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刘劲/文 在经济和管理中，对人性的深入了解至关重要。这种理解能够帮助我们洞察人们如何作出决策，以及如何对管理和经济政策的调整作出反应，从而更准确地预判政策调整的最终效果。

同时，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始终是提升民众的福祉，而福祸得失，民众自有最真切的感知。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必须基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才能作出更为准确的评估。

在经济和管理中，符合人性的政策，往往能够取得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效果；反之，那些忽视人性的政策，往往效率低下，难以持久，甚至可能需要借助外力或暴力才能勉强维持。

人性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难以在有限的篇幅内讲清楚。但我们可以问一个更力所能及的近似问题：在经济和管理中，人性的基本假设应该是什么？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和法家是对社会治理影响深远的两种思想体系。它们之间最深刻的区别来自对人性的判读。

儒家主张“性善论”，认为人天生具有善良、仁爱的本性，出现违背良知的行为是因为受到外在的影响。孔子曾言：“人之初，性本善。”孟子也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王阳明说：“心即理。”既然人心本善，通过修养、教化、内观，人类就能发挥高尚的品质。进一步，如果每个人都有仁善之心，社会自然能实现大治。

与儒家相反，法家则秉持“性恶论”的观点。他们认为人性本恶。荀子曾言：“人之性恶，其善者偶而为。”韩非子说：“人之性，如距其自然，莫不为恶。”他们认为，唯有通过严刑峻法，才能有效地抑制人性的恶，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人性的基本假设

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这一话题自古以来便争论不休，历经两千多年的探讨，依然未能形成共识。历代王朝的实践表明，“外儒内法”的指导思想普遍存在，可见两种假设同时在起作用，区别在于性善是面子、性恶是里子。

然而，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种缺乏明确结论的状态显然无法令人满意，也说明从善恶的二分角度去分辨人性，可能并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

人性的基本假设应当是稳定且普遍的，不应随情境或个体的变化而波动。因此，我们需要寻找比善恶更为根本的假设，这些假设不仅能够解释社会现象、指导社会治理，还应该对善与恶的讨论有所启发。或许，善与恶仅仅是人性表面的反映，而非其深层次的根本驱动力。

现代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建立在一套"经济人假设"上的，具体来说，假设人性是理性的、自私的、贪婪的。理性意味着人们能够正确分析判断信息。自私指个体在决策时主要关注自身利益的得失，较少考虑他人或社会的利益。贪婪是一种边际状态，人总是不满足的，总是渴望获取更多，即便已经拥有了很多。

在进行选择时，个体基于对环境的理性分析，权衡成本与效益，旨在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尽管这些假设在初看之下可能遭到一些人的质疑，但若我们超越个体的差异，聚焦于人类的共性，我们会发现这些假设经得起考验。由于人性的假设对解释社会的理论、治理社会的方法有着关键的作用，我们还可以从这些假设的应用结果来反观假设本身的正确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假设，和善恶有一定关系，但又有很大区别。理性作为一个中性词，没有善恶之分。自私、贪婪看似似恶，因为这样的人似乎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完全忽视甚至损害社会的利益。

有人会问，一个人人自私的社会，不会各自为政，分崩离析吗？事实上，在这些人性假设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些信息的条件，我们会像亚当·斯密一样得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正是由于自私和贪婪，市场里每个人会努力为他人工作，提供他人想要的产品和服务，因为只有这样自己才能赚取更多利润。

这种“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状态，实际上实现了一种广泛的社会利益，从而体现了“大善”。全世界市场经济的成功也证明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性，也从侧面证明其“经济人假设”起码是近似正确的。

在这套分析框架下，人性并无善恶之分，关键在于经济政策对老百姓福祉的影响。能够提升老百姓福祉的政策，我们可称之为“善”；反之，若政策导致福祉降低，则可谓之“恶”。

例如，尽管我们常有推行善事的愿望，期望天下大同，人人平等，甚至设想在一个大家庭中，无论能力大小、勤奋与否，都应享有同等的回报。然而，这种体制下，理性和自私的本性却可能抑制人们的积极性，其结果是整体生产力的下滑，最终导致普遍的贫穷。

