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是谁”到“我们是谁”

付如初2024-06-11 15:14

付如初/文 读书有一个奇妙之处,就是忽然有一天,你会发现所有你读过的书和正在读的书,无论是历史、文学、社会学,还是小说、传记、访谈录,实际上都在描述和呼应一个问题:“我是谁?”心理学的镜像理论,文学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社会学的功能论、冲突论,哲学的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等等,最后似乎都可以回到这个有关身份和自我的问题——在“我”这个主体面前,你阅读的一切文字似乎都可以看作自我的投射,而阅读,不过是在不同的文字客体中辨认和寻找自己而已。

作为阅读者,能获得这种奇妙感受的前提自然是阅历的增加。世事无常、历史循环,文明和野蛮悄然互换,这些人类在痛苦和迷茫中获得的认知,仿佛早已被神洞悉,所以祂才会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传道书》)。这些知识和智慧往往会让“我”变得跟所有事、所有人有关——“所有曾经历人世一场的,皆是我”(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哈德良回忆录》)。

同时,在愁烦和忧伤中,我们又会进一步强化“我”的生命只是一场游历,所有意义和价值都只是在途中的感触。这场游历无论是被公元7世纪的大不列颠乡绅描述为麻雀在冬天飞过炉火温暖的大厅,还是被公元20世纪的流亡作家纳博科夫描述为摇篮与深渊的对峙,它总是需要在此刻觉悟,在虚实间游走。我们也总是需要知道,尽管世界会因无数个“我”而支离破碎,却终归会在同一个死亡降临后重归完整。

在生存与死亡的相互映照、相互评价中,我们才能更深切地体会“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的空茫,体会“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的荒诞,体会“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的通达,体会“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浩荡。

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在《时间,这伟大的雕刻家》里说:我们发明了时间,随后发明了永恒以为对照,但对时间的否定和时间本身一样虚无。所以,我们需要面对的,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而是一连串的现在。它像一条不断损坏又不断延续的路,我们都在上面走。生活从四面八方围攻过来,让你变形、扭曲,变丑或变美,让你认出自己又迷失自己。唯有文字和艺术,能够记录暴力的世界围绕宁静的形体旋转的瞬间,固定住你的灵魂。而每一个灵魂又都因为被文字和艺术记录,而展示出自己独有的秘密和梦想。所以,“我是谁?”这个从古希腊开始就不断被追问的问题,始终都是所有人的问题,一个真问题。

《我是谁?段义孚自传》:

在宇宙和炉台之间

这几乎是一部用做论文的方法写就的、象牙塔式的传记,它的独特和迷人,乃至迂腐和可爱之处也在于此。比如,开头作者就用了不小的篇幅“破题”:一个自认普通的人为什么还要写自传?仿佛写自传还有准入制度,需要写作者证明其身份的合法性、道义的合理性,需要大起大落的戏剧性人生,仿佛稍有不慎他的写作真的会妨碍别人、误导别人、挤占公共资源。他几乎本能地把自己的读者设定为质疑者、批判者,不容易接受也不容易被说服的人。这样的拘谨与谦卑显然不只是学者的思维习惯和I人(社恐)的性格特点,更是被历史的顾忌、良俗的枷锁和文明社会熏陶出来的待人接物的尺度。

对中国读者来说,这尺度最具启发性和教益之处,也许是他对待出身和家族的态度。实际上,他家世不凡、个人成就突出。他的叔祖是大名鼎鼎的段祺瑞。他的父亲段茂澜受段祺瑞资助受教育,是周恩来总理的中学同学和好友,曾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门任高官,先后在菲律宾、伦敦、澳大利亚、美国等地工作。而且,汪精卫是他母亲的远房表亲,他舅舅曾在汪手下工作。而他本人是著名的地理学家,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出版过十本书,包括著名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恋地情结》等等。

