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假如我学好了英语……

朱学东2023-10-19 16:20

朱学东/文 在我的过往人生里,读大学、选专业、薪资的高低,熔断职业生涯、放弃曾经热爱过、当事业努力的职业都没有产生一丝后悔。甚至,年轻时没有谈过恋爱,也因婚姻生活的平静协调得到了补偿,虽然拿没谈过恋爱开过玩笑,却没有真正后悔过。

如果说有所后悔,那就是没有学好外语,外语可能是我人生最大的败笔。

在一次送女儿上学的路上,我聊到了读好英语的重要性,提到了我的后悔:

“爸爸更后悔的是英语没学好啊,语言不通,到哪儿都交流沟通不便,结果只好呆在家里。要是英语好,爸爸也想走遍世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啊。现在爸爸年纪大了,精力跟不上了,你要学好了,将来可以给爸爸妈妈当翻译啊。

我不想学英语,我想学日语。丫头说。

那也好啊。不过,日本近世以来创造的文明,要比英语世界创造的文明少不少。我们现在享受的衣食住行、高科技,就算是电脑,大多都是英语世界的文明进步的产物,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和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英语世界贡献最大。许多科技文献都是英语世界的,我们大多是模仿、拷贝甚至抄袭,是跟在人家后面的。

爸爸因为不懂英语,无法去阅读一手的英语文献文学作品,看的都是翻译过来的,是二传的、三传的,是否合原意,爸爸也不知道啊,所以也常常走歧路。但是,即便如此,爸爸从这些二传三传的来自英语世界的文献,学到的东西也很多。这些东西,很多是我们没有研究过的,你说英语重不重要?

爸爸以前跟你说过,读书要多读来自世界包括英语世界的经典文学作品,里边有近现代文明的萌芽和生长,尤其是关于人性和权利的,有文明的价值观,我们的那些经典小说,写作手法很好,但价值观全是成王败寇的,大多是旧时的糟粕,写人性也多是恶的方面,少有平衡。这也是我们落后的原因啊,我们没有跟上现代文明啊。

如果你英语好了,能够多读原著,你对于那些文明的产生、兴盛和传播,会有更好的理解。耳濡目染,日积月累之后,对于近代以来文明和价值观的理解,也会有很大的变化。还记得爸爸去香港时,爸爸的前辈钱钢老师在送你的他写的《大清留美幼童记》一书么。到开放的世界去,我们才能知道自己还差什么,需要学什么,这不仅是钱钢老师对你的期待,也是爸爸的期待。而英语,就是通向更阔大开放世界的桥梁啊。

退一万步说,现在考试也总要考英语的吧。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要好好学英语,当然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要到更大、更开放的世界去。”

拳拳之心,皆在此中。

幼童

《大清留美幼童记》
钱钢 胡劲草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0年1月

没有学好外语,并非我不懂得外语的重要性,而是跟我的出身、眼界、见识以及性格都有关系,尤其是后来已清楚知道外语的重要性后,仍然没有去认真学。生活压力是微不足道的,主要原因还是自己性格问题,得过且过,总觉得能凑合就凑合,学什么都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以至于自己就像“五技之鼯鼠”,在外语这个方面,甚至连鼯鼠之技都没达到。

其实去年以来,我还在考虑是不是要重新捡起英语来。后来一想,这么大年纪了,自己想干的杂事又多,我又不像马克思老了要想研究俄国问题而学俄语,恐再没精力了,遂把想法搁置了起来。

从这一点看,学习上花了一生最多时间应该学好却没有学好的外语,可能是我人生最大的失败,无论在其他方面,我有什么可以自豪的,都不足以对冲这种失败感。

英语是我一生花费了最多学习时间的单一课程。

从1979年秋天进前黄中学初中部学习,我人生第一次开始接触26个英文字母,从此,英语就像不散的阴魂纠缠着我,直到今天。

我开始接触英文字母的时候,很多同龄人没有机会接触到英文字母,比如我大学时代的下铺兄弟曾明友,他来自四川自贡富顺县,是高中才开始学英语的。这样的同学,我后来不止遇到一位。所以我是幸运儿,我出生的地方是江南,明代以来经济文化独冠中国。我就像范缜所言:“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梁书·儒林传·范缜》)能初中就学英语,也是机缘好。

我的第一任英语老师是位年轻女性,胖乎乎的,讲普通话,她只教了我们一学期就调走了。第二任英语老师姓董,是位男士,后来好像做了低一级的班主任。

我开始接触英语,就是从那位胖乎乎的英语女教师的英语字母歌开始,我至今仍会唱,尽管跑调,歌词如下:

“ABCDEFG HIJKLMN OPQRST UVWXYZ now you see I can say my abc”

我是充满着好奇和热情开始英语学习的,还常常提前预习课本。但当时老师认为英语课不用预习,上课时学好就行,那时英语还是副科,高考计分才几十分。当时人们读书的动力主要是为了考大学,而不是为了掌握一门新语言,所以,学英语的兴趣很快就衰减得还不如其他副科了——毕竟英语课最初的内容,也没有同为副科的历史、地理来得有吸引力。

很快,随着中国社会逐步开放,学英语开始时髦起来。不过,我这个乡野穷小子还没有真正理解这种时代变化。我只知道英语高考改成了100分,中考也改成了100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种改变背后的逻辑,学习方法依然是死记硬背,并不是说这么做没用。2022年,我认识的新朋友——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的诗人曾兄告诉我,他上大学前英语极差,遇到一位老师后,告诉他死记硬背之法,结果不仅可以应付考试,还能流畅使用。如今曾兄仍然能流畅地阅读英文文献,其实还是决心和功夫问题。

我至今仍记得中学英语课本里欧·亨利的小说《麦琪的礼物》,如果英语课能多一些类似《麦琪的礼物》这样的内容,可能会吸引我持续地认真地学下去。这可以给设计英语低阶教材的人一个建议。

麦琪的礼物

《麦琪的礼物: 欧·亨利短篇小说精选》
[美]欧·亨利 /著
谢青 杨璘璘 /译
果麦文化 | 花城出版社
2022年1月

大概我读初二的时候,一个读中四(相当于高二,那个时候中学制还不是6年制)的同宗姐姐考取了镇江师范专科学校,她学的是英语专业。她考上之后送了我一本许国璋编的英语书,好像是英语语法一类的书,这是我第一本英语学习参考书,但遗憾得很,我的英语还是没有长进。中考的时候,我的英语成绩顶多算是中规中矩。

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的英语老师姓宋,好像是苏州那边人,讲普通话,不过我不是很喜欢他。上课最怕遇到不喜欢的老师,一旦遇上,那门课大抵学不好。后来文理分班时,我选择文科班的一个原因,也跟英语有关——不是我英语好,而恰恰是英语不好。我的理性告诉我,我要读理科班的话,不仅要补物理,英语也要补,而学文科班,要补的也就英语一门而已,历史地理无非下功夫死记硬背而已,下功夫我最不吝。

高二、高三年级时的英语老师叫倪国清,瘦高个,我很尊敬他。尽管如此,因为英语基础没打好,高考时我的英语成绩还是不好,考了80多分,没达到我们班的平均分,这是我没达到班级平均分的唯二课程之一,另一门是政治。

大学开学后,学校组织新生参加英语分级考试,我的成绩属于第二档(当时还没有四六级考试,第二档大概相当于二级)当时我们哲学85大概有七个人进了二级,二级英语课上三个学期;最高三级只有一个,来自浙江岱山的王文洪兄,英语课只用上两个学期;其余大部分分在一级,英语课上四个学期。更差的则转去学日语俄语等。

大学时代的英语学习,重点也还是在努力背单词、看文章上,没有多少提高。国政系的学生或大都市来的学生,真正理解了外语的重要性,开始听英语广播,而我还是像中学时代一样,学的是哑巴英语。同时,学英语也还是为了应付考试,没有把英语当成一种通向外部世界和未来世界的工具,更没理解英语背后所代表的是不同的思维、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文明。

在大学时代,我唯三做过的学英语的自选动作,其一是尝试拿字典翻译读到的英语诗歌,我曾在图书馆向高年级的同学请教,也许遇到的是跟我一样英语水平不行的人,并没有得到满意答复。我后来知道诗歌的翻译是最难的,有些单词,字典都查不到,其实是英语的古文缩写一类,这对我学英语的积极性打击非常大。

其二的努力,就是我曾经尝试阅读当时流行的美国电影《爱情故事》以及《航空港》的英文版小说,但都半途而废没能坚持到底。但我至今仍记得小说《爱情故事》里的一句话,是奥利弗和詹妮弗斗嘴的脏话:“Listen,you Radcliffe bitch”。这可以证明:学语言时,脏话永远学得最快记得最牢。