因此，改革的一个核心方向在于借助市场机制，为个体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让能者多劳，多劳多得，老百姓的整体福祉也因此大幅提高。从这个角度来看，改革的成功正源于其政策与人性相契合。

再比如，在我国的教育制度中，孩子们的内卷现象日益严重，从小学起便深陷无穷无尽的考试竞争之中。为了减轻孩子们的学业负担，一种直觉性的做法便是禁止各种商业化的校外补习班，以期减少孩子们的学习压力。

然而，在高考制度维持不变的前提下，升学竞争的压力并未有所减弱。基于理性和自私的本性，家长们纷纷寻求其他的教育辅导方式，比如一对一的私人辅导，从而催生了教育黑市的兴起。

这种现象导致的结果是，课外辅导的价格不断攀升（由于教育资源的稀缺和效率下降），富裕家庭得以维持更高价格的补习，而贫穷家庭则无法承担这样的经济负担，进而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由此可见，治理教育问题不能仅仅依赖于直觉，而需要深入预判家长们对政策改变的反应，并基于对人性的深刻理解来制定更为合理和有效的政策措施。

现代经济学的机制虽然看似不复杂，但不经过深入学习和思考，人们难以领会其精髓。经济学的推理过程并非直接从假设到结论的直线行进，而是需要深入分析每个人的选择，并考虑到这些选择如何受到他人选择的影响，最后得到一个市场的平衡结果。

若我们习惯于直接从假设得出结论，为了追求期望的结果，往往会陷入对人性过于简化的臆测，如片面地将人性视为善或恶。

若我们假定人性本善，可能会过度强调教化，投入大量资源却效果有限。社会的压力或许能使人们在表面上表现得更为得体，但私下里却可能依然为私利奔波。而若我们假定人性本恶，事情就更加糟糕，我们可能会制定过于苛刻的法令，颁布过于严厉的惩罚措施，在维持了秩序的情况下扼杀了人的创造力和主动性。

只有在深刻理解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从简单但真实的人性假设出发，设计出既符合人性又能有效运作的市场机制。目前看，现代经济学是唯一一套既采纳了简单合理的人性假设，又建立了一套严密理性的分析体系的社会研究工具。若我们试图绕过这一体系，就必须提出充分的理由来解释为何这样做。

“经济人假设”的修正

近些年，行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深入探讨了传统的“经济人假设”，认为其需要一些修正。首先，大量研究揭示了人的理性并非“完全理性”，而是呈现出“有限理性”的特点。人的头脑并非是一台超级计算机，有无限的存储和无限的运算能力。相反，人的决策能力是有限的，常常会受到认知偏差和有限注意力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人们在做决策时不一定是完全理性的，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判断或决策偏差。这种认知上的偏差又有很强的规律性。例如，人们普遍表现出短视行为，过于关注眼前利益而忽视长期影响。同时，人们也表现出强烈的“损失规避”偏好，即对利益损失的厌恶程度往往超过对利益增加的追求，这导致在决策时更倾向于避免损失而非追求利益最大化。

其次，关于经济人假设中的自私和贪婪观念也需要重新审视。传统观念认为人们只关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完全忽视他人状况。然而，现实情况表明，人们在关心自身福祉的同时，也会与他人进行比较。当自身状况优于他人时，可能会产生慈悲心，愿意放弃部分私利去帮助他人；而当他人比自己优越时，则可能产生妒忌心，努力消除这种差距。妒忌心不仅具有激发人们积极向上的动力，也可能催生破坏性动机，甚至导致人们做出损人而不利己的行为。因此，妒忌心作为人性中的原始驱动因素，其强大的力量不容忽视。