在自传中,他客观陈述这一切,写出身和特权给予他的世界主义视野,给他入学、科研、工作带来的便利,以及他置身异族却从未丢掉自信的底气。同时,他也坦承这种经历给自己的“负面”影响:身居高位的父亲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与孩子并不亲近,这种隔膜给他造成的心理影响多年后都难以消除,也让他格外看重跟母亲的连接;全家因战争和父亲工作的变动而进行的迁徙,让他变成了“无根”的人——曾在6个国家的18个城市生活,他回不到东方也融不进西方;他终生未婚,渴望亲密关系但害怕家庭,甚至连与宠物的连接都恐惧。这些经历塑造了他的人格,甚至影响了他对自然的喜好:跟用过剩的生命力拒绝个体、让生命难以在空间上分离的热带雨林相比,他更爱单纯的荒漠,因其轮廓分明地独立于天地之间。

当然,这种尺度也体现在他对爱的态度上。他无法明言自己的隐秘,于是借着自己敬慕的地理学泰斗亚历山大·冯·洪堡的三次同性情爱,讨论人对爱的本能依赖和社会性克制;借着双性恋文学家约翰·契弗激情澎湃的情爱故事,表达自己因胆怯而匮乏,又因匮乏而渴慕的矛盾心理。虽是地理学家,但因为文学的学业背景,他深谙秘响旁通、珠玉潜水的表达肌理,把远远的爱、静静的爱、介乎友谊和爱之间的爱,写得情致婉转、悲欣交集。

似乎很少有这样的自传作者,会像段义孚一样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思辨、审视、剖析、探求,但同时又绝不是自言自语。他具有非常强的读者意识和对话意识,也非常注重写作的修辞和表现力。他说,自己的生命轨迹跟其他人不同,其他人是从炉台到宇宙的不断拓展,而他则是反向的,从宇宙到炉台的不断蜷缩:从家庭蜷缩到个人,从社会蜷缩到自然,蜷缩进自己的专业领域。当他69岁决定写这本传记的时候,他已经彻底蜷缩到了自我内部、精神内部。当然,自我广阔、精神不死,心理的自我往往比现实的自我更易让人共情。

从公共意义上,他把自己的传记定义为:“这是一本美国华裔中产阶级地理学家写的自传”,而从个体的角度,他又说自己的传记是撇开虚泛的自我,直面自己对生命的忧惧而书写的精神生活史,是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反思,是“激情朝着极致的美奔流而去”,是“一次残酷的自我启示”。

这样的启示,涉及了很多人都绕不过去的问题,比如文化、种族、历史、宗教,比如公平、道义、自信、孤独,比如天赋、生命力、激情、性取向,比如友谊、爱情、家庭、事业。他用自己独特的经历、感悟回应和印证这些普遍性的问题,将自我启示变成了一场眼界已大、感慨遂深的生命对话。这场对话,其间既有蒙田随笔般的轻盈通达,也有叔本华随笔般的真挚赤诚,既有希腊式的人性大于神性的命运感,也会让人想到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自由意志、精神人格的哲学思考。难怪他会被世界地理学最高荣誉奖的评委会比作地理学界的“小王子”。他刻意远离实际的事务,用童真般的美善眼光打量一切。他在平凡微小中用情至深,以小小的“我”解读宇宙万物的秘密。

历史:从“我是谁”到“我们是谁”

在《我是谁?》里,因为追忆母亲,段义孚写到抗战期间的一段经历。1938年夏天,父亲工作被从南京调到陪都重庆,母亲独自带着他们兄妹四人从昆明到重庆,走的是与滇缅公路相通的山路。他记录了这噩梦般的过程:山路崎岖惊险,司机烦躁不安,流亡人群吵杂混乱,自己又在病中;与此相对照的,是母亲的温柔、耐心、冷静和决断。全书中,他对战争或者苦难的描述不多——如他自己所说,他记忆力不好,常常不能记得事情的来龙去脉,却总对情绪和感受记忆犹新;而且,因为父亲的关系,他们身处“特权阶层”,即便在重庆期间生活困顿,依然在家中接待过美国大使;之后不久,他们全家就从重庆到了澳大利亚。应当说,抗日战争在他生命中的印记并不深重,然而仅仅是片段性的追忆,也足以让人感受到时代烽烟和人们的颠沛流离——特权阶层尚且惶惶如丧家之犬,普通人的境遇可想而知。

