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的中国初心——唐化的弥生时代

刘刚2023-09-05 23:49

刘刚/文

从《日本刀歌》谈起

日本文明开化,大体而言,从“唐化”开始。

所谓“唐化”,非仅指有唐一代,而是以“唐”为代表,指称中国,包括唐以前和唐以后,都属于“唐化”范畴。

唐朝以前,东洋唐化,日本无史,中国有据,据之有迹可考者,秦末有徐福游仙故事。该故事发生时期,适逢日本文明从绳文时代向弥生时代转型,弥生时代的时间跨度大致与中国的战国-秦汉处于同一时期,故徐福一行也许就参与了此次转型。

徐福此行,除有《史记》记载,《隋书·倭国传》中也有记载,隋炀帝派裴世清使倭国,渡百济,一路行来“东至秦王国”,观其人“同于华夏”,有人遂以此为徐福东渡所创立之国。另于《梁书·诸夷传》、《南史·夷狛传》中,我们也看到了“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处有个“大汉国”的记载。

从徐福东渡蓬莱,到这两个记载的出现,在日本历史上,经历了三个时代——弥生时代、古坟时代、飞鸟时代。

唐化,从弥生时代开始,在飞鸟时代达到第一个高峰,这两个时代,各有一位中国代表——徐福和裴世清,此二人者,一个推进了日本的文化转型,一个推动了日本的政治改革。

不管徐福本人是否真的到了日本,但他对日本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影响如何发生,另有韩国学者的说法,认为徐福原本欲往蓬莱,但他最后落脚的地方却在朝鲜半岛上,其后裔从半岛进入日本,通过半岛,徐福对日本产生影响。

但日本学者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江户时代末期岩垣松苗《国史略》中就提到“秦人徐福来”;明治时代石村贞一用汉文以同样方式新编《国史略》,辑成一部日本小学历史教科书,上起日本远古神代,下至当代明治天皇。书中认为徐福登岛时间,就在第七代天皇“孝灵天皇七十二年”,正式将徐福东渡写入日本国史。

但也有人指出,何以在日本最早的古籍奈良时代的作品《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没有关于徐福的记载?何以越到后来关于徐福的传说越多了起来?以此一问,略示存疑。

其实,在中国也是如此。裴世清使日,见了“秦王国”,虽然联想到了徐福,但也并未深究。可到了宋朝,欧阳修从“越贾”那里,得见日本“宝刀”,遂作《日本刀歌》,曰“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由此刀,他也联想到了徐福,曰“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丱童老”。“丱童”,束发成两角的儿童,也就是那些被徐福带走的童男童女,跟着徐福一齐留在日本,从小到老。

而日本之所以能打造好刀,在欧阳修看来,就因为徐福带去“百工五种与之居”。这还不算什么,他通过“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辞藻”,发现日本人的汉文素质颇高,这又是什么原因?他给出了一个回应:“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他认为,那“逸书百篇”就是儒家古文经,“徐福行时”,经亦携去,后来秦焚书坑儒,古文经在中国失传,却幸存于日本,但“令严不许传中国”,以至于“举世无人识古文”。

如此说来,问题就大了,大到立国之本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汉唐以来,皆以儒教立国,如果说儒教经典靠不住,国家基本上也就不靠谱了。用儒学来说,那就是道统出了问题。

为此,欧阳修叹曰“先王大典藏夷貊”,儒家古文经——“先王大典”竟然被岛夷收藏,藏在“苍波浩荡无通津”处,对此,他唏嘘不已惟有泪滴——“令人感激坐流涕”,连“先王大典”都流失了,那日本刀又算得了什么——“锈涩短刀何足云”!

日本人素有“中国心”,那是弥生时代由中国移民带过去的,从战国到秦汉,中国动荡不安,为避战乱,中国多有如孔子所言“乘桴而浮于海”者,徐福便是这一时代潮流的代表。

神州文明的岛国盆景

秦汉人之于东瀛日本,有如罗马人之于英国,都是外来的,而且还差不多同时,所以,不妨拿他们来对比一下。

秦汉人进入日本,大致有三条路线:或从江南出发,直接东渡而至;或由山东起航,行至朝鲜半岛,然后跨越朝鲜海峡;或沿渤海湾航行,经由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再渡海抵达。

