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克飞

中国社科院于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到2040年，中国老龄化人口（即65岁以上）将达到总人口的23.8%，平均寿命预期将达到80.3岁。老人数量急剧增加，形成“银发海啸”现象，而且相比日本等老龄化国家，中国处于“未富先老”的状态，在美国学者葛玫看来，“这为谁应该、谁能够承担养老的问题带来了紧迫性和不确定性。”

葛玫是耶鲁大学博士，曾在中国进行了13个月的养老机构调查，甚至还学习了当地方言。她在《谁住进了养老院：当代中国的“银发海啸”与照护难题》一书中归纳了中国目前的“9073”养老模式：“90%老年人采用家庭养老，7%为社区养老，3%为机构养老，并大力鼓励对最后一项的私人投资。其中，第一项家庭养老，也是许多老年人的首选。”

虽然机构养老占比极低，但在中国发展十分迅速。过去十年，养老床位以每年约10%的速度增长，2020年，国内20万家养老院已拥有大约 760万张养老床位。

不过葛玫也写道：“几千年来，儒家家庭伦理塑造了中国的集体意识。‘孝’的观念是亲子关系中最核心的道德元素。”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基础与当代养老转型之间，存在太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观念或许是最大的问题，正如《谁住进了养老院》中所言：“死亡被视为一个瞬间还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个人体验还是一个社会事件，完全取决于文化背景”。

同时，葛玫的研究对象、也就是当下的中国老年人群体，又存在着极大的特殊性，“由于起点上的劣势，要‘追赶’个体化的新理念特别困难。他们毕生对于集体的贡献在私营市场下回报很少。虽然流动性、自由度和选择度更大了，但对于进入减速期和依赖期的人来说，几乎没有意义。”此外，由于当代老年人的经济和社会支持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养老体验往往是复杂和不可预测的。

日本学者河合隼雄在《日渐衰老意味着什么》一书中同样探讨了观念问题。他认为，知道怎么老去，才知道怎么让身强力壮的年代更加精彩；知道死，才知道怎么活。对于每个人来说，老年时期都是一个未知世界，提前有所思考，才会有正确的选择。从这一点来说，在家中养老还是选择机构养老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个体的选择权利和心态。

养老机构很难满足老人的

心理需求

机构养老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社会福利院，是由税收和福利彩票公益金资助的公共机构。第二种是私人养老机构，它们通常不如公共养老机构受欢迎。第三种则是医院养老，公共医院拥有更完善的管理、更严格的监管和更丰富的资源，最受大众信赖。但它也导致了过度拥挤。

不管是哪一种养老机构，都很难实现老人的心理满足。这不仅仅与老人有关，也与整个行业有关。葛玫在书中提到，自己采访的大多数护工都处于工作和生活的不稳定状态，收入仅仅勉强糊口，同时在照护中将自己的情感消磨殆尽，加上生活条件差、培训不足、工作压力大等，从业者的抑郁水平越来越高，继而又影响了他们所要照护的老人。

养老院的“规矩”也让老人的自由度受到限制，老人的“躯体可能隶属于他人的工作空间”。书中还写道：“养老院生活的无聊无可否认。时间是没有意义的，而人人都在等待，等待太阳、吃饭、访客和死亡。与此同时，劳碌的工作人员行动节奏则快得多，从而导致时间落差和无法合拍。工作人员经常叫老人们‘快点’或‘等等’，决定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但这些往往与老年人饥饿和困乏的内在节律是不一致的。”更重要的是，老人们在养老机构中被迫要与陌生人分享私密空间，在睡眠和隐私等问题上备受困扰，大多数老人只能放弃自我。

曾经有人提议，打破国内养老院的相对封闭状态，像欧洲国家那样保持开放，让老人可以更多接触社会。但此举同样有利有弊，与中国人偏重居家养老不同，养老院是欧洲老人较为热衷的选择，大概有1/3以上。因为发展较早，监管机制相对完善，很少出现负面新闻。不过，新冠疫情暴露出的欧洲养老院的脆弱之处，正是因为保持开放，养老院在疫情初期遭遇大面积感染和蔓延。

传统家庭关系瓦解带来的

养老新问题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传统社会个体依赖土地生存，人的流动范围非常局限。人们面对的是多代同堂、同村同姓的社会状态，社会关系主要依托于血缘和地缘，孝道是社会伦理的重要基础。但随着土地改革和城市化进程，人口迁徙变得寻常，乡土建构的社会体系瓦解，大家族观念逐渐被小家庭取代，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逐步破灭。