无独有偶,1938年夏天,银行家的女儿杨苡也离开了天津,坐船在中国境内经上海到香港,再跨过境外的越南,然后走陆路奔赴昆明的西南联大读书。只不过,她的“流亡”是由中国银行一路安排,坐的是最好的船舱,看的是新鲜的风景,唱的是明媚的歌。经过上海时,她住在历史上有“不倒次长”之称的颜惠庆的家——颜惠庆与顾维钧齐名,驰骋外交界多年,与段祺瑞亦有往还。经过香港时,她住在父亲的部下、中国银行行长卞白眉的家。

此时的杨苡,与巴金已经通信两年,与巴金的大哥大李先生彼此心有所属。尽管家道中落、日本侵略临头、生活轨迹变动,然而她作为个体,生活还没有出现具体的“苦难”。或者说,她此前的全部苦闷都来自大家庭中的庶出,一种家庭内部的等级给她造成的困扰。这种困扰同时也有力量来冲抵,比如嫡母的宽容、母亲的爱,哥哥杨宪益的保护。

而且,因为她从来没有远离故国、族群、家庭和朋友,所以她的口述自传始终都是在人群中的、在现实中的甚至是在烟火中的,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书名中:《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她的自我一直都是群体的一部分,关系的一部分,甚至是很多读者不熟悉的等级的一部分。她E人(外向)的性格也让她拥有充分的安全感,从来不需要如段义孚般因移民、因陌生、因文化融入而形成社会性障碍,需要靠学术的外壳进行自我保护来克服。

在长达百年的生命历程中,她与很多人互动,在很多关系中确认自我,也从私人化的角度见证很多历史时刻,但她选择以抗战结束作为自传的叙事终点。同时,她把自传写得更像群传乃至历史画卷。她更多记录了时代氛围、历史细节、人物性格和命运,她为读者展现的是广阔而具体的现实图景,是丰富而立体的戏剧化命运,是庞杂而剧烈的时代变迁——只有把外部风景描述得足够绚烂,她才不需要进入内心表达真正的褒贬,也不需要自我反省、自我剖析,更不需要触及最痛切的自我。跟段义孚在自我中才能获得安全感相比,杨苡似乎只有主动丢掉自我才能获得安全感——不知道这是不是那些她无法讲述的岁月教给她的智慧。

如果说段义孚的自传是一首独白长诗,那杨苡的自传就是长篇小说;如果说段义孚在人间的轨迹是荒漠中一条寂静弯曲的小路,那杨苡的轨迹更像热带雨林中一条茁壮缠绕的藤蔓,与数不清的动植物相伴相生,自成一方小小生态。当然,读者在不同的人生图景前心理参与度是不同的——段义孚的更让人代入和共情,而杨苡的更让人欣赏和旁观;读者能从个体的、文化的、精神的角度与段义孚成为“我们”,而与杨苡成为“我们”只能从时间、历史、文化生态的维度——精神自我是没有等级的,而社会身份的等级,一直都在。

此外,在1938年的流亡队伍里,还有从巨流河出发,日后在垭口海写下自传的名门之后齐邦媛。她沿着湖南长沙、广西桂林、贵州怀远,一路来到重庆,入读南开中学,之后又到武汉大学。也是在1938年,张大飞考入笕桥中央航空学校,1941年赴美训练,1942年加入“飞虎队”,1945年殉职。期间他和齐邦媛书信往来7年,记录着战争的烽火,也记录着两个青年至死不渝的理想。后来,翻译、教学等职业追求都可以成为齐邦媛的“壳”,但她还是选择破壳而出,为一代人记录历史。