这三条路线,其中两条,都经朝鲜半岛,所谓“一衣带水”当就此而言,但此去为常人路径,于此渡海,人来人往,目之所及,难起虚无,罕见飘渺,“神山”不在,何处“游仙”?故徐福以“游仙”为名,则当由江南下海,于海天茫茫中独行。

以此三路通往日本,秦汉人与其原住民绳文人融合,结了个成果,形成弥生人,开启了日本文化的弥生时代。

这与罗马人不同,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明,采取了不同的文明开化路线。中国文明,走向和合一路,与原住民一同开发,纯以文明的原力,使原住民同化。而罗马文明,则走向冲突,以征服的暴力,进行文明扩张,遭到原住民凯尔特人的抵抗。

恺撒时期,罗马军团两次入侵英格兰,均功亏一篑。一百年后,罗马人再起雄师,彻底征服不列颠,以之为罗马的一个行省,并筑长城,建伦敦,开港口,垦农田,统治了三百多年。凯尔特人还是不服,反抗不断,以至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这样写道:这场战争,是由最愚蠢无知的皇帝开启战端,由最荒淫无道的皇帝继续支持,到最怯懦胆小的皇帝手中宣告终止。

罗马人走了,同罗马一样,英国也被日耳曼人入侵,一直行走在历史边缘的凯尔特人,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碰到了一个比他们更具洪荒之力的蛮族,日耳曼人以其如潮汐般的蛮力,一浪接一浪,一波又一波,不但冲决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还捎带波及了帝国的外省——英国。

由此可见,日本原住民何等幸运!秦汉移民,未将乱世带到东瀛,他们带来的是和平的愿景,还有财富和文明,而非刀兵。他们与原住民和平相处,使之分享华夏文明,以此形成了一个新的族群——弥生人,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弥生时代。

有人将日本人和史前中国人的牙齿形态特征做了比对,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日本人的“二重起源-混血说”,因为考察发现,日本人中同时存在巽他型和中国型两种牙齿形态类型的人群,绳文人属于巽他型,弥生人及现代日本人属于中国型。

巽他型牙齿,始见于东南亚,距今约3万-1.7万年间形成,以此推测,秦汉人所见日本原住民——绳文人,乃来自东南亚的巽他型移民后裔,其祖辈沿东亚大陆架北迁至日本。而中国型牙齿特征的秦汉人,则开辟了三条航路通往日本,与当地原住民——绳文人融合后,形成日本弥生人。

现代日本人与弥生人一脉相承,故其血统具有二重性,主要由中国型人群基因,结合巽他型绳文人的基因而生成。

尽管现代日本人同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群有着相同的牙齿形态特征,但在日本新石器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却是来自东南亚的巽它型,而非从东北亚进入的中国型,也就是说,绳文人的基因属于巽它型,而非中国型。这表明,先秦时期,中国同日本隔着大海,接触很少,来往有限,对绳文人的基因基本上没有产生影响。

可秦统一后,那些亡国之民,纷沓出海,以避战乱、逃国难,然而,却美其名曰“游仙”,这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呀!落难中,国已破,家已亡,可逃难者从来不绝望,反而有了更高的理想,国将不国,或国已不国,但即便如此那又如何?国破“神山”在,家亡有“蓬莱”!更何况,不是早就有了“道之不行,吾将乘桴浮于海”的孔子曰?而出海行道,岂不也正应了方士所好?

据乱世,何处安身?何以立命?放眼望,从琅琊到会稽,从渤海湾到杭州湾,从黄河边上到大江南北,就在东部沿海那一线,当年燕、齐、吴、越的地盘,出海的出海,往三神山去,进山的进山,隐于桃花源里,还有走江湖的,跟着楚人起义了。

出海如潮,汹涌而去。其时航海者,也就是那些方士们,竟然扬起了大壑“游仙”的风帆,掀起了海市“神山”的巨澜,就在那条从昆仑到蓬莱的《山海经》中轴线上,人欲奔流,人海滔滔,那可真是“无边神仙纷纷下,不尽财源滚滚来”啊!

