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

一

自近代小说诞生以来，就似乎形成了一条艺术规律，作家应当在其作品中描写存在之重，这种存在之重表现为个人与社会不可调和的冲突。20世纪九十年代初，菲利普·罗思采访捷克作家克里玛时，就曾感叹道，西方作家现在什么都可以写，但任何题材都显得不重要。这是因为，在承平日久的现代西方社会，存在之重已成为遥远的回忆。

这就是为什么自20世纪下半叶，严肃文学的目光开始转向南美和非洲，那儿仍因社会的封闭和愚昧而显出存在之重。例如在南非，就有三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库切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的代表作《耻》和《迈克尔·K的人生和时代》使他获得国际盛誉，原因不外是其内容充满压抑和神秘，有一种存在的沉重感。

然而，库切的近作《波兰人》描写的却是存在之轻，这或许与库切后来移居西方，题材也转向欧洲的平淡生活有关。《波兰人》讲述的是一个老掉牙的艳遇故事，一个西班牙中年女人与一个波兰老钢琴家在音乐会上相识，他俩在一个小岛上共度了几晚，然后又回到各自的生活中，没有任何浪漫曲折的情节，也没有刻骨铭心的结局。

这里我们就不用探寻库切的晚年经历了，博尔赫斯说过，小说本质上是作家的自传，这话当然没什么错，但我仍相信，小说中的人物自有他们自己的命运，要比小说家本人的生活更加真实，更具普遍性。

比阿特丽兹，1970年代生人，一个近五十岁的女人，但跟那些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相比，还算年轻。她居住在巴塞罗那，闲时在一个音乐会圈子帮忙，这个圈子每月都会举办一场音乐会，这一次他们请了一个波兰的钢琴演奏家，比阿特丽兹负责接待他。这个音乐家名叫维托尔德，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以演奏肖邦闻名于世。

她对他的初步印象不错，大家称他是钢琴家，他说他只是弹钢琴的人，就像公交车上检查车票的人，不是车票家。这使她顿生好感。她问他，肖邦为什么经久不衰？为什么那么重要？他回答：“因为他能让我们看清自己，了解我们的欲望。我们有时候看不清自己，也不了解。这是我的看法。有时候我们渴望的是我们不能得到、超越我们的东西。”

既然做了这份工作，她觉得这个问题就似乎很重要，但她没有听懂音乐家的话。音乐会结束后，钢琴家回到波兰，给比阿特丽兹寄来一张CD片，是他演奏的肖邦夜曲。她很开心，那个钢琴家认为她能问出深刻的问题。几个月后，他又寄来一封邮件，邀请她去加泰罗尼亚的赫罗纳，他正在那里讲授音乐。他说他回到西班牙是为了她，他忘不了她。

她已经人到中年，对男人的欲望看得很清楚，但出于好奇心，她还是去了赫罗纳。他再次看到她时十分惊喜，他说，自从见到她后，他走到哪儿都会想起她，感觉她就在他身边，保护着他，他发现她是他的命运，让他内心感到平静。

多么荒唐的表白，他们只见过一面，再说，他的年龄足以当她的爹了。维托尔德建议她跟他去巴西，他要去那儿巡演，而她可以在巴西的海里游泳。他还说，她不需要向她丈夫隐瞒，她丈夫肯定也是有外遇的，大家都是自由人。这话让她感到气恼，她从来没有过外遇，何况她对他根本谈不上感情，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的邀请。

比阿特丽兹跟她的银行家丈夫早就分床而眠了，夫妻俩平时各有各的圈子。当她向丈夫提起波兰钢琴家邀请她去巴西旅游时，丈夫的反应很淡漠。她的丈夫早就有了外遇，所以对此一点也不会忌妒，反而觉得有意思，竟然会有一个老男人爱上自己的妻子。她又收到了钢琴家寄来的肖邦奏鸣曲，说他不久要赴西班牙的马略卡岛开演奏会。

