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禝/文 20世纪初，大清王朝摇摇欲坠，三位法国作家，保罗·克洛岱尔（PaulClaudel,1868—1955）、皮埃尔·洛蒂（PierreLoti，1850—1923）和谢阁兰（VictorSegalen，1878—1919）先后在中国逗留。保罗·克洛岱尔，一位外交官，虔诚的天主教徒，怀揣把中国福音化的梦想；皮埃尔·洛蒂，专门寻觅异国情调的法国旅行家、作家，在故宫吸允着王朝末日的气息；而谢阁兰则带着窥探紫禁城里的皇家生活的梦想来到中国，渴望深入这片神秘的土地，探寻古老的中华文明。

一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洛蒂作为一位法国海军军官，随法国海军中队在北京逗留。远征结束后，洛蒂于1902年发表了旅行纪事《北京的末日》。他看到的是一片被战争蹂躏的土地，满目疮痍，横尸遍野。他在残垣断壁、灰烬和破碎的瓷器之中，发现了一座西方人“闻所未闻的巴别塔”，如同芝麻门开，天坛、庙宇、神秘的紫禁城、神话般的皇陵被和盘托出。他惊叹，那是“真正的中国，非常古老的中国”，那是“在西方几乎意想不到的中国艺术，一种至少可与我们自己的艺术相媲美的艺术”。

若不是慈禧太后弃城而逃，洛蒂做梦也不会想到能进入神秘的紫禁城。在空寂的宫殿里，古玩、装饰、家具布满灰尘，隐约散发着茶水、丝绸和凋谢的花朵的混合气味，帝国的衰老被一览无余。“在我们的时代，是否曾有人生活在这里亦或是时间倒退了？”他感叹，“我感觉沉睡在比我们落后了上千年的人类当中。”他在战争的废墟与文明的辉煌之间徘徊，哀叹一个古老的文明正在他眼前消失：“中国人民的天才曾经多么令人钦佩！”他用了过去式。他要感受空间上的异国情调，却陷入时间的陷阱：“我得以进入许多没有年龄的圣殿，悲从中来。在中国和在亚洲其他古国，有时会感到思维突然脱离当下，被拉入已经成为废墟的时代。”（LesderniersjoursdePékin，《北京的末日》）洛蒂穿越了时代，在过去旅行，铺陈着时空上的异域情调。但洛蒂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一无所知，更没有准备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他只是像一个来串门的不速之客，来得不是时候，只站在帝国的门槛上张望了一眼，便匆忙离去。

二

1909年，他的同胞，医学院毕业的谢阁兰作为海军随军翻译踏上了这片神秘的土地。谢阁兰在来华前学习了一年汉语，通过了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的汉语考试。他的汉语程度如何，已无从考证，至少他是有备而来的。在驶向中国的轮船上，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上路了，义无反顾，走向中国，真正的帝国……”他集医生、汉学家、民族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诗人、探险家、艺术理论家、语言学家和文学评论学家等身份于一身，是唯美主义者和精英主义者，对考古痴迷，一心扑在寺庙、遗址、雕塑、碑文上。尽管他对中国充满激情，但并不想中国化，他在《论异国情调》（Essaissurl’Exotisme）中说：“我强烈地感受着中国，但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中国人。”他的志趣是“体验多样性”，“用整个宇宙充实自己”。但是“苦难的异域风情”和乌泱泱的大众不在他要体验的“多样性”之内，他心心念念的是墙内神秘的宫廷秘史。

刚在北京落脚，谢阁兰就想写一本关于皇帝的著作：“一切由他、为了他、通过他来设想：帝王的、傲慢的、贵族的、传奇的、古老而精致的异国情调。”如果说谢阁兰所言涉及的是他以光绪皇帝为原型创作的小说《天子》（未完成），《勒内·莱斯》（ReneLays）则是关于《天子》的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如何收集关于皇帝的信息并试图进入皇宫。他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于1914年初创作完成的这部小说，在他去世七年后的1921年才得以出版。

