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翟德芳 看完安徽省博物馆以后，我立刻南行，跨过长江，赶往位于马鞍山市含山县的凌家滩遗址。凌家滩遗址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考古遗址，它的发现和发掘为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史前文明提供了重要资料，我曾经看过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精美玉器的图片，为之心折，早就想到现场看看，实地感受古人的杰出创造和艺术火花。然而，还是然而，我到达凌家滩时，却见总体建成的遗址考古公园建筑物关门闭户，游客寥寥，大概也是因为大家正在享受春节美好的假期吧？ 

在遗址现场看不到什么，我又赶往含山县博物馆。到了这里，我惊喜地发现，“含山县博物馆”这一馆名还是我大学时的恩师张忠培先生所题。进到馆内，倒是对凌家滩遗址有所介绍，也陈列了一些遗址出土的陶器，但重要的玉器则几乎全是复制品，令我极其失望。所幸我在安徽省博物馆拍摄了那里陈列的全部凌家滩出土玉器的照片，因此才能能够完成这一篇访古的作文。

凌家滩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凌家滩遗址的发现可以追溯到1985年。当时有村民挖地时，从地下挖出玉环、石锄、石凿、石铲等，乡文化站站长李余和闻讯，按规定接手了这批文物，同时上报县文化局和文物所，经县文物所转报安徽省考古研究所，这座在地下埋藏了5000多年的新石器晚期重要遗址得以被发现。

 凌家滩遗址平面图

经过初步调查，考古人员确认这里是一处规模较大的史前聚落遗址。1987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对遗址进行首次发掘。此后，考古工作者连续多年进行发掘，发现大量房址、墓葬、灰坑等遗迹，出土了丰富的陶器、石器、玉器等遗物。尤其是2022年的发掘，不仅发现燎祭遗存，还揭示了一处大型公共建筑基址。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玛瑙钺（左）、玉斧（中）和玉钺（右）

凌家滩遗址持续的发掘成果令人瞩目。研究表明，这是一处距今5800～53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核心区域面积约40万平方米。作为中华文明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和关键地点，凌家滩的考古新发现，为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更加关键的资料。

凌家滩遗址体现出的远古聚落风貌

凌家滩遗址以其丰富的遗迹遗物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为我们揭开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纱。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凌家滩遗址揭露出大量重要遗迹，为我们勾勒出一幅远古聚落的生动画卷。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鸡形陶壶

凌家滩遗址分成三处功能不同的区域，具备了初级的城市“规划”水平。第一区域是普通部落成员的居住区，房子带有明显的“城市”规划和精心设计的痕迹。发现的房址既有半地穴式房屋，也有地面式建筑。房址内出土了陶器、石器等生活用具，为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起居提供了重要线索。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陶盉

第二区域是3000平方米的红烧土块广场，这里是部落首领的宫殿区和部落会盟、祭祀、操演的场所。凌家滩祭坛位于其中心偏北位置，面积约1200平方米。祭坛由人工铺垫而成，其上发现数处小祭祀坑，祭祀坑内有陶器、石钺、禽骨等。在祭坛的东南角有红烧土和很厚的草木灰遗存，在东南方向祭坛和居住区之间还有大面积的红烧土块建筑遗迹分布区。发掘者推测，前者属于燎祭遗存，后者可能是“神庙”遗存。在祭坛南部，几十座墓葬围绕祭坛而葬，尤其是大墓，均在祭坛正南，推测其大体应与祭坛同时且有密切关系。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钺

第三区域是大型墓葬区，位于凌家滩聚落北部台地上，面积约14000平方米。墓葬由南向北分为8排，以第一排和第二排墓葬规格最高，不仅墓坑面积较大，随葬品也十分丰富，主要以玉器为主。其中的87M4号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包括玉人、玉龙、玉鹰等，其规格之高、随葬品之丰富，表明墓主人身份显赫，可能是部落首领或巫师。07M23则是凌家滩遗址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为丰富的墓葬。此墓位于墓地南部偏东，大致在祭坛东南位置，靠近祭坛顶部，墓中出土遗物共330件，包括玉器200件、石器97件、陶器31件等。

 07M23随葬玉器摆放情况

遗址内发现了制陶、制玉、制石等手工业作坊遗迹，出土了大量生产工具和半成品，反映了当时手工业的发达程度。此外还发现红烧土砌筑的水井、防卫壕沟以及石墙建筑。古井井壁上半部用红烧土块圈成，直径1米、深3.8米。从井底仅有少数陶片的现象以及井的位置推测，其使用者是当时最高权力者，或有重要的祭祀活动时才使用。使用人工建筑材料和垒建技术的水井，此为中国国内已知最早的实例。石墙发现于凌家滩遗址两块墓葬区的分界处，高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东北、西南走向，系利用小石块自身形状相互垒砌而成，石头之间没有任何黏合剂。

