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医学生眼中的实验室

丁文婷2023-11-10 23:44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经济观察报 记者 丁文婷 11月7日以来,中山二院学生患癌风波持续发酵。在各个社交平台上,此前只在小圈子里讨论的实验规则及安全问题,也迅速进入公众视野。

“中山二院的消息上了热搜,我才发现,原来用过的那么多试剂都有毒。”这不仅是一位医学博士生的后怕,也是很多医学生的共鸣:很多试剂在使用时,并没有做过潜在的生物危害评估。

与此同时,实验操作规范,在繁重的实验任务中变形的情况时有发生:为了省事,用实验容器在开水间接热水;在实验室办公、吃饭……

中山二院的热搜也给这些实验室里的医学生敲响了警钟,哪怕大家尚不确知中山二院学生患癌的真正原因。

科研成果、论文、毕业、就业,是医学生必经之路。近年来,随着毕业标准的提高和医院对科研要求的不断提升,卷科研、泡实验室成为医学生的日常。

经济观察报联系了40位在实验室里工作或工作过的医学生,最终有5位接受了采访,其中仅一位是目前在读的医学生,多位在读医学生出于对毕业的担忧拒绝了采访。

隐身的安全规范

沈南是一名在读博士生,她仍然记得硕士期间自己第一次进实验室的场景,导师把任务分配下来,由师兄师姐带着操作实验,第二次就自己上手了。没有相关的实验安全培训。

“我们的防护知识只停留在知道戴手套和口罩,至于为什么戴?哪些东西对身体有损害,大家不清楚。”

一名医学硕士感触最深的一次是师姐教染片子,由于师姐不在实验室,她独自一人染了两个多小时,二甲苯的气味熏得她头疼,饭都吃不下。直到有一天,她去另一个实验室才发现,那里配备了可供染片子的实验台。“二甲苯可能会对呼吸道、皮肤、造血功能等造成损害,很多危险的操作都是我自己后来慢慢反应过来的”。

进行病毒或相关实验,需要在相应等级的生物实验室中进行,也需要有相应等级的防护用品和措施。

接受采访的多数学生表示,没有接受过实验室安全培训。

也因此,他们的实验安全主要依赖导师、师兄师姐的言传身教和自己的安全意识。

一所211大学的教师陈康告诉经济观察报,学生进入实验室,一般由师兄师姐带,告知一些实验步骤和安全防护,但如果遇到师兄师姐也不了解的新试剂,只能自己上网查询,否则无法得知具体的毒性、可能的危害,以及需要做的防护。

采访内容显示,在一些实验室里,安全似乎被大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两年前从浙南一所医科大学硕士毕业的苏晴告诉经济观察报,研究生期间,自己所在的实验室,不论做什么实验,都是一双手套“打天下”。甚至导师偶尔来实验室做细胞实验,手套也不戴就徒手操作,“细胞实验不算危险,但有时候会用到有毒试剂,他也没戴口罩”。

一位医学博士仍然记得读硕士时实验室里松散的管理,许多注意事项来源于“随口一提”,有一次,有同学没盖DNA胶缓冲液的盖子,师姐就说了一句“这个有剧毒”。当时他又惊又怕,但师姐告诉他,淡定。

“不怕是假的,但当大家都这么做,也就存了侥幸心理。”他提到,在实验室里,没有人明确管实验应该怎么做,实验一上手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好自己,有结果就行”。

一方面是防护意识的淡漠,另一方面,一些实验室的客观防护条件不足。

沈南所在的实验室,大家对防护措施都比较重视,但保障安全的试验设备仍有缺失,按道理说,涉及到二甲苯的实验,应该在通风橱里做,但其所在实验室没有通风橱。

“看到中山二院的事件,我才去搜索了通风橱是什么样子的”,要不是这件事,她甚至不知道慢病毒实验需要在P2实验室(指生物实验室安全等级的一个分类,适用于对人和环境有中等潜在危害的微生物)做。

“我们实验室经费比较充足,防护用品都有。”一名北方某医科大学的医学生表示,但是同专业许多实验室,可能护目镜都是破破烂烂的,甚至一些防护的手套也需要学生自己购买,“倒贴做实验”。