谢阁兰梦想进入故宫，窥探帝王的生活，要找到进入“内部”的渠道：“我竭尽全力捕捉他（皇帝）的存在，从外面去触及所有意想不到的、从‘内部’外溢出的一切。”他结识了一位名叫莫里斯·鲁瓦的19岁法国青年，这个人给他带来灵感，令他感到有望达到目的。莫里斯·鲁瓦在北京度过了童年，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成为谢阁兰的中文老师。在他们熟识后，鲁瓦就开始向他的学生吐露秘密，声称他在朝廷秘密警察中担任要职，与摄政王过从甚密，曾与已故皇帝交谈，甚至“承认”他是年轻的隆裕皇太后的情人。谢阁兰似乎并不介意这个法国小伙子是不是在撒谎，如谢阁兰的传记作者所说：“他沉浸在浪漫传奇之中，已经在北京找到了梦想的栖息地，现在就差与他传奇中的英雄相遇了。”

小说以日记体记录了叙述者与主人公勒内·莱斯的私密谈话。叙述者就是作者的化身：作者住在北京一座四合院里，而叙事者也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作者喜欢沿着北京城墙骑马散步，叙述者也常在“北方之都”骑行。二者对中国建筑有着相同的品味，同样厌恶将要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谢阁兰曾在他的《中国信札》（LettredeChine）中谈及一对杨姓夫妇，年轻的妻子以其“异域风情的谈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勒内·莱斯》中，杨家变成了王家。叙述者对年轻的满清女子充满好奇，甚至着迷，想知道一个满清女子和一个欧洲人之间的爱情是否可能。叙述者像个导游，带着读者穿过北京蜿蜒的胡同，去戏院欣赏京剧，去逛前门外的烟花柳巷……这正是谢阁兰在北京的日常生活。如果说叙述者实际上就是谢阁兰本人，勒内·莱斯对应的则是莫里斯·鲁瓦，同时又与谢阁兰梦中的现代马可·波罗的形象相匹配，他是其原型的副本:一个迷人的小伙子，有双美丽的黑眼睛，知识结构也与莫里斯·鲁瓦相仿，文化水平有限，但很有语言天赋。他们性情相似，力量与脆弱交织。勒内·莱斯作为皇室密探，在遇到谋杀时，面不改色心不跳，而在父权面前却不值一钱。其原型莫里斯·鲁瓦能够潜入任何地方，却总是害怕家人，特别是他的母亲。莫里斯·鲁瓦是叙述者谢阁兰的中文老师，勒内·莱斯是叙述者谢阁兰的中文老师。只是勒内·莱斯是比利时人而不是法国人，其父是杂货铺老板而不是像莫里斯·鲁瓦的父亲那样的小官员，莫里斯·鲁瓦19岁，而勒内·莱斯只有17岁。

谢阁兰通过叙述者讲述了他在北京的生活，而勒内·莱斯则体现了他的想象，随时令梦想成真，总是准备回应叙述者的暗示。叙述者向他提起皇室密探，不久之后，这个人就宣称自己就是大内侍卫总管。叙述者问一个满清女子能爱上一个欧洲人吗？15五天以后，勒内·莱斯就声称自己是皇后的情人。他似乎对皇帝了如指掌，甚至透露了皇帝大婚后初夜的细节，展示出他为探听这些秘密贿赂太监的收据……勒内·莱斯的描述如此详尽，与叙述者的猜想如此吻合，只能被视为妄言。然而，正如谢阁兰传记作者所言：“（谢阁兰）对勒内·莱斯的兴趣并非在于真要了解主人公是不是一个谎言癖，我们作为读者的兴趣与谢阁兰对勒内·莱斯的兴趣并不一致。说到底，最重要的是衡量欲望与梦想在多大程度上战胜了叙述者的实证主义精神。”勒内·莱斯更是叙事者梦中的人物，按照谢阁兰的想象行事，将现实与梦境联系在一起。

小说结尾时，大清王朝受到革命的威胁，勒内·莱斯死于晕厥。勒内·莱斯进过紫禁城吗？莫里斯·鲁瓦进去过吗？这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谢阁兰“走进去”的执念。穿越紫禁城围墙的愿望，伴随着回到过去的梦想。如果说洛蒂误打误撞进入了一座脱离时间的宫殿，谢阁兰则是要刻意寻找这样一座宫殿。不幸的是，他来迟了一步，辛亥革命的隆隆雷声已经作响：“他梦想中的中国即将消失，满清王朝仍在统治，但时日无多。”（MichelTaylor，《王国之风或谢阁兰之旅》）

