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6时，警方闯入民宅，以谋杀罪逮捕了睡眼惺忪的13岁少年杰米。随着校园调查、心理评估与双亲反应的步步推进，人们渐渐发现这起暴力犯罪的全貌。今年3月首播的网飞剧集《混沌少年时》在很多国家引发热议，该剧展示了青少年杰米因受到网络霸凌，在厌女情结的影响下，最终失控并杀害女同学的过程。短短4集，刻画出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深层社会背景。

《混沌少年时》让许多家长惊觉，青少年面临的危险不在街头，而是在他们独处的房间里，在他们沉迷的有毒社交网络里。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会见了该剧编剧杰克·索恩，并支持在校园内播放本剧，关注日益严重的青少年心理问题。斯塔默表示，“我的女儿14岁，儿子16岁，看这部片真的很煎熬，厌女症对我们的社会有极大破坏性，网络极端主义非常危险，年轻人的孤独感值得关注”。

而编剧索恩则建议，孩子14岁以前不应该拥有智能手机，他希望本片能推动师生与学生之间更多的沟通。其实，许多国家已经有所行动，比如澳大利亚成为全球第一个立法、设定社交媒体最低年龄的国家——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澳大利亚总理解释说，设置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与设置饮酒的最低年龄是一样的。

手机对于青少年真有那么大毒害吗？

手机对青少年的4大伤害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对暴力、色情等内容进行限制，恐怕只是治标不治本。手机上各种App对青少年思维方式、情绪和大脑神经的控制，才是更凶险和更值得留意的方面。

报纸、图书、电影、电视、电脑、手机……都是人类了解外界、与世界互动的工具，这些被称为信息媒介的东西，包裹着现代人的眼耳口鼻。尤其是手机和各种屏幕，在中国基本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可以说，从早晨睁眼到闭目睡觉，不论男女老少，都离不开它。

关于媒介对人的影响，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依然值得聆听。在麦克卢汉看来，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即媒介。其弟子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媒介-隐喻”会帮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和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

简单来说，媒介就像一副有色眼镜，会影响我们看世界的方式。戴着电视这副眼镜，与戴着图书这副眼镜看到的世界，一定极为不同。当媒介已经进化到短视频和社交媒体，那么，青少年心理、思维模式受到的冲击有多严重，急需深入研究。麦克卢汉、波兹曼等人的研究，大多基于文学、文化研究和心理学，而今天的研究已经有更多社会调查、生物学实验的依据。

最新出版的乔纳森·海特教授的《焦虑的一代》，书中的结论让许多教育专家和家长震惊——全球青少年患心理疾病的比例和程度与手机有着密切的联系。美国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显示，在2015年前后，美国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统计数据出现了150%的突增，而且从此居高不下。同样的趋势也出现在了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北欧等地区。中国的情况如何，似乎还没有定量研究。

《焦虑的一代》

[美] 乔纳森·海特 | 著

赵学坤| 译

彭凯平| 审定

湛庐文化| 中国纺织出版社

2025年3月

为什么青少年的焦虑、抑郁和自我伤害的比例会在这个时间节点出现跃增？从2010年到2015年，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改变？一个关键的节点大概是2007年乔布斯宣布iPhone的诞生，以及此后数年智能手机的大规模普及。

学术界对智能手机、屏幕时间、社交媒体、在线游戏等对儿童发育的影响已经形成了专业的研究跟踪。《焦虑的一代》以这些研究成果为基础，从具有时间和地域跨度的研究数据中进行分析和对照。正是这些扎实的数据，让作者深刻意识到儿童的心理和智力发育环境在过去15年间大幅恶化。手机世代所遭受的4大根本性伤害包括：注意力碎片化，社交剥夺，睡眠剥夺，成瘾。

Rewiring（重连线）是海特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他说，青春期是大脑最容易“被重新布线”的阶段。孩子的大脑正处于神经可塑性极高的窗口期。过去，大脑被训练去等待、计划、面对面交谈、面对失败与修复。现在，它被训练去滑动、跳转、秒级判断、短时情绪调节。