生活在实验室

“可以说,我们生活在实验室里。实验区和我们的工位都在一个房间。”苏晴的工位和实验台只隔一条小走道,不做实验的时候,苏晴和同学们通常坐在工位上做PPT、处理数据。烧水壶就放在实验室的桌子上,有时也在工位上吃东西。

“是侥幸,也是无奈。”苏晴表示,虽然“老板”会提醒大家吃东西要去食堂,但由于实验时间不固定,常需要待到零点以后,不可避免地要在实验室里喝水。“一些人多的实验室,因为排队,在实验室里干通宵也很常见。”她提到,需要卡点的实验很多,“就像收菜一样,好了就要收割”。

一些实验室会将办公区和实验区分在不同房间,有些在一个房间里但会设置隔断,而有一些实验室的办公区和实验区则完全混在一起。陈康说,其所在高校的实验室基本没有分区。

一次常规体检,让陈康发现自己有甲状腺结节,虽然他不确定是否与实验相关,但他比较确信,由于实验室通风不好,自己的咽喉炎可能与长期吸入一些气体有关,“学生的办公桌就在实验室里,长期生活在实验室的环境中,一些化学试剂,如苯酚、醇等实验试剂会有致病可能”。

实验室资源紧缺的现象在一些高校存在。一位湖南知名医院的医生告诉经济观察报,自己所在医院的实验室也承担了附属院校的科研工作,而医院的医生和医学生仅有一个实验室可用,必须预约,还经常排不上号。

所有受访者都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实验室会安排定期的安全检查,但检查仅限于剧毒溶液的储存、上锁,实验室台面上是否有生活物品、食物等。“一般是行政人员来查,来的时候把东西收一收,工位上把电脑、吃的都收起来。看不见就可以了”。

“细胞和老鼠可不会双休”

在高校,一些理工科,尤其是生、化、环、材专业的硕士、博士生导师也被称为“老板”。“老板”有实验课题和科研经费,学生在实验室干活,“老板”会给予一定的报酬。

通常,“老板”也是实验室的PI,即principle investigator(主要的研究者),拿到课题、有科研经费才能申请到实验室,这些资源通常掌握在一些资深教授手里,陈康说,在很多985、211高校,一些副教授都拿不到实验室。

PI也是实验室的老大。从申请实验室房间、实验室设计规划、购买设备都取决于“老板”,他们是实验室规则的制定者。

相比一些文科类专业,医学生对导师的依赖更强,因为要发表论文才能毕业,而医学论文的发表离不开实验,发论文必须要有第一手数据,不能造假。

沈南对硕士阶段最深的记忆就是实验室,专硕学生通常白天在医院上班,晚上做实验,基本天天在实验室,“细胞和老鼠可不会双休”。

沈南说,每个“老板”风格不同,逼得紧的,手下学生做实验的节奏相当“窒息”,一些同学常常在凌晨一点后才能回寝室,脱发、失眠很普遍。

“没见过不辛苦的医学生。”沈南所在的组,每周会开1-2次组会汇报实验结果,没有结果会被骂,开组会的时间五花八门:周六周天开的,晚上9点以后开的,早上五六点就开的,一开就是大半天甚至一天。“换导师几乎不可能,不敢得罪老师,怕老师不让毕业”。

不仅是学生,“青椒“们(青年教师)也同样依赖“老板”。陈康说,高校的讲师和副教授基本都属于“青椒”,开展研究必须依托实验室,而这些实验室还得依靠实验室PI。

一些青年教师因为缺乏实验室,便跑到地下室去做实验,地下室不仅硬件设备不过关,通风条件也差,“一旦有毒气体扩散,非常危险”,陈康介绍。

这些年,陈康除了上课,其余时间基本都泡在实验室里,每周工作超过70个小时,每周需要向PI汇报实验成果,比做博士的时候累,陈康感叹,“读博的时候我周日一定会去打篮球呢”。

毕业要进医院,除了看临床能力和学历,科研要求也非常高。一位浙江某医院的青年医生介绍,进入医院后,晋升也有科研要求,所以很多在职医生也会“卷科研”。

这种链条式的压力让医学生们在每个环节都不敢放松,甚至更为谨慎。在采访中,记者联系到的两位中山大学学生均拒绝了采访,因为“即使匿名也不安全”。

(文中沈南、苏晴、陈康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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