同样,1938年,以“人生四部曲”为自己立传的耕读子弟王鼎钧还在兰陵老家,“昨天的云”被敌机轰炸成了乡情惶惶,台儿庄会战的炮声像一声号令,把一方百姓全变成了难民。他们投靠亲友,逃难乞讨,最终又因故土难离返回故乡。1942年王鼎钧才离开山东到安徽阜阳求学,从此开启了“关山夺路”的经历。他先是流亡学生,后是普通士兵;他“三年半奔波6700公里”,曾一个人步行横跨河南全省。这是真正的“生死流转”,是“冰山有泪逢春瘦,雏燕无家入网栖”。王鼎钧写时代的残暴,也写自我的忠恕,他记录、甄别,也思辨、反省,他倚重自己的经验和记忆,也不忘群体的沉浮与命运,因而他才会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我们”的心灵之窗。

几乎每一位传记作者都在说,写传记的时候,记忆和遗忘是最需要处理的关系。我们选择什么角度,选择记住什么,忘记什么,既是自由意志,也是历史情势。如王鼎钧所说:“一个人的角色往往是时代提供,个人无可选择。”饶是如此,法国自由主义犹太人思想家雷蒙·阿隆在名为《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里和自己的回忆录《雷蒙·阿隆回忆录》里都还在不断强调:作为亲历者的“我”,在讲述历史的时候需要把握两个原则:一是尽可能诚实地理解“我”的时代,二是时刻不忘“我”的知识的局限性。时间深邃难测,命运难以掌握,以有限的文字描绘时间的真貌,或许只有靠连接不同层面的“我”。“我”有多大?小如微尘,大若宇宙。

顺便说一句,段义孚生于1930年,卒于2022年;杨苡生于1919年,卒于2023年;齐邦媛生于1924年,卒于2024年。而可敬可爱的王鼎钧先生,生于1925年,如今还活力满满地关心AI会如何改变人类的未来。铁面无私的时间之神面对这一个个如雕塑般清晰有力的“我”,似乎也不忍心打败他们,情愿跟他们合作,目的就是让他们来到我们的时代,来到我们面前。

现实:当“我们”被虚构

如今的我们,面对的再也不是二战后共识坚如磐石、全球化不可阻挡的时代,而是进入了被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描述的“流动的现代性”所骑劫的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每天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发生着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会被互联网瞬间传播,变成漫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我们无从判别、无从选择,同时又提醒我们资源不足,让我们充分意识到个体的无力和无援。在这种充斥着不安全感的流动中,我们被淹没的恐惧变得异常真切,渴求稳定和认可的需求也变得格外迫切。

有感于此,广西的仫佬族作家、著名的“广西三剑客”之一廖润柏(笔名鬼子)再也按耐不住,停笔18年后以长篇小说《买话》重返文坛。他想通过主人公刘耳返乡的故事回顾刘耳进城的历程,借此书写以他为代表的一群人的一生,给改革开放时代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个普通个体立传。

小说常给人物立传,它的事假情真,它的虚实相间,它“杂取种种人”的典型化手段,它“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边界性想象,都可以让段义孚担心的、传记有门槛和准入制度的难题不攻自破。它化解传记拘于事实的紧张,提供街谈巷议般的松弛;也消解人生必有意义的实用主义,提供古今付笑谈中的表面无功利。

在鬼子笔下,刘耳如段义孚,不休不止地与自己缠斗。只不过,他探究自我的原动力无关主动,也无关自我认识深化,而全是现实情势所迫:他预感到当市长的儿子处在危险的边缘,于是以病为由回乡避险。老屋重修、老友健在,他设想中的故乡是能够提供安全感的保护壳。这种对保护的寻求,与传记作家们向回忆和文字寻求的内心安适类似,是一种逆时空的情感整理和自我确认。

然而,传记的整理和确认是一个自循环的封闭系统,没有他者的声音,而刘耳回乡进入的是开放的新乡村生态。这个生态里保留着过去的痕迹,充满了影射和暗示,也接纳着新的现实,饱含着恐惧和不确定。这个生态更像另一套评价体系。刘耳如所有“少小离家老大回”的人一般,一厢情愿地满怀乡愁,以为回到出生地就找到了“根”,就会更加知道“我是谁”,然而,事与愿违——自画像总是比他人眼里的自己更完美。

