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重要的税收思想史事件 儒家内部围绕征税问题的争议

李炜光2024-09-17 10:29

李炜光/文 鲁哀公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484年,孔子取道卫国回鲁国,受到前所未有的欢迎。在电影《孔子》中,周润发所饰演的孔子,缓慢从车上走下来,稳稳站住。这一幕所刻画的,就是孔子那年回鲁国时的形象。那时候,他应该是64岁,已经白发苍苍了,那画面充满了沧桑感,而此时的他,是人们心目中的智慧老人,德高望重,声名远扬,鲁国的都城里挤满了想从学于他的年轻人。

在那个时候,孔子的学生冉求在鲁国季孙氏宗主季康子处担任家臣。此时,鲁国公室衰微,以季孙氏为首的“三桓”强盛,控制着朝政。所谓“三桓”,是指鲁国卿大夫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因为他们都是鲁桓公的后代,所以有“三桓”之称。

冉求对自己的老师孔子回国后的生活进行了多方照顾,但在增收田赋问题上,他却与自己的老师发生了矛盾。当时鲁国把这次税率的变更计划称作“用田赋”。孔子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是坚决反对,而且他对自己的学生冉求也批评得十分严厉,甚至表示要清理门户。这件发生在孔门内部的争论,堪称一次重大的思想史事件。

这次争论,被记载于《左传》中,发生在公元前484年的年终时候,季孙氏打算在鲁国实行“履亩而税”的税制,即按实际占有田亩的数量来征收军赋,包括兵甲、车马之类,《春秋》上记载此事的原文是“用田赋”,这也是春秋时期税制改革的主要趋向。

当时,孔子刚刚回国,季孙氏立即派孔子的学生冉求前去拜访,意思很明显:在政策实施之前,先征求一下国老的意见。只要孔老先生说句话,表示一下支持,那这场税制的推行就会顺畅得多,因为毕竟是要增加税收,这可能会引起不少人的反对,有了孔老先生的支持,更容易说服和安抚群众。

但是,事情远不是季孙氏想象得那么简单。冉求去找老师谈,前后去了多次。然而,无论他怎样恳求,孔子只是板着脸,翻来覆去只说一句,“丘不识也”。

这里的“不识”,用词很讲究,孔子常用“不识”“不知”“未知”等词汇,来表达自己对某件事有不同看法,表述委婉,意思明确,可使今天的我们一窥那个时代的君子风采。

又一次,劝说半日仍不见效,冉求只得起身告辞,但最后还是忍不住抱怨了一句:“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你这么有威望,怎么就不肯说说意见呢?这时,孔子却把目光移向了窗外,不再作答了。

为何不答?因为要征税的是季孙氏,冉求是他的家臣,若是把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如实告知,会使冉求处于两难境地。因为冉求很难违背老师的意愿而支持增税,那样的话会被认为是助纣为虐,影响他历来十分看重的师生关系;但冉求也很难顺从老师的意愿来反对增税,那样的话,他与季孙氏之间也会出现问题,他这个家臣还怎么当呢?

出于上述原因,孔子不愿意很快地回答冉求的问题,但是这不表明他不愿意跟冉求交换意见、表明自己的态度。因为冉求毕竟是自己的学生。

果然,在另一个场合,孔子向冉求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文献原文的记载是“私于冉有曰”。此处,“冉有”就是冉求。

为什么要私下说呢?估计是在冉求问老师“若之何子之不言”的时候,有他人在场,或是冉求的随行者,或是别的什么人。以冉求的身份,又是被季孙氏正式派来拜访孔子的,不大可能是他自己一个人来。总之,在有除了冉求之外的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孔子不便说出对此事的看法。因为他对这件事是持强烈的反对态度。只有在师生二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才可能坦率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从孔子处理此事的方式中,也可以看出来孔子为人处世的谨慎,这也是身为君子的一种品格。

孔子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意思是说,对于增税这件事,应该用“礼”来衡量,作为执政者,对人民施加的恩赐一定要丰厚,对人民下达的任务一定要适中,对人民征收的赋税一定要从轻。

我为什么会把这件事定位成一次重要的税收思想史事件呢?因为孔子的这段话虽然不长,却有很重要的价值。他是在劝说冉求要秉持他历来所倡导的谨慎精神。冉求在协助官方处理政务时,不可以听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在征税问题上尤其如此,这才是合于礼的“君子之行”。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谈税收问题并不多,但每次谈,都是持非常庄重的态度。他在另一次谈到税收问题时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孔子在这里仍是从道德层面上讲述税收问题,他把“节用”与“爱人”联系起来,尤其富有创意。很多人在研究中都指出过这一点,我更关心的则是前面那句“敬事而信”。

