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贝丝现在快40 岁了,在一家医疗诊所做了十多年的精神科护士,为波士顿地区三所大学的学生提供服务。贝丝告诉我,尽管每个人似乎都对年轻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感到担忧,但实际情况比我们知道的还要糟糕。她经常看到,一些大学生甚至无法自己打电话到她的办公室预约就诊,而是要请校内辅导员或者家长代为预约。他们声称自己患有“社交焦虑症”,无法完成这项基本任务。但为他们开处方的贝丝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此,他们只是从来没有被要求独自完成任何事情而已。
贝丝提到,有个女大学生还要她的母亲带着来看病,母亲会在手机上用一个应用程序记录下女儿的月经周期。
我问这个女学生是否有某种程度的精神障碍。贝丝答道,没有,她只是被照顾得太好了。家长从不允许她跌倒或失败,她只能用两条几乎没有接触过地面的腿摇摇晃晃地站着。当这些孩子离开家庭的庇护进入大学时,生活的风暴扑面而来。
我问贝丝,在她接待的成千上万名学生中,有多少人提到气候变化或系统性的种族歧视是他们痛苦的原因,她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一个都没有。我认为没有人会把这个当作理由。或许有人会偶尔拿这些开个玩笑?”贝丝的回答与我的研究结果相符。在我就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与他们进行的数十次访谈中,没有人提到气候变化是造成他们或他们的朋友情绪困扰的原因。除了一个抖音网红外,所有人都明确否认气候变化是年轻人感到痛苦的重要原因。
那么,是什么让他们感到痛苦呢?考试的压力;被堆积如山的作业压得喘不过气来;无法达到教授们的期望。大学教授和之前的中小学老师不同,如果你真的没学好,那么他们真的会让你不及格。
贝丝说,年轻人的许多痛苦来自社交领域。比如他们曾说过或在网上发表过什么言论,后来后悔了,但无法抹去痕迹。再比如被男/ 女朋友甩了,或者对方不回复他们的信息。他们想要走出来,但又觉得自己做不到。
那么,为什么有那么多治疗师、研究人员和学者坚持认为气候变化是年轻人感到痛苦的主要原因呢?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告诉研究人员气候变化是他们焦虑的原因之一呢?事实证明,当年轻人没有在剧烈的痛苦中挣扎时,他们会给出成年人认为合理的一些理由,来获得他们想要的或需要的共情和关注。
研究人员往往根据自己的政治偏见,把他们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强加到年轻人身上。对于保守派的研究人员来说,父亲角色的缺失、结婚率的下降或信仰宗教人数的减少都可以是合理的解释——这些现象与精神疾病发病率的上升同时出现。而对于自由派的研究人员来说,气候变化、校园枪击案、系统性种族歧视、经济不平等是他们偏爱的解释。没错,与前几代人相比,今天的年轻人确实更担忧气候变化,就像1962年的孩子比今天的孩子更担心美苏核战一样。但没有任何现存记录表明,有大量的20世纪60年代的孩子,因为恐惧核战争而不去上学。同样的,1941年12月8日,美国对日宣战,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孩子那天去上学了吗?他们去了。
然而,对于那些仍在用“气候变化”解释严重精神障碍的心理治疗师来说,乐观主义不是他们的选项。在他们看来,“气候变化”没有任何值得乐观的地方,告诉一个自称患有“气候焦虑症”的年轻人,他可能因为主观偏见而影响了自己的情绪,没有任何好处。大多数情况下,心理治疗师不会建议一个年轻人从正确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焦虑,甚至也不会以此为目标,因为那样做起不到认可患者的作用。
