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心

“权力”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在日常中经常被误解、被误用。无论厌恶至极，还是求之若渴，权力模糊而神秘，人人都可以围绕它说出一点意见，但又未必有自信能揭秘其本质。韩炳哲看到关于权力的论述里仍有许多尚未阐明之处，特别是其中还包含甚多偏见与误解，下决心写一本关于权力的书，《什么是权力》即他此番努力的结晶。

20世纪，经过福柯等大师的洗礼，人们不再满足于重复关于权力的种种陈词滥调。韩炳哲正是在此基础上，想对权力进行更进一步的澄清。《什么是权力》一书由《权力的逻辑学》《权力的语义学》《权力的形而上学》《权力的政治学》《权力的伦理学》五个章节组成。这样的文本结构安排，表明韩炳哲想从各个方面阐述权力问题。

权力并非仅仅是胁迫性与限制性的，它同样具有生产性与塑造性。只有胁迫性与限制性的权力将被压缩为纯粹的暴力。可如果权力被缩减为单纯的暴力，它的危机也将全面到来。因为单纯的暴力从来无法长久维持权力运作。权力作为一种复杂的现象，也不是简单的因果论所能解释。人作为有机体，作为生命体，必然不会像物体一样只是被动地承受。人会根据环境审时度势做出各种反应。“面对一个被动之物，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权力。”（第8页）权力作为一种社会关系，需要的显然不是被动承受者、不是完全的俯首帖耳者。如果只有服从，没有回应，权力将不再具有活力，无法激活社会关系与社会能量。

韩炳哲引用了卢曼的说法，卢曼将权力看成是交往媒介。权力生产了各种社会关系，同时权力也组织各种社会关系。权力时常发挥掌控、组织、领导、协作的作用，而其发挥作用的目的是促进交往。无论是加速，还是阻碍。权力要发挥作用，就不能完全剥夺权力关系中的主体的自由。如果主体完全丧失了选择的自由，无法对权力说“是”或“不”，那么权力关系也将变得极为僵化。

权力致力于构建某种连续性。“权力使自我能够在他者中延续自身，在他者中看到自己。权力为自我创造了完全的自我连续性，对权力的渴望可能源自这种自我连续感。”（第20页）

究根结底，权力试图将自我的意志贯彻在他者身上，并扩散蔓延到更大的时空范围之中。所以，它呈现出一种或隐或显的连续性。它未必是直接的赤裸裸地显现其掌控力，不是滴水不漏、严丝合缝地控制他者的一举一动。它最强大的时候，恰恰是悄无声息的。它不需要频繁地以暴力的胁迫性证明自己，诉诸强制性的暴力往往是最后的选择，同时也表明了权力的衰落。高效运转的权力擅长驾驭被统治者的自由，会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它会让被统治者把统治者的自我意志自愿奉为自身的意志，且被统治者认为自己的选择是自由的。权力具有生产性与塑造性，往往就体现在这点上。它将自身的意志内化为他者的意志，令他者自愿服从。它生产塑造了他者的自我意志。

在《权力的语义学》一章里，韩炳哲着重区分了权力与暴力。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是，权力制造意义，而纯粹的暴力毫无意义，是非理性的，是权力运转失灵后的垂死挣扎。

权力的运作也需要意义网络发挥作用，因此具有自身的语义学。权力调配、连接不同的事物，将其置于一个意义框架之中，使它们具备了不同的涵义。这也体现了权力的生产性，它并非固守在一种僵化专制的意义视角中，而是“不断产生新形式、新视角”，只有新形式与新视角，才能不断配置事物，使事物产生新的意义。据此，韩炳哲认为这是一种“权力的诗学”，权力具有诗意。这个观点源自韩炳哲对尼采的解读。

接着，韩炳哲在文中援引福柯的权力观，福柯也深受尼采影响。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中阐明了“三种权力技术”：

第一种是主权者的权力。它体现为暴力的惩罚，它乐于在罪犯身上留下直接的伤痕作为印记。主权者往往热衷公开展示肉刑，这种皮开肉绽、痛苦呻吟，宣示了主权者的力量，它时刻以暴力作为威胁。

第二种是民法典的权力。它不再通过直接的暴力威慑，而是诉诸法律，诉诸笔墨与公文，通过思想发挥作用。它制造了“自由和服从同在”，使权力的承受者在思想深处认同统治，并视为自身的自由选择。

第三种是规训权力。规训权力的理想状态是制造一种自我认同的习俗。它不是律法的强加，而是在潜移默化中让服从权力意志成为日常，成为不假思索、无需反思的反射行为。服从者自愿地生产出各类知识，矫正自我的身体、姿势。沉浸在习性与风俗之中的身体，行动往往是最自然的，极少质疑行动背后的由来，尤其是其中的权力关系。

福柯特意区分了三种权力技术，想以此表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突出特征。但韩炳哲也很明确地指出，福柯提出的三种权力技术尽管策略和手段各异，但仍需要借助语义学发挥作用。无论是伤痕累累的身体，还是遵守民法典的公民，还是服从习性之人，他们身上都布满了权力的印记，只是这印记有时鲜明、有时隐匿。

权力关系展开了一张符号学网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此共谋，互相解读其中的意蕴。他们也在此种意义网络的指引下行动，并调整自身的行动。倘若被统治者在权力的运作中感受不到任何意义，这种统治也将难以持续下去，即便暂时因为暴力威胁的恐吓而屈从，但终究会被弃之如敝屣，会被同样强度的暴力反击。

韩炳哲总结的这类权力的语义学，尽管使用了不少新的语汇，其实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里的意识形态批判。他揭露的仍然是权力运作中意识形态发挥的作用。