她丈夫家在马略卡的索列尔镇上有一幢房子，正巧她和丈夫打算去那儿度假。她喜欢那儿：“喜欢它朴素的石结构和高高的天花板，喜欢它晦暗的走廊和凉爽的庭院，以及院里怒放的蓝雪花、叶子花，还有院中央那棵高大苍劲的无花果树。”于是她顺便邀请钢琴家来他们的别墅做客，她知道肖邦和乔治﹒桑曾在这个岛上度过一段甜蜜的日子，而那个钢琴家会怎样？她又会怎样？

她丈夫走了，钢琴家来了。他们到海边散步，在房间里吃饭聊天，谈肖邦的音乐。她了解到他早已离婚，有一个女儿在德国，他从不谈波兰那段沉重的岁月，也没问她的家庭，他说：“有些回忆会被我们埋到地下。”为了让他将来有回忆，一次从房间出来时，她在他面前展示了一下优雅的姿态，款款走向他。那天晚上，他们终于上了床。

二

还记得托马斯·曼的《特里斯坦》吗？男女主人公在疗养院相识，同样是肖邦的音乐拉近了他们的距离，只是弹琴的是女主人公。科勒特扬夫人温柔娴静，嫁给一个批发商，家庭美满幸福。丈夫忙着生意，顾不上照顾她。作家史平柰尔为人孤僻，整天埋头写作，只对美的事物产生激情，他对科勒特扬夫人的赞美唤起她对自己命运的思索。

一个偶然的场合，她应他的请求，弹了几只肖邦的夜曲，然后弹了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音乐奏出“渴慕的主题，一个在深夜里迷失的孤独声音，轻轻地诉说它那胆怯的疑问。”爱情的主题被引了进来，两个孤独的生命在悲痛与狂喜中挣扎，渴望绝对和永恒，渴望相互拥抱。

好不容易弹完肖邦的曲子，她变得虚弱不堪，病情加重。史平柰尔感到痛心，给科勒特扬写了一封信，谴责他的庸俗毁灭了他的妻子，她在受苦，而他却在家里跟婢女们调情。作家写道，他憎恨科勒特扬的生活，这种生活是美的敌人。科勒特扬收到信后怒不可遏，当面责骂他是勾引良家妇女的懦夫，史平柰尔仓皇离去。音乐给科勒特扬夫人带来的觉醒受到压制，这压制来自家庭，来自社会习俗。

音乐永远是爱情的调料。120年后，比阿特丽兹又遇到了科勒特扬夫人的命运，她们的丈夫都是满身铜臭的资产者，遭到艺术家们永远的鄙视。只是比阿特丽兹觉得，维托尔德弹奏的肖邦夜曲缺乏激情，他将肖邦弹成了巴赫，像他本人一样平淡。她也不喜欢他弹的马勒，那种带有哲学思辨，“想把丢掉的东西重新找回来的音乐”。在维托尔德弹奏的所有肖邦曲子中，比阿特丽兹最喜欢的是玛祖卡舞曲，轻盈而灵动。

库切这部小说也像是一首乐曲，全书分为五章，仿佛是乐曲的六个乐章，每个乐章又分成几个乐段，即书中的小节，由简洁的乐句（句子）组成，读起来有轻快的感觉，就像比阿特丽兹跟维托尔德的交往，踏着步子翩翩起舞。她跟他在一起度过了几天，但毕竟隔着二十岁的年龄，亲昵的感觉并不是太好。最后，她拒绝了跟他去巴西的建议，并催促他回波兰。她告诉他，他们以后不能再见面了。

要是维托尔德向她倾述他的过去，他成长的环境，那个遥远、陌生和苦难的波兰，就像约翰·克里斯多夫那样，一个战胜了命运的音乐家，会不会使他们的结局染上重色而感人至深？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发生，维托尔德对自己的过去保持沉默，也许他觉得自己的经历过于平淡，她不会感兴趣。他只想紧紧抓住比阿特丽兹，释放自己的欲望。