航空港

《航空港》
[加]阿瑟·黑利 /著
王晓毅 /译
中信出版社
2017年8月

其三的努力,就是我喜欢上了听英文歌曲,许多优美的旋律至今仍记得,那些歌我至今还常听,它们是我徒步时的伴侣。本来,英文歌曲、英文电影是学英语的捷径,但是,至今没有一首英文歌的歌词能记全(当然,也没有一首中文歌曲的歌词我能记全)。也许是因为五音不全,我从来不敢放声歌唱,无论多么想唱,最多只敢跟着旋律哼哼,也因此,听英文歌曲也没有让我提升英语。幸好,音乐毕竟是普世的情感流露,一如张先《千秋岁》所吟:“莫把么弦拨,冤极弦能诉”。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也有写:“音乐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它能什么都不提,却把一切诉说”。记不住歌词唱不开曲调,并不影响我喜欢英文歌曲。

人岁月生活

《人,岁月,生活》
[苏联]爱伦堡 /著
冯南江 秦顺新 王金陵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

1987年秋天,我选修了第二外语德语,毕竟我读的是哲学系,当年德语哲学家在中国影响最大,我的毕业论文与康德思想有关。可惜,无论我怎么努力,舌头都不会打卷儿,学不会发卷舌音,而卷舌音在德语、俄语里都很重要,最终只好放弃。至今,我只记得一句德语:Wie heißen Sie?Ich heiße……

大学毕业后没多久,我就特别希望离开工作所在的闭塞的大兴黄村镇,而考研是穷书生的唯一出路。我重新拿起了英文书,去参加研究生考试。结果,1992年的研究生考试,我的专业课总分还不错,但两门公共课不及格,一门是英语,一门是政治。我一直不怎么相信这个结果,英语还算顺利交卷了,而我当时就是大学的政治课老师。

在我过往的人生中,我的英语最高水平,就是能读《中国日报》的文章,连蒙带猜知道文章的大概意思;偶尔翻翻《英语世界》,尽管不足以让我认真研读;偶尔在街上听明白老外的问路,但只能蹦出单个单词连比带划回答;我仍然喜欢外国歌曲,不仅英文歌曲,还有俄语歌曲、日语歌曲,当然只能免开尊口。我最大的成就,就是虽然既不会说日语,也不会说英语,也曾经孤身一从东京到北海道。

如果我的外语学好了,会怎么样?

英语好一点,我的高考成绩也会更好一点,但学校专业或许不会有多大变化。毕竟即使高考英语成绩没达到班级平均分数,我的高考成绩也足以让我自主选择高校和专业了。当然,我们是在成绩出来前就做了选择。

其实,大学时期英语没学好,后面还有大把的机会学好外语。毕竟,我大学毕业后还偶尔翻翻《英语世界》《中国日报》,看不懂也自我糊弄。如果大学毕业后能学好英语,也许我就不再只是一个小小的本科学历,硕士学历是起码的。曾跟张鸣老师喝酒聊天,偶尔提到1992年我曾经报考过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程虎啸老师的研究生,可惜英语和政治不及格。张鸣老师听后一乐,说道:朱学东,你要是英语政治及格了,肯定是我带你!

介绍我投考程虎啸研究生的我的王姓同学,是人大党史系研究生。我们俩相识并相熟,不是因为我们是江苏老乡,而是我们俩在一起上了三个学期的英语课,他后来从武汉考回了人民大学党史系读研究生,而我比他晚考,英语还没能过。可见我们早已显出了差距。

在我们大学毕业三十年返校活动上,我们俩分别代表校友发言——我代表非主流的校友开场,代表主流的王同学压轴。我在南风窗工作期间,王同学到中山挂职,飞机上读完机场买的南风窗,翻看版权页看到我的名字,认定朱学东一定是我——只有我才会做那样风格的杂志。他到中山后给我打电话,当时是通过单位总机转的,找到了失联多年的我,也算是同学之谊的一段佳话。

而我,如果学好了英语,考上了党史系研究生,可能就会错过1994年中央国家机关向社会公开招考公务员的机会,也就不会以比较优异的成绩(公开统一考试部分据说是新闻出版署社会招考第一名,面试第二名,面试次于我当年的同事聂静女士)进入中央国家机关,那中国的媒体行业也就少了一个半路出家,还敢傲慢地指出这个行业门槛有多低,一点没有感恩之心的混混。

当然,如果我学好了外语,1992年的研究生考试也许就能过关。如果考上了人大党史系的研究生,也就不会有1992年12月的那次相亲,我的家庭生活将会重组,如今我人生中最珍视的家庭生活会变成什么样,我已经缺少想象力。而没有这样的家庭生活的支持,我的精神世界也可能会以另外的面目出现。

当然,毫无疑问,中国也会少了一个自认为还算不错的媒体人。而我今天所引以为豪的一切,其实都与外语没学好有着逻辑和现实的关系。

我离开印刷学院后,在工作中接触了一些与海外有关的公司和机构。对于我来说,如果我大学毕业后哪怕结婚后,还能学好英语(其实很长时间我一直多多少少翻看些英语书,1997年去菲律宾参加书展,还装模作样买了几本英文小说,其实回来也没读,如今书早已不知去向),我后来的选择,也许会是另一种气象。

怎样的气象?