在周代文献中,“敬”描绘的是一个人参加祭祀仪式时那种特殊的心态,但此处又有所不同。祭祀心态应只是对神的敬畏,神是伟大的,自己是卑微的,而孔子这里所说的“敬”,则是为民谋福利的一种莫大的责任感,是身在其中所产生的那种无比虔诚的“敬”。这种责任在孔子看来,具有一种神圣性和压倒性的沉重,也是出于对所承担责任可能出现闪失的一种隐隐担忧。

《国语·周语》中说:“明神而敬事之”,对税收这样重大的政务,必须心怀虔诚,讲求信誉。执政者就是要有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敬畏感。这是孔子一贯的思想主张,它在《论语》里,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

春秋之前,鲁国和各诸侯国一样,实行“周公之典”,即周公旦所创立的制度。各诸侯国实行井田制,诸侯与臣民的关系以互助为纽带,所以称之为“助法”。农人在公田上耕种,将公田上的收成奉献给君主,各诸侯国君主将收入的一部分奉献给周天子,而各国君主保证不会剥夺人民的基本生活所需,维系双方关系是一种远古遗传下来的契约关系,孔子认为这是一种理想的制度,因为它是以道德、义务的形式来实现官民之间的互惠关系。

如果实行“履亩而税”,传统的井田制度就会被打破,官方征税、征役就会完全以自己的财政需要为中心,“使民以时”的传统可能会被削弱。在税收问题上,孔子是个坚定的保守主义者,破坏周礼早已确认的传统,是他所坚决不能接受的。

但当时实行“履亩而税”,却是各诸侯国税制演变的大趋势。作为执政者,他们要正视井田制已然衰落而致税源枯竭的社会状况,随着铁制农具的推广,出现了大量私人开垦的私田,而这些新开垦的处女地却收不上税来,所以,改革税法已是大势所趋。

鲁国在这之前的公元前594年,就已经实行过“初税亩”了,而“初税亩”就是一种“履亩而税”的税制模式,问题最后还是集中在税收负担上。据《春秋》记载,当时学者们普遍认为新税制的负担超过了原来井田制的负担,所以《左传》上说,“初税亩,非礼也”。

这次冉求与孔子之间的交流,最后的结果是“弗听”,谁弗听呢?当然不是冉求,而是季孙氏。鲁国当局拒绝听取孔子的意见,到了次年,也就是公元前483年的春天,鲁国全面推行“用田赋”政策,而冉求作为季孙氏的手下,自然也是支持这次税改的。

孔子与冉求之间因此发生了很严重的冲突。《论语·先进》中记载了此次事件: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老师终于翻脸了——对于孔子来说,季孙氏他管不了,但冉求是自己的学生,竟然也助纣为虐,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表示,要与冉求断绝师生关系,而且把话说得很决绝:学生们,大家听好了,以后冉求再敢来,你们可以鸣鼓攻击,把他轰出去!

孔子在表达了“敛从其薄”的意见后,冉求却依然“聚敛而附益之”,唯季氏之命是从,协助推行“用田赋”,孔子因此才会勃然大怒——这哪里还是我的学生呢?

孔子的确有理由生气。季孙氏是鲁国最大的贵族,占有土地数量最多,控制的城邑比“三桓”中其他两家的总和还要多。在当时家国不分的体制下,增税受益者最多的自然是他季孙氏,为自家敛财而全然不顾百姓死活,在孔子看来,绝非君子所为。

公元前483年的冬天,鲁国出现了蝗灾,次年又发生了两次。季孙氏这次强行增税,如雪上加霜,给鲁国人民带来了很大的负担,甚至达到民不聊生的地步,孔子的话应验了。

孔子那句“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涉及到了收入、支出和福利三个方面的政策把握。孔子是思想家,他从根本上反对增收田赋,思考得非常深刻。征收要轻,以不扰民为原则,是为“敛从其薄”;政府各项支出要节俭,事情要办,但不要超过财力可支撑的限度,量入以为出,是为“事举其中”;“施取其厚”,“施”的意思,是上古“养民”举措的传承,是福利措施。

《周礼·司徒篇》有“保息六政”的说法,很是古老。原文是:“以保息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此中涉及养老、赈济、儿童保健、医疗救助等民生的基本方面,目标是借此达到一个和谐的大同社会。孔子认为这些与民众生活保障有关的事情,都应该充分重视、妥善安排、支出到位。这也是传统,必须坚持。