她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女性，在她眼里，维托尔德的腰板总是挺得笔直，弹琴时显得很高傲，他很少笑，也不健谈。她对维托尔德谈不上爱情，而是出于怜悯和好奇，他孤单苍老，跟现代世界似乎已完全脱节。他俩的区别在于，他已经垂垂老矣，他追求一个年轻女性，其实是想转移他对死亡的恐惧，而她呢，离死亡还很远。最后一晚，他还想努力一番：“他对她耳语道，我会念着你的名字死去。”当他听到分手的话后，他一声不吭地离开，走出房间。她如释重负，他没有拼命纠缠，否则她会瞧不起他。

那么，他们曾在马略卡高处遥望的海岸线呢？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海岛夜晚呢？这一切也会像浪花一样转瞬即逝吗？

她知道他是爱上了她，他拙于言词，不会说绵绵情话，但他显然是认真的，甚至想跟她一起生活，“在他所属的年代，欲望中必须被注入一丝不可企及的感觉，才算得上真正的欲望。那她，比阿特丽兹，他的心爱之人，是这样吗？唉，她当然不是不可企及，恰恰相反，她是太好企及了。”对她来说，现代人没有爱情而跟一个男人上床是很正常的事，好在一切都结束了，她从来都没有当过真，这段艳遇不会给她的未来生活造成任何困扰。

她还是小瞧了维托尔德，在艺术家心里，诗和音乐与爱是紧密相连的，只要诗和音乐还能感动世人，爱就不会消失，会用一种永恒的方式显现出来。

三

小说开头四个乐段用的是元叙事，库切描述自己在写一个故事。不过，库切很快就放弃了元叙事的写法。他需要找到一个普通人的视觉，同时又能对自我与他人进行某种思考，于是库切让比阿特丽兹承担起既是叙事视角又是主人公的角色，在审视者与被审视者之间穿梭。

书名的英语Pole有双关义，头一个字母大写意即波兰人，小写是磁极的意思——男女之间两极的相遇。波兰本来就是一个音乐和诗的国度，不仅产生了音乐家肖邦，还产生了诗人密兹凯维奇。因此，库切选择一个波兰钢琴家做男主人公，这一文学策略对于小说的主题是再合适不过。

那么，小说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正当盛年的比阿特丽兹遇到一个波兰老音乐家，并且发生了肉体关系。通过比阿特丽兹的视角，读者感受到两种完全不同的爱情观和艺术观。这也是两极的相遇，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年龄，最后是不同的时代。

比阿特丽兹只是一个普通的西班牙女人，喜欢舒服的生活，自甘平凡，或者按她的说法，是一个“正常”的女性。按照现代社会的标准，她有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丈夫是银行家，两个儿子都事业有成。她不是那种爱思考的女人，对于生活，她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在维托尔德眼里，她是那么自然而不做作，他对她如此着迷，这让她快乐。

年轻时她和丈夫也曾轰轰烈烈地爱过，但有一天，他们的关系突然就冷淡了下来。她对丈夫的外遇毫无兴趣，他俩互不干涉，也都没想过要离婚。因此，维托尔德的追求不可能使她的生活发生变化，她早已看清楚自己的命运。就是说，比阿特丽兹的命运不会像科勒特扬夫人，不是沉重，而是轻快。

她毫不怀念跟维托尔德在一起的这段经历，终于有一天，维托尔德的女儿从德国给她打电话，告诉她维托尔德已经过世，他在华沙的住所给比阿特丽兹留下了一些东西。比阿特丽兹去了一趟华沙，那是一叠用波兰语写的诗稿，她在诗里寻找自己的名字，只认出比阿特丽斯（贝雅特丽齐），那是但丁的女朋友。

看来她没能真正赶走维托尔德。在跟她的交谈中，维托尔德曾提到但丁和比阿特丽斯：“他的比阿特丽斯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可他却爱了她一辈子。”比阿特丽兹找人把诗翻译出来，诗歌里写到一个流浪汉，他多年来追随但丁的脚步，停留在黑暗的森林，又跨过酒红色的大海，遇见一位优雅、善良和谦虚的女性，他在她身上获得了内心的平静。