谢阁兰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观察革命，他心目中的大清帝国是一个冰封的国度，他近乎绝望地看着满清王朝行将覆灭，这个静止的帝国将不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他对这场革命充满厌恶：“这场思想的瘟疫将很快会扼杀世界上最令人钦佩的虚构之一：天朝皇帝。这是古代中国的真正的死亡。我将与其两断，因为我只向后看。”（《论异国情调》）。皮埃尔·洛蒂在《北京的末日》中为帝都大唱挽歌：“北京不复存在，它的魅力在褪去，它的神秘正在被揭开。”谢阁兰则宣称：“北京不再是我梦中的家园。当我阴郁的情绪在宫殿周围弥漫时，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曾真的想进入皇宫。”他不再需要一个勒内·莱斯。主角之死象征着梦想的破碎，一场幻灭。1914年谢阁兰终于有机会迈进神秘的紫禁城，然而没有皇帝的紫禁城，犹如布景尚存，演员离去的舞台，对梦想窥视天朝帝王生活的谢阁兰还有多少吸引力呢？

如果不是当代法国作家让·科阿塔朗为撰写谢阁兰评传，专门调阅并在其著作中披露了鲁瓦和作家之间的通信，我情愿相信谢阁兰并不曾把法国小伙子的弥天大谎当真，只是抓住了一个梦游紫禁城的契机，同时塑造一个游走于中西之间的谎言癖的典型形象。而这些通信显示，谢阁兰确实被忽悠得五迷三道。鲁瓦在给他的信中描写他如何与皇太后在湖边漫步，与她共度良宵，又如何挫败宫廷谋杀案。信貌似是从紫禁城里发出的，用的是朱砂线条的信纸。保皇的谢阁兰在给骗子的回信中承诺：“你为天朝所做的一切牺牲都会得到回报。”骗子得寸进尺，声称王太后、太妃都怀了他的孩子，请求谢阁兰提供医疗帮助，还要求提供资助，用以购买抵抗革命所需要的武器。谢阁兰竟然“同意”了这些无厘头的要求。谢阁兰是个瘾君子，不知是不是鸦片的作用，使得他读着这些“宫廷里发出的信”，如坠云雾。他在清醒的时候又表示：“如果他否认自己的行为，即使这些行为是他杜撰出来的，也会使我百般失望……如果他无情地让我醒悟过来，那么他对我的欺骗就愈加冷酷无情。”（《我去往别处——维克多·谢阁兰的真实与想象》，让·科阿塔朗著，翟月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3年）

这位谢阁兰的中文老师后来声称，自己被朝廷抛弃了，不得不东躲西藏，便不见了踪影。谢阁兰再遇到他时，他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谢阁兰对他剩下的只有厌恶。谢阁兰在小说中置主人公于死地，也算是报了仇。得知作者和人物原型的通信内容后再回想《勒内·莱斯》，小说的叙事与这些通信的内容有多少区别呢？作品不就是一部记录谢阁兰上当受骗的纪实文学吗？只不过，谢阁兰最终以小说的形式终结了骗局，也给这段其实并非虚构的幻灭，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三

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梦想。莫里斯·鲁瓦或者勒内·莱斯，不由得令人想起同时期在华的爱尔兰人埃德蒙·巴恪思爵士（SirEdmundBackhouse，1873—1944）。他是读书人，比法国人鲁瓦行骗格局更大。他伪造清朝内务府大臣景善日记，与人合著了以此“日记”为史料的《慈禧外纪》和《清室外纪》，从而确立了他的所谓东方学学者的地位。身后留下一部回忆录的手稿《太后与我》，吹嘘他与慈禧太后、英国作家王尔德、法国诗人保尔·魏尔伦、英国首相阿奇博尔德·普里姆罗斯、第五代罗斯伯里伯爵等名人都有过性关系。《北京的隐士》的作者称他是“少有人能匹敌的骗徒”（《北京的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蔽生活》，休·特雷费-罗珀著，胡滨、吴乃华译，1986）。不得不说，爵士不乏想象力，可为什么他费尽心机伪造历史而不去写小说呢？

在中西之间，永远留有想象、误解与谎言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