秦汉大航海,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只不过留下一些神话与历史交错的传说,如浮光掠影一抹,也没结个地缘政治的实在之果。可放在世界历史上,尤其在日本历史上,我们却看到了上升时期古代东方文明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成果。

要想知道在东亚大陆两河流域形成的中国文化,随着那滚滚东去的江河水流入大海以后,它会变成个什么样?那就看看日本吧。去看一下日本向我们展示的中国型的东瀛样本,看一下由神州大陆缩小的岛国盆景,从外在的文化样式,一直看到内在的遗传基因,我们从两千年前那一次日本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转型,看出新型的弥生人竟然有了一颗“中国心”。

我们应当赞美一下当时日本原住民——绳文人,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和文明,他们没有因为陌生而拒绝,更没有由于贪婪而起野心,而是采取顺应,以谦卑的姿态,扬起高贵的和魂,那是新石器时代文明所具有的一种至今难能的品质,尚不具有民族性与国家性的分野,而是从自然性向社会性进展的人类性表现。

那些绳文人,不仅接受了来自神州大陆的中国型基因,还拥抱了基于华夏文明的“中国心”,从此有了“大和魂”。“和魂”来自“中国心”。虽然那些跟儒家先王有关的“礼之用,和为贵”、“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说法,要等到飞鸟时代,才由圣德太子以国家的名义规定下来,但文明初曙,使之成为立国之本的,则是基于看似蒙昧实则高贵的绳文人。

因此,我们看到的绳文人向弥生人转化,没有征战发生,没有殖民进行,而是和平过渡,是文化融合,是文明开化,以此将日本文化的中国初心——“和为贵”的“和魂”开启了。

让我们回到日本弥生时代,换一个视角,从日本文化的角度,用日本史的眼光,来看一下发生在秦汉之际的徐福的那一次航行,你就会觉得,那一次航行,跟中国皇帝追求的“游仙”,虽不能说完全无关,但确已关系不大,它从中国出发时,还是个神话,到了日本以后,就变成了历史,成为日本历史的一个开端。

藤原氏也有中国心

绳文人何其幸运!中国人没有将战国时代带到日本,而是将对先王之道的追求,对永久和平的期望,对人类理想国的愿景,一并带到了日本,欧阳修在《日本刀歌》中说的“先王大典藏夷貊”,并非他一时心血来潮的联想,而是感于事而发的议论。

在《宋史·日本传》里,记载了一件事,那就是公元983年8月,日僧奝然及其徒弟一行六人来华取经,他们搭乘宋商回国的商船,在浙江台州上岸,8月18日,抵临海,于龙兴寺求学天台宗,9月9日,访上天台山国清寺,10月,获准进京,晋谒宋太宗。奝然师徒一行转运河北上,路过扬州,又寻访鉴真和尚圣迹,12月,到达汴京,公元984年初,太宗召见奝然师徒一行。

奝然献贡,贡品中,除有铜器10余件,还有日本刀与书,书有《王代年记》与《职员令》各一卷,令太宗一朝讶异的是,奝然居然还奉上中国佚书《孝经郑氏注》,欧阳修所作《日本刀歌》,当有感于此而发,其所见所闻,使他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徐福,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位奝然和尚,还真有可能就是徐福的后裔。

我们先来看郝祥满在《奝然入宋及相关事迹述考》中所言:公元938年正月廿四日,奝然出生。其出生及出身的记录见于日本清凉寺释迦牟尼佛瑞像胎内所《义藏奝然结缘手印状》:“传灯法师位奝然,天庆元年戊戍正月廿四日诞生,俗姓秦氏”。

而日本的“秦氏”,大都为徐福后裔,但奝然入宋时,在太宗面前却“自云姓藤原氏,父为真莲”,他怎么可能是徐福后裔呢?对此一问,该文指出:奝然自称藤原氏,是为了抬高了身份,引起中国重视,因宋朝已知日本国政治握于藤原氏之手。

藤原氏之于中国,结缘甚深,日本大化改新,师法隋唐,以中国制度改造日本,由中臣镰足首倡,因其居功至伟,天皇赐姓曰“藤原氏”,从此三百年来,藤原氏执掌日本,淡化天皇,故由唐以至于南宋,中日往来,知有藤原氏而不知有天皇。

奝然此行,非其一人独自行动,行前,日本方面,为他入宋,做了多方安排,东大寺为他出具致大宋青龙寺牒文,以他为空海大师再传弟子,同时也是青龙寺第八代弟子,延历寺为他出具致大宋国清寺的牒文——“睿山绍介状”,还升他为传灯大法师,朝廷颁发牒状,正式批准他入宋,他本人,也大造声势,请了当时最有名的贵族文人替他作《奝然上人入唐時為母修善願文》。