学院派心理学家让·特文格写过几本有关Z一代群体的书,她认为,这一代人和前几代人截然不同。不仅仅是已确诊精神疾病的比例让他们如此独特,而且他们更加服从权威,更愿意妥协,并且更依赖母亲。他们在政治上更激进(更有可能支持极“左”立场),更不愿意(比如和千禧一代相比)自我吹嘘。事实上,对于Z一代中的大部分人而言,激励他们的并不是希望、乐观或自信,而是恐惧。他们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充满恐惧的一代人。
2021 年4 月我去拜访特文格,在她圣地亚哥的家中见到了她。当时,我正要为《华尔街日报》写一篇关于她的专访。在我看来,Z一代似乎陷入了重重困境,我很想更多地了解他们。
特文格告诉我,与同龄时的千禧一代相比,Z一代更不愿意去约会、考驾照、找工作,或者与朋友们一起出去玩。2016年,高中生每天和朋友们一起玩的时间比20 世纪80 年代的同龄人平均少了一个小时。他们的性行为(尽管最容易获得)、浪漫约会或恋爱经历也最少。对于前几代人热切盼望跨越的那些人生里程碑,他们的态度也是不情不愿。正如一位年轻人对我说的那样(我在其他人那里也听到过同样的感受):“我非常害怕上大学。但我想,所有人在这个年纪都会这样吧?”事实上,我经历过那个阶段,但我们当时并不害怕。
他们比前几代人悲观得多,尤其比千禧一代悲观得多。我问特文格:哪些事情让今天的年轻人如此悲观?
“所有的事,”她说,“自己的前景,世界的前景。如果你问,是什么导致了什么?是因为世界太糟糕,所以他们沮丧?还是因为他们沮丧,所以世界才如此糟糕?可能两者都有。”
但还有另外一件事。对于是否有能力改善自己的处境,这一代年轻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怀疑。
“控制点”(又称“心理控制源”)是心理学家用来描述个体掌控感的术语。如果你的控制点在内部,说明你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善处境。反之,如果控制点在外部,说明你不相信自己能改善处境,你会把所有的不顺心归咎于自己无法控制的事物,比如其他人或坏运气。
特文格说,Z一代的控制点已经转向了外部。刚刚来到人生的起点,这一代人却已经普遍相信,自己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种深刻的无助感、无力感和依赖感,导致这一代人普遍患有抑郁症,还出现了一种心理治疗无法治愈、反而可能会加剧的问题。但心理健康专家们觉得,年轻人的那些困扰,没有什么是他们解决不了的,年轻人的问题,他们都能找到答案。欢迎大家来做心理治疗,多多益善。
在我采访贝卡的时候,她刚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丽塔市的一所大型公立高中毕业。她没有去打工,也没有找工作的打算。目前,她只想在秋天进入大学之前调整好心态。她希望学什么专业?没错,是心理学。她的心理治疗师正在帮她做好准备,在大学里交朋友。
“这是我一直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我要多尝试走出去,”贝卡告诉我,“我的治疗师特别提醒我,应该主动与人交流。所以我一直在努力,尤其是现在我要上大学了。我还不知道室友的情况,但我肯定会试着和她们交谈,拉近关系。这有点像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在一个新地方结交新朋友,这是生活中再平凡不过的小事,年轻人向来都是自己去摸索,世世代代都是如此。但贝卡从6岁父母离婚后就一直接受心理治疗,谁都无法说服她相信,她不需要治疗师来帮助她规划、排练和重新审视她的交友计划。
贝卡如此依赖治疗师,却并不太了解她目前“最好的朋友”的情况,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贝卡说不出来她的大多数朋友信仰什么宗教,也不知道她们的父母是做什么的。朋友们也不太了解她。“和朋友们在一起,我们大多就是谈谈男生之类的话题。但和我的治疗师在一起,我会谈论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我的焦虑。她给我提供了一些方法来缓解,比如冥想,或者只是坐下来思考是否真的要为此感到焦虑。”