《权力的形而上学》一章想探讨的是关于权力的追问。为何人会热衷于向他人施加权力？福柯看到了权力的游戏性。他认为，权力需要空间施展，只有存在空间与自由，策略的游戏才有可能奏效。恰如其分的策略游戏会引发欢愉，而不是僵化强硬如铁板一块。福柯并没有简单地把权力归结为善或恶，而是肯定权力有其生产性与必要性。对于福柯后来越来越沉迷于权力在性、爱等游戏之中引发的愉悦，韩炳哲有些不以为然。韩炳哲当然知道福柯并非一无是处，权力有游戏的元素，但权力本身未必只是游戏，权力的基础也不是游戏。因此，人乐于施加权力在他者身上，并非仅仅因为这是一场能够带来强烈的快感的游戏。

这个问题有更深层次的理由，这甚至事关生命的本质。霍布斯早就看到了人类具有一种普遍倾向，即对权力与权力增殖的渴望，这种渴望至死方休。生命本身除了需要“自我保存”，也需要“自我主张”。我们总是倾向于扩大自己的意志，希望自己的生命意志扩散到更广大的空间。对死亡的恐惧也会让人倾向于扩散自己的意志，让更多事物与空间为己掌控。这是生命最内在的冲动。很明显，这类关于权力的理解有活力论的色彩。尼采以及深受其影响的法国新尼采主义者福柯、德勒兹等人，哲学之中都有活力论色彩。韩炳哲作为浸淫于这些大师的新一代思想者亦不例外。因此，他所引用的大量思想家都强调了这一点。他一再重申：“权力创造了自我连续体……权力是一种能力，在他者之中与自身同在。”简言之，就是生命本身的内在冲动，决定了权力倾向于扩散自我，在他者身上继续延续自我的意志。这种自我连续体，会让生命感受到自由，感受到对自我的超越。

韩炳哲在《权力的政治学》一章里又一次强调了他的权力观念：“权力是自我在他者中延续自身的能力。它创造了一个自我连续体，在其中自我持续与自身同在。”（第92页）自我连续体的创造必须拥有主体性结构，有非常强烈的主体意志。据此，韩炳哲认为要区分影响力与权力,而大多数人总是将二者混为一谈。“自我连续体”很显然是自我意志的影响力的持续，要求自我意志在他者身上发挥影响力。所以，绝不存在没有影响力的权力，没有影响力的权力与权力的本性自相矛盾。然而，影响力并非必然就是权力，尽管很多人把影响力直接视为权力。例如“记者是无冕之王”“媒体的权力”这类表述深入人心，证明混淆存在已久。媒体作为中介，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权力的运转需要信息，也就需要中介，否则只会失灵。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让人误以为媒体本身拥有了巨大的权力。其实，媒体不过是借助影响力辅助或阻碍权力的运作，而显得极其重要。媒体提供的信息会影响主权者的决策，也会影响权力关系的变化。但媒体本身并没有拥有直接的权力。影响力与权力的区别主要在于，影响力并没有权力所要求的权力结构，它不需要也未必能够构建一个连续体。而构建自我连续体恰恰属于权力的本质。权力拥有极强的主体意图，持续地发挥作用。“权力是一种空间现象。”（第81页）权力创造了一个贯彻自我意志的空间，按照现象学的术语来说，具有“意向性”。媒体恰恰缺乏这一点，它往往漂浮摇荡于瞬息万变的信息大潮之中。权力既是群体的交往行动，也是策略行动，它事关力量的引导与组织，它需要一个权力装置或权力机器的组织。媒体并不具备这一点，媒体更多只是在促进符号交往，充当了引导作用。但是，权力显然“不能仅仅建立在交往与理解的基础上”，因此，媒体无法与权力等量齐观。

权力的封闭性、排他性与自我中心主义，带来了种种暴力。韩炳哲试图呼唤建立一种权力伦理学。“权力的伦理化要求各地方超越其自我中心的诉求，要求它不仅为一个人，而且为多元性及其周边事物提供空间乃至居所，要求它接纳一种源初的友善，这种友善维持、支持着自我的诉求和意愿。从友善中产生的行动与从权力中产生的行动不同。权力本身缺乏对差异性的开放态度，它倾向于自我和同一的重复。”（第101页）韩炳哲试图以权力伦理学去引导权力的运作，让权力也变得友善，从而接近正义。且不管这是否是他一厢情愿，这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

我们会非常自然看到权力与正义的区别。韩炳哲睿智地区分道：“正义引发的运动是权力的集合结构相对立的。权力中固有的是向统一的牵引。因此，权力不会友善地对待众人、多重性、多样性、旁观者、偏离中心者。”（111页）权力包含过多过强的自我意志，会对非我的他者进行挤压和强制。因为权力总想掌控或创造一个空间，总想在他者身上打下或隐蔽或明显的自我烙印。而正义总是要求恰如其分，使每个人各得其所。韩炳哲关于权力与正义的区别，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古希腊哲学的相关讨论，尤其是《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对色拉叙马霍斯“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这一观念的驳斥，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人的思想回响至今。

韩炳哲《什么是权力》一书对权力不同方面的剖析，援引了大量哲人的观点，同时也进行了一些驳斥，目的不外乎对权力观念进行澄清，而不再只是庸俗的批判。这本书中不可避免存在很多疏漏与难解之处。其中之一是一个论争已久的问题，“Macht”到底应该从头至尾翻译成“权力”，还是酌情偶尔亦翻译成“力量”或“强力”，才不会引发中文读者字面上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