经过心理学修正的“经济人”更加复杂，也更真实：人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却受限于有限的注意力和思考能力，因此常常呈现出短视倾向和损失规避的特点；同时，人虽自私、贪婪，但亦不乏社会属性，会与他人攀比，时而展现出慈悲心或妒忌心。

有人会问，面对这样复杂的人性，我们在制定经济和管理政策时如何才能照顾周全？一个方法是把这些人性特点分成两层。第一层是经典的“经济人假设”，这是基础；第二层是对“经济人假设”的各种修正。在设计经济和管理政策时，我们可以用第一层搭建主要框架，强调人的理性动机，再利用第二层进行微调。

比如企业家在管理企业时，需要面对诸多挑战与任务。然而，若按照人性的第一层假设来审视，激励机制的设计无疑是重中之重。企业若无法做到奖罚分明，提供优于市场的薪酬，便难以吸引和留住一流人才。因此，有观点认为，在管理实践中，“不谈钱都是耍流氓”。

在确立了合理的激励机制之后，企业家在第二层才应关注企业文化的建设。这包括宣讲企业的理想、愿景和价值观，同时根据员工的心理定式把员工向高效、理性、合作的方向推一把。

这种将人性进行层次划分的方法在思想界早已有所应用。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便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他将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从基本的生理需求到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们通常需要在满足较低层次的需求之后，才会逐步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

简而言之，马斯洛的五个需求层次分别是：首先，生理需求，这是指食物、水、睡眠、呼吸等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基本需求；其次，安全需求，涵盖了个人安全、稳定的职业、收入、住所及健康等方面的保障；第三，社交需求，也就是对友谊、家庭和爱情的渴望，以及对归属感的追求；第四，尊重需求，这包括自尊、他尊以及对于成就和社会地位的追求；最后，自我实现需求，这是指个体追求自身潜能的极限，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达到自我认知和个人成长的最高境界。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自问世以来，受到了大量关注，获得了很多批评意见和具体的修改建议，然而整体架构在长时间的讨论后仍被广泛认可。若我们对马斯洛的五层需求进行深入的概括与分析，不难发现其中的第一、第二层需求，即生理需求与安全需求，可以视作人类在追求生存。而第三层、第四层需求，即社交需求与尊重需求，则更多地体现了人类对于爱与被爱的渴望。第五层可以看成是人在追求自由。

在经过心理学修正的“经济人假设”中，所提及的有限理性、自私、贪婪、妒忌、短视以及损失规避等特质，都和人追求生存的动机有着强关联。从某种程度上讲，现代经济学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追求生存的过程中获得最高的效率。尽管第三层到第五层的需求非常重要，但现代经济学基本没有覆盖到。现代经济学解决了基础问题，但没有解决所有问题。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人均GDP尚不足一千美元。那时，老百姓只关心一件事：找到工作，维持生计。因此，对于管理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企业家而言，提供相对优厚的薪资和激励性的奖金制度，便足以激发农民工们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

然而，在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随着人均GDP突破一万美元大关，人们的需求发生了深刻变化，“爱与被爱”和“自由”逐渐成为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如今，年轻一代已不再仅仅满足于温饱，他们有着更高的追求和期待。以前是老板炒员工的鱿鱼，现在员工也可以炒老板的鱿鱼。这是因为年轻人已经基本解决了生存问题，他们边际追求的东西不是更多的“生存”，而是更好的生存和更多的“爱与被爱”“自由”。

若企业家未能认识到这一变化，仍停留在二十年前的思维模式，以为仅凭发放工资和奖金就能像操纵机器一样驱使员工，他们肯定会不断碰壁。

事实上，人性本身并未改变，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的需求会因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巨大的转变。因此，治理和管理的关键在于紧跟时代的变化，确保机制和政策能够与时俱进，充分符合人性在当前发展状态下的真实需求。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