维托尔德曾希望像音乐家肖邦跟乔治·桑一样，与比阿特丽兹度过一段激情的生活，最后又期盼像诗人但丁一样，跟随比阿特丽斯的爱去追求至善。维托尔德写诗是为了告诉比阿特丽兹，经历了马略卡的那段时光，他依然爱着她，并借用但丁心中的女神，来颂扬那个在他暮年为他带路的女人。

可是，她只是比阿特丽兹，不是比阿特丽斯。在她看来，他写的诗并不高明：“他写一封短信寄过来，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他为什么要写诗？答案只可能是：“因为他不仅想要说出他的爱，还想证明给她看，而证明的方式就是花很长很长时间为她做一件本质上毫无意义的事。”“一件本质上毫无意义的事”，这就是比阿特丽兹对诗歌的看法。维托尔德写诗的目的是期待有来世，好继续跟她交流，但她并不相信来世的概念。等到她死后，她的孩子会偶尔缅怀她，而当他们那一代也故去时，她就会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仿佛从来没有来过。千千万万的人都是这样，他们来到世上，然后又永远消失了。这并不让她感到可怕，她是个现代的女人，一个理智的人，她从不渴求被艺术家的作品塑造成一个名人，让后人永远记住她的名字。

所以他的诗歌完全感动不了她，她给维托尔德写了两封不会寄出的信，在信中她对他表示感谢，承认他有一首诗写得还不错，这首诗描写他潜到海底，发现一尊阿芙洛狄忒的大理石雕像，目光穿过他看向别处。她写道，自己很抱歉，她既不是阿芙洛狄忒，也不是比阿特丽斯，她也没有在他身上看到神的存在，他不是但丁，没有人会读他的爱情诗。

她也不相信爱情的观念，“爱从本质上来说就要不切实际”。也许她喜欢维托尔德，但还没有喜欢到不切实际的程度。这样说不是无情，而是理智，她在心里对维托克尔说：“你背后有一座浪漫爱情的哲学理论大厦在嘎吱作响，你可以把我安排进去，让我成为你的女主人和拯救者。可我没有这样的资源，我唯一拥有的就是种还算可取的怀疑态度，怀疑那些会压垮、摧毁众生的思想体系。”

四

这个“思想体系”就是近代以来统治人类心灵的浪漫主义观念，它既是现代所有艺术的催化剂，又是现代人赖以生活的价值观，即在上帝离场之后，存在的意义便在于人自身的创造性工作。歌德、席勒、康德、叔本华、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分析到最后，都是呼唤代表创造的艺术来拯救世界，战胜虚无，从而超越个体生命。

然而，在比阿特丽兹那里，这种对世界的抒情态度遭到了抵制。

在比阿特丽兹看来，维托尔德是一个老派的艺术家，他追求“爱但不期待被爱”(这的确是爱的精髓)，试图以诗歌来抚慰自己的心灵，但这样的爱过于浪漫虚幻，“有些不合常理”。浪漫主义的诗性思维毕竟是一种自我赋予的观念，无法容纳人的全部生活，在离开艺术（音乐与诗）的大片地方，还有着生活的日常性，它没有意义，却不可或缺。对于世上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中的无意义要远远大于有意义的部分。

爱是艺术的灵魂，如果爱不是拯救，艺术就不是拯救。就此而言，维托尔德是抒情的，比阿特丽兹是反抒情的，他们分属不同的生活世界。维托尔德的激情带给比阿特丽兹的只是可怜，对于这段艳遇，比阿特丽兹没有感到任何重负，而是一种存在之轻。从她对意义的怀疑中，读者能体会到老年库切的感触，我们对世界的抒情态度正在无可挽回地消逝。

库切发表这部小说的时候已经83岁，年迈的作家越来越不能确信自己的生活和写作的价值，对于爱和艺术的力量也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小说开头的元叙事者“他”可以说就是库切本人，这个“他”对存在的意义，投去怀疑的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