出发时,奝然的“花月之友”们来为他饯行,宴席中,诸友唱酬,吟诗送别,以为国求法“莫自轻”加以勉励,由此可见,奝然此次入宋之行,一任诗酒风流,堪称文采飞扬。

如此大张旗鼓,藤原氏岂能不知?知而任其冒充,放他而去,似乎于理不通,或曰他在日本时,不称“藤原氏”,只是到了中国以后,为了迎合中国,才那样自称,一如郝文所言。

但我们认为,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或许,那正是藤原氏所要求的,看来不是一种国家的制度安排,而是藤原氏不言而喻的一条潜规则,何以如此说来?我们知道,藤原氏一族不但通过大化改新,向中国学习,靠中国影响起家,而且靠着垄断与中国的海通,统治日本三百多年,“中国”成了藤原氏的国之利器。

从历史上看,自藤原氏治理日本以来,中日之间,就不再有国家往来,遣唐使不见了,原因是,大化改新后,大日本的念头突然冲动起来,非要跑到朝鲜半岛来与大唐一战,结果战败,理所当然,两国之间就断了国家往来,但实际上,民间往来更多了,只不过不是以国家名义,而是以“藤原氏”的名义。

须知当时日本,处于唐宋以来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端,分享了中国人与阿拉伯人互动带来的海通红利,那是一个跟中国有关的大航海时代,中国商船把印度洋和西太平洋连通起来,那时的大西洋还处在这个大航海时代之外的边缘地带,欧洲人眼巴巴地看着,因其在地理上被阿拉伯人阻断,难以参与进来。

其时,中国商船满载着中国商品,扬帆四海,主导了那个半球化的大航海时代,搅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把日本也搅乎到财源滚滚的贸易大潮中来,跟着中国一道来吃东西方海通的红利,中国瓷,日本刀,都曾货卖天下,成为畅销品。

而藤原氏,则通过架空天皇,把持朝政,在国家名义上,拒绝与中国交往,却以其家族的名义,与中国往来。

都说藤原氏统治日本三百多年,非以武力,如后世幕府,而是纯以权术,但这如何运作?王朝里的事,难免宫斗之类的小把戏,若要长治久安,还得确立权与术的大格局,这就要放下阴谋诡计的小手,迈开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的两条大长腿。

两条腿走路,往哪儿去?到中国去!那里有经济实力和文化实力的两条源头活水,不仅财源滚滚,而且文明滔滔,谁能利用中国商船,引流这活水到日本,谁就是日本的赢家。

奝然西行求法,搭乘的便是中国商船,其东渡而归,搭乘的还是中国商船,中国商船不仅从日本带来了日本宝刀,还向日本送去中国经书,可不,奝然归去,就带走了一尊佛像,一部经书,一个开宗立派的信托,而与他同行的,还有财富。

赢家通吃,三百年来独一份,唯有藤原氏,靠着向中国学习,不但以大化改新发家,还靠着对与中国往来的把控,统治日本三百多年,既以贸易立国,更以文明开化,以佛法与天皇共治天下,这就是没有遣唐使的唐化,使藤原氏成为了赢家。这大概也就是奝然和尚面谒太宗时号称“俗姓藤原氏”的原因吧。

然而,奝然如此道来,或亦自有其凭借,因其出生地在京都以西爱岩山一带,此地原为渡来人秦氏故里,所处位置与藤原氏相近,以其中国背景,被藤原氏看重,故与秦氏交往密切,并吸纳之,使之改姓为藤原氏,奝然,也许就是其中一位。

这样的猜测,本来难有依据,可当代日本,就在不久以前,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突然兴起一股来中国认祖归宗的热潮,其中,就有藤原氏成员约90000名来认徐福为祖先,这就为我们的看法,提供了一点有利的证据,很显然,藤原氏并非徐福的后裔,若此可确认,那么我们就能认定,前来认祖徐福的藤原氏成员,应当就是像奝然那样,由秦氏改姓为藤原氏的徐福后人。

这样的后人,潜移默化于日本不知有多少人,正是他们的存在,不管日本怎样西化,都不失其中国化的初心。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