 凌家滩遗址发现的古水井

出土遗物彰显的先民智慧

凌家滩遗址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包括陶器、玉石器、骨器、蚌器、象牙器等，这些器物制作精美，堪称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艺术瑰宝。

凌家滩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也有少量泥质黑陶和灰陶。陶器种类包括鼎、豆、壶、罐、杯等，造型规整，纹饰多样，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成熟。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器盖

凌家滩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具体包括工具武器类，如斧、钺、戈，应是礼仪用器；装饰品类，如镯、璜、环、玦、璧、双连璧、管、珠，以及形制较为特殊的宝塔形饰、扣形饰、喇叭形饰、月牙形饰、菌形饰、冠形饰；动物或人物形象类，如猪、龟、龙、鸟、鹰、兔、立姿人像和坐姿人像，此类玉器数量很少；其他类，如玉板、三角形玉片、玉勺等。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人、玉龙、玉鹰极富特色。87M4号墓出土的玉人高8.1厘米、宽2.3厘米、厚0.8厘米，呈站立状，头戴冠饰，双手抚胸，神情庄重，被认为是凌家滩先民崇拜的神像或祖先形象。98M29号墓出土的玉龙长4.4厘米、高2.6厘米、厚0.4厘米，呈蜷曲状，首尾相连，造型生动，栩栩如生。玉鹰的整体造型，鹰首和尾部特征明显，鹰首侧视，神采飞扬，双翅张开，呈飞翔状，翅膀制作成猪首状，中心位置是八角星纹图案。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鹰

凌家滩出土的玉石种类丰富，质地温润，色泽柔和，为制作精美玉器奠定了基础。在制作工艺方面，这些玉器更是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切割技术方面，主要使用线切割和片切割，切割面平整光滑，有些玉器薄至0.1厘米；钻孔工艺方面，无论是单面钻孔还是双面钻孔，均是孔径均匀，孔壁光滑；雕刻工艺方面，阴线刻、阳线刻、浅浮雕、圆雕等多种技法被运用，体现了凌家滩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双虎半环形玉璜

在这里尤其要提到，凌家滩发现的石钻，是20世纪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最重大的发现之一。石钻的设计和制造，包涵了机械、力学、几何学的基本原理，体现了凌家滩先民聪明智慧和先进的技术，其中螺丝纹的钻头的设计，更是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石钻

凌家滩遗址揭示的中华文明起源密码

凌家滩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为中华文明起源探索提供了重要线索。凌家滩拥有较为规整的聚落规划，大型祭祀区、墓葬区、居住区以及手工作坊区等区域明确，反映出当时已具备相当程度的社会组织与管理能力。墓葬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玉器，彰显了凌家滩已出现集社会管理与宗教信仰于一身的王权政体，这是解开凌家滩文明密码的钥匙。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龙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虎首形璜

凌家滩遗址出土了大量与宗教信仰相关的遗物，如玉人、玉龙、玉鹰等，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宗教信仰体系。出土的玉板、玉龟、玉签等，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占卜文化遗物，体现了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文化思想，有人认为，玉板上面的符号展示了上古巫师对四面八方的认识，承载了河图洛书两个图形的叠加，因此标志着易学思想的成熟。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板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

凌家滩出土遗物不仅展现了自身独特的文化魅力，也体现出与其他史前文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玉器材质来看，凌家滩部分玉石可能是通过贸易或其他交流方式从其他地方获得。在器物造型和纹饰上，凌家滩玉器与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玉器等都有相似之处，如凌家滩的圆雕玉人头像与良渚玉器兽面纹在纹饰上极其相似，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与凌家滩的玉龙都体现了对龙的崇拜，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介”字形冠饰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介”字形玉冠饰有渊源关系。这种跨地区的文化交流，反映出凌家滩文化具有开放包容的特质，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特质。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介字形玉冠饰

研究者认为，远古时期的凌家滩是一座繁华、热闹的城市，养殖业、畜牧业、手工业初步形成规模，这意味着中国城市文明的起源远远早于过去的认识。在这个意义上，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认为：“在长江下游，凌家滩人是首先走上文明化道路的先锋队。”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石）猪

从2009年开始，凌家滩作为区域核心性遗址，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12年，以该遗址为代表的遗存被正式命名为“凌家滩文化”。专家们认为，凌家滩文化的出现，开启了一个崭新时代，展现了中华文明的曙光，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具有标志性地位。凌家滩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我们期待今后有更多的新发现。

图片 ｜ 翟德芳

排版 ｜ 黄思琦

设计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