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时空 作者 毛玉婷 金属、文字、城市，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框架下鉴赏三星堆遗址，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三星堆目前未发现文字，其青铜文化、造城水准在当时可圈可点。

在城市建设上，它颇具规模，3.6平方千米的核心都城面积，仅次于同时期王朝首都郑州商城的古城；城市布局精巧，祭祀活动区、手工业作坊区、宫殿区、居民生活区四个功能分区清晰；沿用宝墩人的筑城技术，建立了城墙防御系统；有大型公共建筑，或为宫殿或神庙……

在进一步的学术研究中，还发现其营造都城的奇思巧智：彼时，先进的土地和水资源利用的规划意识产生，三星堆人营建了河流横贯、城分南北、一大三小的理想之城。其城市规划思想是把地上的河想象成天上的银河，把天上的星宿和地上的功能区结合起来，这样的效法上天的都城规划，是为“法象上天”。

后来这种“法象上天”都城规划在金沙遗址得到延续，并在秦始皇统一后发扬光大，影响了三座古代名城——秦都新咸阳、汉都长安城、隋唐洛阳城的城市格局。与“缩放大地”建城观（元明清北京城的营建思想来源）相对应，共同谱写了上古中国两大都城规划思想。

时间与空间交织、自然与人文互渗、神圣与世俗共存，天人合一，秩序和谐，“法象上天”不仅是一种城市建设的展演，更是三星堆人对“人类在宇宙中位置”这一终极命题的宏大回答。

三星堆遗址 图源：三星堆博物馆

较早使用土坯砖的城墙

文明的落笔，源自对规模发展的回应。当人口繁衍，聚落发展到一定阶段，防御的需求产生，古城出现。

修建城墙，是耗费人力、物力的大型工程，通常与公共权力相伴出现。既已发现的中国古代城市，呈现出“无邑不城”的显著特色，多数重要都邑都是城墙高筑、壁垒森严。于是，寻到古城墙，成为萦绕在三星堆发掘人员的期许。

自1986年发现国宝重器后，长达20年的发掘，终于让一座东西南北四面城墙合围的三星堆古城浮现。

这是三星堆遗址中的核心区域，面积达3.6平方公里，相当于五个紫禁城。在同时期的古城面积中，仅次于郑州商城（商王朝早期都城，由占地约3.25平方公里的都城遗址——包括三重城垣遗址、宫殿区遗址，和分布在城外手工业作坊区、居民区、墓葬区遗址组成，总占地面积约25平方公里）。

东城墙发掘场景，图源：三星堆博物馆

三星堆城址城墙的修筑方式，与宝墩文化一脉相承，为用土堆筑而成。城墙墙基一般宽40余米，人们使用棍棒等夯具，将墙体中间及顶部平夯，内外侧斜夯。

其东城墙部分使用了土坯砖，这是迄今国内较早城墙使用土坯砖的实例。在外廓城的东、西城墙的缺口处，还发现了“水门”遗迹，与城内外的水道相通。

左：东城墙土坯砖 右：东城墙土坯砖砌筑情况

今天我们看到的三星堆遗址，在经历三千多年的河水泛滥、暴雨冲刷和人为破坏后，面貌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城址四周原完整封闭的宽厚土筑城墙只剩部分残段，但城邑的轮廓在地表仍然清晰可辨。鸭子河冲毁了整个北城墙以及一些北部城区，城内的马牧河由于历史上的改道和摆动，冲毁了东、西城墙的南段以及城址中部的一些文化遗存。

秩序井然的四个功能区

近年来，依据城内河流、城墙、城门的缺口、大型建筑物朝向，专家们勾勒出城市的脉络。

复原后的三星堆古城略呈北边略窄，南边略宽的梯形，城的东、西长度均在1800米以上，南城墙长约2000米。

三星堆城墙示意

这座大都城中，已经确认嵌套三个小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认为，它们分筑于不同时期，一步一步发展而来。先有一座小城，再做另外几个，最终形成整个三星堆大城。

