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文 将胡适与鲁迅进行比较，蔚然已成一项庞大的文章产业。胡适曾告诫吾人警惕“正义的火气”，不过，鉴于鲁迅的文字性情天然携带着高能量的激情，故此类比较，往往还会引爆不期然的激情，导致“正义的火气”居高不下。拿胡适之长来奚落鲁迅之短，或相反，以鲁迅之出众来映衬胡适之平庸，几可视为此类文章的既定程式。一些作者的思维定势是如此惹眼，好像赞美鲁迅而不拿胡适来祭祭刀，肯定胡适而不拿鲁迅来撇撇嘴，文章就无法开笔。

这是当今书刊上的常规景致，虽然我总是无法将其视为当然。我想，我们总该承认，鲁迅归根结底是一位文人——当然，相当伟大；胡适归根结底是一位民主活动家——当然，也足够非凡。两人作为中国二十世纪不世出的天才，工作领域难免存在交叉，但尽管如此，两人并非同一类型。一名思维及行动里总是包含“鼎之轻重”的建设性学者，与一名萨义德意义上的体制外批评者（即所谓“知识分子一定要令人尴尬，处于对立，甚至造成不快”），在处世态度、思维方式及语言特色上各有侧重，本来就正常不过，且不说两人的性情天赋也毫不相同。所以，拿一方之优来鄙薄另一方之劣，文字做得再鲜活，也可能无济于事，与拿刘翔之速度来鄙夷姚明之弹跳力，性质上属一码事。换位思考一下，法国人整天拿萨特与普鲁斯特进行比较，或美国人忙于拿杜威与海明威进行比较，几乎不可想象。“异类不比”，这是古人（墨子）的开导，他著名的嘲谑是：“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

关键在于，你是打算做文章，还是做学问。如是前者，不妨“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万事万物，无不可抛入文字火锅，涮上一涮。别说胡适与鲁迅，让“缝纫机和雨伞在解剖台上相逢”，也不失为笔墨快事。在《一头特立独行的猪》里，王小波就尝试拿猪与人进行比较，成效斐然，猪虽然不会因此咸鱼翻身，从此弃猪槽而奔广漠，人则实实在在地遭到了讽刺，窝窝囊囊地在猪前丢了脸。所以，站在做文章角度，在不可比处强行比较，往往还是一种能耐，就算思想和见解上无甚斩获，也能令文字别开生面，顶不济，让阅读过程中横生一道惊艳之光，也是一乐。因此，那些迷恋于胡-鲁优劣的作者倘若属于玩兴浓厚的随笔家一族，热衷于行使“随笔作家的破格权利”（伍尔芙语），喜欢把文字当酒来喝，当球来踢，当棋来下，我没有二话，两只手悬在半空，随时准备为他们的机智表达击一下掌。若否，他们竟然是认真的，他们真的认为，把胡适与鲁迅拉郎配般地搅在一起，“葫芦提”之后，还能让读者受到思想的启迪，事情多半就砸了。

在我眼里，比较法是一个迷人陷阱，天然具有春笋般繁衍趣味的倾向。当趣味如大雾袭来，那些不甚靠谱的作者，就可能迷迷瞪瞪地误把趣味视为见解或思想。比较法易于做文章，而艰于做学问。在燕谈BBS上我说过句极端的话：拿卡夫卡之长来比较曹雪芹，曹雪芹寒碜到家了，拿曹雪芹之长来烛照卡夫卡，卡夫卡也将灰头土脸。要知道两位还同属小说家，可比性相当大。曾读到余光中先生一篇比较龚自珍和雪莱的长文，我对余先生的文章才华及丰沛学养历来充满敬意，但我不得不说，高明如余光中，仍不甚谙熟比较之道，虽然用力甚勤，所比者仍是些支离话题和牵强论据（“两人同年同月出生”之类），欠缺内在肌理。木夜之辩，智粟之争，比比而俱在。

从做学问角度，事先对两者的可比性进行斟酌，是一项必要功课。用做学问的态度做文章，也许失之迂腐，总还不失可敬；用做文章的手法来做学问，洒脱固然有了，是否可敬，还难说得很。若作者一边摇曳着随笔家笔法，一边谋求用这种笔墨噱头来营造学术效果，并在此基础上警醒世人，类似未得陇，先望蜀，则一不留神，还可能堕入左道之域。以我来说，胡适与鲁迅虽然不乏可比处，可一旦作者满足于通过比较来肯定一方，打击另一方，我总不愿再把它视为正经批评。

最后，我得小声检讨一下：很不幸，说鲁迅必提胡适，我也曾微染此恙。虽然自忖还没发展为一种症状，亦得引为深戒。

2008年12月12日

（《望文号脉》，作者周泽雄，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定价：3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