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倍轻松（688793.SH）股价报收22.61元，单日下跌14.68%。此次剧烈波动源于前一日晚间公司发布的公告：12月25日，倍轻松及实际控制人马学军分别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证监会决定对公司及马学军立案调查。

公开信息显示，倍轻松自2022年以来连续三年年报及2025年半年报均收到上交所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内容涉及收入确认、关联交易、研发费用资本化等关键财务事项。监管层对其信披质量的持续关注，如今已升级为正式立案。

就在立案消息披露前一个月，马学军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255.26万股，套现约6470万元。此次减持使其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由52.35%降至49.38%，虽未影响控制权，但恰在减持完成后不久即遭立案，时间点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255万股套现6470万，监管窗口期引质疑

2025年11月20日，倍轻松控股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马学军通过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方式，减持2,552,579股公司股份，占总股本2.97%，转让价格为25.35元/股，合计套现约6470万元。根据公司11月21日公告，本次转让后，马学军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比例由52.35%降至49.38%。

此次转让对象包括财通基金、广发证券、诺德基金等9家机构投资者，其中多数获配股份设有6个月限售期。组织券商中信证券在核查报告中称，本次询价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原则，符合当前证券市场监管要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该次减持完成仅一个月后，公司即于12月25日公告被证监会立案。尽管公告未明确立案事项是否与此次减持直接相关，但市场普遍质疑：在连续多年收到信披问询函的背景下，控股股东选择此时大规模套现，是否存在利用信息优势规避监管的风险？

立案、诉讼与信披瑕疵

除证监会立案外，倍轻松同日（12月25日）还披露了一起重大诉讼。公司及子公司北京倍轻松被日本大东电机工业株式会社以“侵害发明专利权”为由起诉，索赔1000万元，并要求停止制造销售相关产品、销毁模具及库存。公司回应称，涉诉产品“非近期核心产品及公司新近推出的产品，亦非公司近期市场热销及主要营收贡献产品。”，预计不会对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其长期存在的信息披露问题。据公开记录，倍轻松在2022年、2023年、2024年年报及2025年半年报披露后，均收到上交所下发的《监管工作函》或《问询函》，内容多次聚焦于收入真实性、成本分摊合理性、关联方资金往来披露完整性等。例如，2024年年报问询函曾要求公司说明“是否存在通过调节费用确认时点进行利润操纵的情形”。

连续四年被问询却未见实质性整改，最终走向立案，某种程度上是监管容忍度耗尽的结果。而此次立案事由明确指向“信息披露违法违规”，与历史问题高度重合，显示出监管链条的延续性。

实控人角色多重叠

马学军不仅是倍轻松的实际控制人，同时担任董事长、总经理，集所有权与经营权于一身。在11月的减持公告中，公司明确指出其“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并担任董事长、总经理”。这种高度集中的治理结构，在缺乏有效制衡机制的情况下，极易导致决策透明度不足和信披独立性受损。

中信证券在11月出具的核查意见中虽认可询价转让程序合规，但并未对马学军作为实控人与管理层多重身份可能带来的利益冲突发表评估。而此次证监会同步对“公司及马学军个人”立案，也暗示监管层可能正在调查其个人在信息披露过程中的具体行为责任。

当实控人同时掌控董事会、管理层和信息披露流程，若内控失效，很容易出现选择性披露甚至隐瞒。证监会对个人立案，说明已锁定具体责任人，这比单纯处罚公司更具威慑力。

倍轻松此次被立案，不仅暴露其信息披露质量的长期隐患，更折射出科创板公司在高速发展过程中，公司治理与合规管理面临的挑战。从屡收监管问询函，到实控人减持触及权益变动线，再到突发专利诉讼与立案调查，一系列事件看似独立，实则在时间线上紧密衔接，引发市场对“减持—立案—诉讼”是否构成连锁反应的质疑。

在注册制背景下，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基石。倍轻松的案例提醒市场：上市公司实控人及管理层在减持行为与信息披露之间，应保持更高程度的审慎与透明度。否则，不仅损害投资者信任，更可能引发监管重拳，最终动摇公司长期发展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