如果英语学好了,最有可能的,就是2000年我在选择离开机关的时候,不去媒体,而去外企。我在机关的时候以及后来在做媒体业研究报道时,与一些外资机构也有业务联系。我的老大哥王明春兄,离开三联后就去了IDG,而当时IDG中国的负责人熊晓鸽,我也很熟悉。直到2016年1月在乌镇,熊晓鸽陪同金布莱尔(当年他1200万美元成了Facebook的天使投资者)到乌镇,自己身兼翻译,他把金布莱尔介绍给我的时候,我还是不会说英语。如果会英语,我会套个近乎,告诉金布莱尔,我见过他电影明星般美丽的太太赵安吉、他的妻姐赵小兰,以及他的中国岳父母。

当然,不仅IDG,当时希望在华发展、拓展市场的国际知名出版投资机构,我多多少少都能找到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果要去那样的机构,我当时的工作经历和经验,也多少能为我提供一些有利条件。比一般懂外语的人可能更有优势。

2023年9月10日,我写下上述文字的第二天下午,我在地坛书市就意外遇见了熊晓鸽。我跟熊晓鸽提到,如果我英语好,也很可能就投奔他去时,他笑言明春去了他那就很好。可见,我说的假设,也并非真的是空穴来风。

2014年9月,我应邀到香港大学访学。此时我才知道,港大对于英语的要求很高,不会英语,在港大很难出头。

在我熔断职业生涯后,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向汕头大学新闻学院时任院长范东升推荐了我,范老师正在物色继任者。汕头大学是李嘉诚投资创办的,新闻学院创始院长陈婉莹女士是我尊敬的新闻界前辈,一位杰出的媒体人,我2014年去缅甸和去港大访学,实际上都是陈婉莹老师邀请的。

范老师回北京时约我做了一次长谈,我们俩聊得很好,不过我一开始就婉谢了,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当然,聊天过程,范老师提到,汕头大学新传院是国际性学院,师资来自世界各国(我认识的读卖新闻名记者、曾任《读卖新闻》编委兼中国总局局长的加藤隆则先生辞职后就到了汕头大学),学院负责人需要能用英语沟通,而我恰恰不能用英语交流,这是客观性制约。范老师跟我聊完,觉得即使我不懂英语,不能承担行政之职,也欢迎我去汕头大学任教,大概他觉得我还不错吧。我感谢并抱愧了。

我读贝科夫的《帕斯捷尔纳克传》时,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不能发表,作协试图让他屈服的时候,帕斯捷尔纳克便以翻译为生,他主要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他翻译的《哈姆雷特》和《浮士德》受到一致好评。

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
[俄罗斯]贝科夫 /著
王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年9月

读丁亚平所著《水底的火焰》,写到萧乾先生后来选择做翻译工作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不能搞创作了,做翻译不仅使他能读到更多高质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也让萧乾通过做事情得到一点精神安慰。

水底的火焰

《水底的火焰》
丁亚平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3月

如今穷途末路时,我也会想,假如我后来学好了英语,也许翻译也是一种可以养活自己的方式。

我如今的人生,是读书塑造的,来自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作品对我的精神世界塑造尤为重要。但是,因为不懂英语,我无法阅读原典,只能通过译介作品来接触西方的人文思想,很多是二传甚至三传,是否有疏漏错译甚至扭曲,我无法辨析。当然,不能读英文原典,最大的问题是对英语背后所代表的生活方式、思维逻辑、文明的理解——包括世界观和方法论,可能都隔了一层。我只能用自己一点点累积起来的常识常理,一边阅读一边自我辨析,可谓“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之法,但也意外有了对接受的新知识、新思想的改造,哪怕是篡改,只要符合全人类的价值和个体真实感受,对自己也是一种新的形塑。而且,这些新知在这一过程中,内化成了自己的信念和常识。

不会英语,于我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限制了我对新世界的理解和想象。这也是我今天一直自认为是一个不中不西、不新不旧、半新半旧、半中半西,一个半吊子的自由主义、一个半吊子的个人主义者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