城市有精巧的布局，划分出祭祀活动区、手工业作坊区、宫殿区、居民生活区四个功能区。

三星堆遗址复原图 图据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

——西南部的“三星堆小城”， 临马牧河畔，是文物“宝藏地”，发现了8个埋藏青铜器的器物坑，被认为应该属于宗教祭祀区。

图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图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东北部的“仓包包小城”及其以北的西泉坎地点，发现有埋藏玉器半成品的埋藏坑等，判断可能与手工业作坊等产业相关。

——西北部的“月亮湾小城”，拥有可能是宫殿的遗址内最大型建筑基址，被视为世俗行政区。

三星堆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基址全景照 图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剩余的区域是居民生活区。

雷雨将这种“宫殿区”和“祭祀区”隔河相望的分布，称为“人神分居”的城市布局。

前任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陈德安表示，三星堆城址的出现，一改过去的传统结构，由单环或重环转变为分隔式结构，体现了这一时期城内区域分工明确化和复杂化，具有划时代意义。

河是天河，天地分界，三星堆人“法象上天”

不仅考虑世俗的需要，三星堆人更在城市建设中闪耀着哲学思想的光芒。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认为，三星堆人发明首创了一种“法象上天”的城市规划思想：城中的古马牧河象征着天河，河流东西横贯，将城内空间划分为南、北两个城区；另有几乎贯穿全城南北的内城墙和内城濠，将大城划分为东西两区，以分隔城内不同社会等级和职业的社群。城的主轴线为东西向，副轴线为南北向。

（图据孙华）

他认为，将都城规划在一条河流的两岸，当时三星堆人有可能是按照一种两分或三分的观念来规划他们的城市空间：城市居中的河流代表着“水”，它既分隔又联系着河北面人的空间与河南面神的空间；人是足踏大地的，神是高居天上的，人的空间可以象征为“地”，神的空间可以比喻为“天”。水与天、地构成了一种哲学上彼此关联的基本关联元素。

（图据孙华）

据他的解读，这种规划思想，正是对天的模仿，可谓“法象上天”。其形成于三星堆晚期，然而一旦形成，就凝固在人们脑海中——三星堆城废弃后，“法象上天”建城观随着三星堆人的迁徙，带到成都金沙，后一直延续到古蜀国最后一个都城。

（图据孙华）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也采用这种规划思想，扩建新咸阳。西汉时期，基于先秦既有宫殿遗存，折中运用这种思想，营建长安城。

两种上古都城规划思想

“法象上天”思想指导下营建的都城多在河北岸的北城区西部营建宫城，以象征天帝所居的紫微垣或西北昆仑山区(那里距离天帝所居较近)；在河南岸的南城区建立后宫或与天极关联的庙宇，以对应天上中天的天极。

这类都城主轴线通常是顺河的东西向，副轴线才是南北向。而在我们今天更为人熟知的是以中轴线作为核心要素思想的城市建设，是为“缩放大地”的都城规划，可能河南二里头遗址是最早的实例，其将城市想象为天下九州的缩小模型或方里为井的放大组合。

北京中轴线

“缩放大地”源自传说中的禹划九州，东周时期的《考工记》（春秋战国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将这种都城规划思想记录了下来，当《考工记》纳入《周礼》这样的儒家经典以后，就成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主流，周鲁城、东魏北齐邺城、隋唐洛阳城、元明清北京城都是这种规划思想的产物。

法象上天的都城规划，在《周礼》“缩放大地”的都城规划深入人心以后，已经成为都城规划的旁支。不过，这种规划思想没有消失。隋唐曾经继续沿用，并掺杂中古时期都城营建的制度，规建了东都洛阳城。 

比较两种上古中国两大都城规划思想，一种浸润着天地人的浪漫想象，一种体现出对严谨秩序的追求。“法象上天”也从侧面映照了三星堆人的感性情怀。信仰神的旨意，启迪着先民创造出兼具人文精神与自然敬畏的城市空间。城市不仅是容器，更是文化的宇宙表达。

图片 | 毛玉婷

排版 | 刘慧伶

设计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