手机不再只是通讯工具，而更像是一个始终在线的神经接口：它随时打断你的节奏、插入内容、提供短时快感。它比电视更主动，比电脑更易携带，比任何教育系统都更早介入孩子的大脑日常。我们往往只关注孩子每天用多久手机，却很少问：他们的注意力调节机制是不是早已迁移到这种随时被打断、不断寻求刺激的结构上？

《成瘾》一书的作者伦布克写道，智能手机是现代社会的皮下注射针，全天24小时不间断地给人们注射数字多巴胺。无论成瘾的源头是什么，戒断反应的基本症状都是焦虑、易怒、失眠和心境恶劣。而海特的结论是，社交媒体的算法通过短反馈、高刺激的模式与神经系统耦合，悄然重编了青少年大脑的默认反应回路。

当代青少年急需“冒险性玩耍”

针对学校、科技公司、社会和父母，海特提出了很多建议。这些倡议可以总结为4点：第一，孩子在14岁之前不要拥有智能手机；第二，孩子在16岁之前不要开通个人社交媒体账号；第三，学校内应当禁止使用手机；第四，为孩子提供更多在现实世界中自由玩耍的时间、空间和选择。

许多家长都知道，限制手机的使用，堵不如疏。各种禁止措施会让青少年反感，他们会想方设法绕开限制。所以，海特的第四个建议更值得关注，即现实世界的自由玩耍。他尤其提到，冒险性玩耍很有必要：儿童天生会寻求包含轻微受伤风险的玩耍，这并非不良行为，而是克服恐惧、建立能力的必要过程。

海特认为，始自1980年代而后愈演愈烈的安全主义，让社会、家庭和学校不遗余力地为孩子们排除生理和心理上的各种风险。这种过度保护造成了生理年龄已达成年的青少年却缺少亲身经验，缺少身体受伤和情感受挫的体验，缺少有张力的社群考验。这种安全主义，阻断了青少年走向独立、担当责任、获得成长的一手经验，造就了一代“娇惯的心灵”。

海特说，与现实世界的过度保护相反，虚拟世界却是保护不足（Underprotection）：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普及让儿童过早、过量且几乎不受限制地进入了虚拟世界。这两个趋势的结合，使得“基于游戏和探索的童年”被“基于手机的童年”所取代，导致了出生于1995年后的“Z世代”青少年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心理健康危机，特别是焦虑和抑郁症的激增。

基于美国的现状，海特建议，青少年应该在学校不设规则地自由玩耍。相比之下，中国人讨论的问题显得有些滑稽。关于中小学，人们最关注的是“消失的课间10分钟”。不少家长反映，在许多学校，“课间只允许上厕所”“不能随意离开座位”“不能高声说话和跑跳”。一项针对1900多名家长的调查显示，75.2%的家长认为身边中小学“安静的小课间”现象普遍。

而维护这一情况的理由也很多。精力旺盛的孩子在课间奔跑打闹，很容易引发不测。按照这个逻辑，课间10分钟的活动仅限于教室外的走廊，并且会安排师生执勤，管控奔跑打闹。这种做法甚至得到了许多家长的支持。用海特的术语，这应该算是极端的安全主义了。

孩子们在学校不能自由玩耍，出校门就被送到各类培训机构。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孩子，怎么可能逃脱手机的诱惑？

海特在书中对政府、科技公司、学校提出了很多建议。在中国，当一筹莫展的家长面对相同问题时，恐怕需要做出更多的集体努力，比如与其他家长联合，共同推迟拥有手机的时间，改变社区文化，才有可能让孩子们有更多在现实中自由玩耍的时间。

尼尔·波兹曼说，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而失去了自由。今天，智能手机的多巴胺诱惑让青少年进入了“美丽新世界”。这不是一个预言，而是每时每刻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

（作者 黄锫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