡普及率都比中国好。

与此同时,日本一直非常在学习和模仿美国:美国有的,日本马上学习和跟踪,互联网行业也不例外。日本乐天(Rakuten)就成立于1997年,和网易成立于同一年,比腾讯、阿里巴巴要略早。可见,中日互联网行业起步时间其实差不多。

作为一个产业整体,日本存在严重的“重硬轻软”现象。这使得日本的数字经济只能一条腿走路,非但无法快速追赶美国;20多年后的今天,中日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差距也已十分明显,甚至比GDP规模差距还要更大一些。

相比之下,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美国,精英要么选择去华尔街,要么选择去硅谷,两股人才潮流的交汇,推动了美国科技产业在21世纪后期的迅速壮大,客观上击溃了来自欧洲与日本科技产业界的挑战。

在那期间,只有产业基础远不如欧洲和日本的中国,存在类似美国的现象。上世纪90年代末,一批海内外精英同时扎进互联网行业。他们创办的互联网企业,如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网易都成为今天重要的数字龙头企业。

不可否认的是,2007年第一代苹果智能手机面世之前,作为数字经济中的硬件制造产业,日本仍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但面对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日本对应稍微慢了几年,造成的后果却是长期的。

直到2005年前,日本主流社会舆论对互联网的看法还是“虚业”。日本知名大学毕业生到网络公司,还不是很普及的现象。工资待遇比较高的综合商社、电视台、广告公司、知名制造行业的大企业,往往是日本大学生最想进的地方。美国硅谷聚集了全世界最优质的人才,但本国优质人才流入的滞后,也成为掣肘日本互联网行业没能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

这些都意味着,日本失去的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不可能再回来了。

摆脱“虚与实”的二元对立

反观今日的中国,头部互联网企业可以被视作数字经济的领头羊。其发展路径表现为,以发达的消费互联网牵引各行各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继而推动中国进入大规模的产业数字化阶段,由此也提升了数字经济占整体经济的比重。

国家网信办发布的《数字中国规划方案》显示: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于2022年突破50万亿元,占GDP比例超40%,总量差不多是日本GDP的1.5倍。

数字经济中的硬件与软件,有点类似人体中的肌肉与大脑,硬件产业强,显示出肌肉发达;软件产业强,则意味着头脑发达。

从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开始,软硬产业之间的相互促进开始显著加速。最典型的案例即GPU的出现。因为用户对游戏画质要求的提升,催生GPU的出现;而近期出现的ChatGPT,则让英伟达的GPU价格一路上涨,英伟达的股价也出现疯狂涨幅,曾出现一天涨出一个“阿里巴巴”的现象。

从iPhone到新能源汽车,再到ChatGPT,日本并没有缺席,但都无法像2000年之前那样站在舞台中央,成为主角。背后的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日本社会各界对互联网报以“虚业”之态度,也起到了相当负面的作用,影响了整个行业对人才的吸引及社会声誉的塑造。

相比日本,中国在互联网产业兴起阶段采取了“不争论”的态度。2016年后,国家才开始对介入对互联网企业的“强监管”。

但监管和发展并不矛盾。更何况在全球经济低迷,产业增长乏力的今天,来自数字科技巨头的创新,实际上变成了全球走出当下危机的一股关键力量。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2022年底在微软支持下推出的ChatGPT,一方面被各方寄予厚望,另一方面也成为拉响美中日欧下一步角逐的号角。

对中国而言,过去数年里对科技巨头的监管方式,已经从集中式走向了常态化。无论是对保护民营企业的强调,还是对平台企业赋予新的职能,亦或是对数字经济的高度认可,都在释放相似的信号:希望中国的科技巨头能够轻装上阵、重启旗鼓,完成重要使命。

从这层意义上看,杨伟民的演讲内容才令人触动,也希望中国社会主流舆论对数字经济的界定,不要陷入“虚与实”的二元对立陷阱。毕竟,邻国日本的教训就在眼前。

(作者系产业观察者,著有《平成时代的日本经济》)

版权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经济观察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