旧观念与新形态碰撞在一起，很容易产生许多问题，“把父母送去养老院是否有失孝道”就是一个常见问题。它确实不符合“传统”，但却是现代化的必然。从经济和家庭结构考量，机构养老肯定会成为选择之一，独生子女一代面对的“422家庭模式”，让许多人在压力中有所需求。

葛玫的调查发现，中国老人对子女照料自己的内心期望很高，但即使如此，那些搬入养老院的老人仍然以主动选择为主。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给孩子添麻烦，不想影响孩子的生活。她写道：“我调查的所有老年人，尽管给予了孩子生命和早年抚育，却并不觉得理应收取孩子的资源。相反，即使是独自居住或住在养老院的，都表示担心拖累子女，为有所需求而感到愧疚。”

　　也就是说，将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最小化，是老人们应对亲子关系失衡的策略之一。他们也希望给孩子提供无形资源，以代替有形资源，认为搬进养老院就可以给孩子带来真正需要的东西，比如时间和空间。

此外，还有一些人是为了避免两代人的生活差异引发的矛盾，也有人是主动希望保留更独立自主的生活状态（尽管养老机构事实上并不会实现这一点）。人口的流动也让许多老人与子女长期异地居住，当居家养老无法实现时，养老机构就成了仅剩的选择。

可贵的是，葛玫的探讨并未停留在这一层面。她认为，当下许多讨论关注的是各种社会失衡带给年轻一代带来的负担，包括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等，却很少注意到它给年长一代带来的迷惘。

观念转变并不代表老人可以安心接受这一切，尤其是老去总与死亡联系在一起，这就涉及到了中国人的生死观。当老人为“既无法向前进入死亡，也无法向后退回健康生活”而感到沮丧时，也会用“没办法”这句话来形容自身的处境，“没办法的办法”，就是没有其他路可走。

面对旧格局的瓦解，“孝”的观念也应该转变。葛玫提出了一个相当值得思考的观点：许多中国父母出于“不给孩子添麻烦”的心理去解放孩子，反而阻碍了培养孩子的“仁”，相反，给子女承担责任的机会，才是让其成为“真正的人”的起点。

不是每个人都能学会老

河合隼雄在《日渐衰老意味着什么》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个日本小朋友写了首诗，大意是家里只要来客人，就会问他多大了、几年级了，然后又会说“真快，上次还是个小孩子，现在这么大了”，然后小朋友给了个结论：“大人只会说同样的话”。

河合隼雄认为，大人自以为温柔亲近地与孩子说话，但在孩子看来却只是无用的套路、毫无诚意的车轱辘话。对待老人也一样，无论是子女还是义工，都需要警惕这种车轱辘话，如果只是“你看起来蛮精神的”“好好调理身体，尽快好起来”这样的话，那充其量只是客气。老人更需要的可能是“只属于我跟探访者两个人的对话”，也就是真正私人的话题。

书中还写道，一些老人在听到“我帮你倒杯水”“我陪你散步”之类的话时，反而会有一种“我没用了”的伤感，他们更需要的是平等对待。如果以这个标准衡量，“合格”的子女、义工和养老机构从业者并不多。

1928年出生的河合隼雄，是首个将荣格心理学引入日本的学者。荣格心理学认为人生由不同阶段组成，每个阶段有各自状态。人不应该只关注自己的巅峰时期，下降阶段同样重要。

衰老后的人生，当然可以有“上进”的一面，荣格许多重要著作都写于70岁以后，河合隼雄在70岁后才任职日本文化厅高官，一辈子战斗在心理治疗第一线。但“上进”并不是一种标准模式，也有老人会选择真正躺平，享受什么也不干的自由。衰老也没有固定模式可以遵循，有些人的衰老期来得非常早，有些人反而越活越年轻。

实际上，无论是焕发事业上的第二春，抑或是辛苦一辈子的老人享受彻底躺平的自由，都可算是一种“新生”，是从未试过的人生体验。正如河合隼雄所言：“与其考虑怎么终结，还不如多练习怎么开始。”

葛玫在《谁住进了养老院》中提到的那些观念问题，都能在《日渐衰老意味着什么》中找到答案。比如在养老院里“认命”的老人，不妨思考一下河合隼雄的这句话：“不要把衰老当作是一种‘结果是死亡’的‘疾病’，它可以是通向死亡的未知之路的探险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