实际上,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个自己定义和被他人定义的问题,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三个自己:自己眼中的自己,别人眼中的自己和真正的自己。三者之间的偏差、裂痕甚至鸿沟,都交叉缠绕着虚构和真实,也构成了命运戏剧性起伏的重要力量。

  在乡亲们眼里,刘耳背信弃义、负心绝情、见死不救;而他自己眼中的自己,诚实厚道、重情重义、人微言轻、身不由己。当作家写出这种反差的真实和荒诞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刘耳作为第一代城市移民,作为“凤凰男”,作为官员直系家属,有野心、有投机、有背叛、有虚荣,同时,也有委屈、有苦痛、有恐惧。他的所有作为都没有超出自己的出身和自己的时代,只是他的这种孤独,城市没人听,故乡没人懂。他想辩白,他想向所有人说明“我是谁”,他想证明,他还是那个淳朴的瓦村之子,于是,他开始“买话”,用钱探听他者的评价……乡村伦理打造出来的人,无法享受所谓文明社会的“礼貌性疏忽”。他们对身份认同的渴求更甚,对他者认同的需求更强,某种意义上,他的自我认知过度依赖于别人的评价。与此同时,他们本能地拒绝承认“流动性”在改变人的身份和境遇的同时,也的确造成了道德上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双向的,刘耳和乡亲都变了,无一例外——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剧烈的变化只属于城市,乡村总是一成不变的,实际上,乡村的变化与城市不相上下——于是这种改变就变成了阶层的、文化的、社会结构的改变,进而变成了社会和历史的改变。鬼子的诚实和高妙之处在于,用一个刘耳的身份认同障碍,映射出一个阶层乃至全社会的身份认同障碍,而恰恰是这种障碍的产生,彰显着社会转型和时代变迁。

有意思的是,格非的新小说《登春台》也以人物小传的方式来设置结构。他刻意设置了四个来自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人,又因这四个人构建了母女、父子、夫妻、情人四种关系。这种关系之间的连接纠缠,被格非形容为能量的振动,形容为从生到死的时间不至于显得空洞的必要内涵。如果说格非是用四条线索交缠的热带雨林式结构实现身份寓言,那鬼子用的就是段义孚迷恋的单线荒漠式结构,他不刻意追求广度,只想用精确度和密度锐利地刺透现实。

在中国当代,鬼子和格非都是修辞意识强烈的作家,产量或有高低,但审美热情却并无高下。他们正值经验最丰富的创作盛年,尤其迷恋词语本身和词语正确组合产生的美感,迷恋故事推进中的逻辑咬合和节奏张弛,迷恋现实感之上的想象力层级,迷恋人物的现实力量感,迷恋小说的话题引爆力和命运隐喻力,迷恋年龄和阅历给小说带来的新质地。这种迷恋,跟段义孚内省有同样的审美旨趣和哲学意味。如读者在不同年龄阅读同一本书,所思所感会发生变化一样,作家在不同年龄面对同样的人物、同样的题材、同样的自己,所思所感也会不同——时间终究是最伟大的雕塑家,无论塑造人,还是塑造艺术。

当然,所有的艺术也都是关于人的。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目的都在展现生命的鲜活性和丰富性本身。《我是谁?》的最后收录了一篇段义孚82岁(2012年)时发表的演讲,他说这代表了自己69岁完成自传之后的新思考。在演讲里,段先生直面文化多样性、种族多样性、现代性和流动性中个体的卑微和渺小,直面时代逻辑里个体命运无以复加的被动、平凡和普通,然而,他并不因此停止对个体的推崇,而是用前所未有的高亢语调呼吁:

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普通人。每天和你说话的人其实都是灵魂不死的人。相反,国家、文化、艺术、文明,这些东西才是有死的,它们的生命对于我们而言,就像跳蚤的生命一样。但是,和我们一起开玩笑、一起工作、结婚,也被我们冷落了、剥削了的人,其实都是灵魂不死的人。而在这些人里面,有的人是不灭的惊悚,有的人是不朽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