夫子就是夫子,站得高、看得远,考虑周全,为当时的人们指明了未来的方向,其基本思想就是放到现在也不过时,但是也不是说,他的主张没有问题存在。

在孔子看来,支出和福利要确保,这是刚性的,政府维持运转的基本支出也要保证,但是他又要求收入要减轻,那只能靠节省下来的支出来维持了,但如果收支不相抵,如何能应付得来呢?夫子只顾讲大道理,这其中的矛盾如何化解?在这方面,孔子没有具体展开说,但问题却还是存在的,这是各诸侯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原则的落实,需要政策设计具有可操作性,但一旦进入了这个层面,儒家却变得失语,这是后世儒家在长期治国理财政策实践中一直存在的问题。只讲大道理,不解决实际问题,凭借权力一味地坚持己见,还会导致决策层无谓的争论和政策扭曲,比如王安石变法前后发生的事,就证明了“儒家短板”确实存在。

不过话又说回来,孔夫子重在思想贡献,他并不担任鲁国执政,也不承担具体政务的处理。作为思想家,他很少议论税收问题,但如果一旦涉及,他能一下子就点出问题的要害和核心之处——收入、支出、救济等,把财政事务中最主要的几个方面都抓住了,这令今天的我们不得不钦佩思想家的伟大。

以往,学者们普遍认为儒家对王权是属于服务型的思想体系,其实不完全是这样,在基本价值上,儒家是有底线的。儒家强调人的生存权,这与现代社会就很能沟通。在税收问题上,则集中表现为儒家一以贯之反对重税、反对聚敛的主张,例如孔子明确要求自己的学生与重税划清界限,决不能助纣为虐。

在《大学》里,孔子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盗臣”为何?贪官是也。“盗”字会意,在甲骨文里就有此字。本义是偷窃,偷东西的人,又指强盗,也指欺世盗名之人。“盗臣”不好,但滥征赋税的罪恶,甚至超过了“盗臣”,这是最不能被容忍的。

孔子把自己的学生分为三类:德行、言语、政事。德行,有颜渊;言语,有子贡;政事,有冉求、季路(子路)等;文学,有子游、子夏等。论办事能力,行政能力,冉求很擅长,甚至排在子路之前,这一点老师也承认。孔子不止一次夸赞冉求的才能,在《论语·先进》中曾说:“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这里的“由”是指仲由,即子路,“求”自然就是冉求了。对于这一句,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的注释是:“如今仲由和冉求这两个人,可以说是具有相当才干的臣属了。”

历史上有“冉求为季氏将师”的故事,冉求曾做过季孙氏的将军,率领军队与齐国在鲁国的郎亭作战,立下赫赫战功。在打败了齐军之后,季康子问冉求:“您的军事才能很了不起,是跟谁学过吗?还是先天就有?”冉求回答说:“是跟我的老师孔子学过。”季孙氏神往之,曰:“孔子何如人哉?”其仰头望天而问:“我想请他回鲁国,可以吗?”冉求回答说:“当然可以。”不过,季孙氏很快就见识到了孔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冉求在征税问题上的态度,使得孔子对自己的这位能干的学生,大失所望,以至于要断绝师生关系,这是动了真怒的表现。不过这只是暂时的问题,风波过后,师生关系还在,冉求毕竟是孔子的学生,不会彻底违背师命,只是未见到关于此事后续的详细记载。

宋代理学家程颢在解释何为“仁”时说:“按住脉搏时,最可知仁为何物。”此话大有深意,税收问题即与儒家的仁政思想大有关系。孔子、孟子等儒学导师关于税收的论述,就是“儒学中有生命的东西”,是儒家学说中被忽略了的批判性。不对的东西,不管面对谁,一定要指出来,一定要说“不”!

孔子被奉为至圣先师,一直被人们所纪念。当年司马迁周游各地,到过鲁国,去过曲阜,去看孔子留下来的遗迹,有庙堂、车服、礼器等。他距离孔子生活的时代,差不多四百年,并不很遥远,相当于现在跟明代的时间距离。孔子用过的东西,有的还在,好像不久以前老先生还在这里生活似的。司马迁看到这些,不免动情,于是说了以下一段很著名的话: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

这是一种多么大的吸引力,让司马迁在那里徘徊,久久不去,而且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人写进他的史书里,让后世记住孔子。

(作者系天津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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