由专业治疗师提供的建议,通常比其他青少年的建议更成熟、更慎重。付费的父母当然也希望如此。然而,很难说这绝对是一件好事。毕竟,你的治疗师并不会在未来30 年里每年都在你过生日时打电话问候你。而和朋友们一起度过的时光——互相倾诉心声,一起去旅行,共同庆祝生日——才是真实友谊的投入。治疗师以一种职业化的方式关心你,在“50分钟的面谈时间”内,他像任何专业人士对待客户一样对待你——只要你能支付费用就可以。
社会评论家克里斯托弗·拉希曾经观察到,心理治疗“在宣称患者无力掌控自己生活的同时,将其交到专家手中” 。当我读到拉希的这句话时,不禁想到了贝卡的困境:“随着心理治疗的理念和做法获得普遍认可,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实际上不具备履行成年人责任的资格,并开始依赖某种形式的医学权威。”
年轻一代已经接受了大量的心理治疗。得益于人工智能,这场阵雨可能很快就会引起洪水暴发。四位风险投资家告诉我:大型科技公司已经在彻底改变心理健康领域的现状了。他们开发的应用程序,很快就能为每个孩子提供心理治疗。
为了了解我的孩子未来的心理治疗师,我注册了Myala(一款健康追踪应用程序)。网站上说,它“适用于所有16 岁以上的学生”。我的疗程开始于“签到环节”,以评估我当前的心理状态。
以下是我的机器人治疗师问我的前十个问题中的六个:
1. “你感觉有多孤独?”
2. “你感觉获得了多少支持?”
3. “你现在感觉有多担心?”
4. “你现在感觉有多沮丧?”
5. “你经常感到被排斥吗?”
6. “你现在感觉有多难过?”
你可能会像我一样奇怪:不知是谁设计出这样的代码,代码根本不关心你是否正在经历极端痛苦,却以六种不同的方式询问你有多难过,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型折磨?这一连串的问题似乎足以让任何人感到崩溃。我试图绕过这项评估,但它不允许我这样做。
结果发现,如果你不想向人工智能坦白自己有多孤独,你就会收到一条通知,提醒你在这件事上也失败了。
还有一些应用程序由真人进行心理治疗。有些[比如Charlie Health(查理健康)]让青少年和治疗师通过文字进行交流,以避免他们面对面的沟通;或者通过视频会议让青少年与愿意露脸的治疗师进行交流。有些[比如BetterUp(更好成长)]将找不到方向的个人与各种生活教练匹配在一起。还有些[比如Little Otter(小水獭)]为小孩子(0~14岁)提供服务,方便父母追踪他们的情绪。
许多健康管理应用程序已经放弃了人类治疗师的模式,任何拥有iPad 的孩子都可以免费接受“心理治疗”。大型科技公司的解决方案是提供“没有治疗师的心理治疗服务”。他们要让心理治疗具有可扩展 性,满足这个痴迷于此的社会的无限需求。人工智能的整合可能很快就 会将人类治疗师完全排除在外。就像心理健康初创公司Talkspace(心 语空间)的座右铭和使命那样,几乎所有这些应用程序的目标都是: “为所有人提供心理治疗。”是的,包括每一个孩子。
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的短短15 个月里,已经有超过30 亿美元被投入到心理健康初创公司当中。心理治疗及其医源性副作用正在蔓延到整个社会。
心理健康初创公司向潜在投资者展示的宣传材料毫不含糊:年轻一代糟糕的心理健康状况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商机。他们宣称,美国有1/6 的儿童“患有影响生活的心理健康障碍”。在对投资者的一次内部宣讲中,他们毫不尴尬也毫无歉意地声称,16~26 岁的儿童和年轻人是他们要抢占的“滩头阵地”。
在把孩子脆弱的心灵交给这些不分青红皂白要对所有人进行心理干预的人之前,我们有必要审视一下现在已经在进行的心理治疗。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治疗也未能缓解它们声称能治疗的疾病。更有可能的是:某些心理健康专家倡导和提供的治疗方案及干预措施,已经让年轻人病得更重、情绪更低落、更害怕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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