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坐标系中，中国式现代化正以“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明特质，为全球发展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提供新的可能性。当数据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当数字技术加速推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跃迁，中国的数字化实践不仅是自身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动能，更以“共商共建共享”的逻辑，展现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活样貌——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发展之路”的深层内涵。

一、 数字经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力变革底色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其核心在于以创新驱动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恰是这一特质的生动注脚。

从实践来看，这种融合呈现为“双向赋能”的鲜明特征：一方面是数字产业化的“筑基”——通过培育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数字核心产业，为经济社会注入原生动力，这既保障了14亿人口大国的数字化普惠（如县域数字生态的构建），又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了跨越传统壁垒的发展机遇，直指“共同富裕”的目标；另一方面是产业数字化的“提质”——以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动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这与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要求高度契合。

数据资源的共享与复用，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不同于西方现代化中“数据垄断”的资本逻辑，中国通过“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数据在政府、企业、社会间的有序流动：在农村，电商平台让偏远地区的农产品直连全国市场，破解“丰产不丰收”的困境；在城市，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上下游企业的数据互通，推动产业链协同升级。这种“数据普惠”的实践，正是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两极分化”的生动体现，也为“全球南方”国家破解“数字鸿沟”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毕竟，“全球南方”多数国家面临的核心挑战，正是如何让技术革命惠及更广泛的群体，而非仅服务于少数精英。

二、 新质生产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物质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被称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核心在于其突破了西方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先资本后民生”的线性路径，构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同变革”的新范式。数字技术催生的新质生产力，正是这一范式的核心载体。

当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中国正在重塑生产方式的底层逻辑：从“规模经济”到“范围经济”的转型，让小批量、定制化生产成为可能，这既满足了人民日益多元的需求（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又降低了资源消耗（契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八小时制”到“自由连接体”的就业模式变革，让灵活就业、远程协作成为常态，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为更多群体（如残障人士、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发展机会，直指“共同富裕”的本质。

这种变革对全球南方国家具有特殊意义。长期以来，“全球南方”在传统工业化路径中面临“技术依附”“生态代价”的双重困境，而中国的新质生产力实践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可能：通过数字技术直接改造传统产业，无须重复西方“高污染、高能耗”的老路。例如，中国与非洲国家合作建设的“数字农业示范区”，通过卫星遥感、物联网技术实现精准种植，既提高了产量，又减少了化肥农药使用，这种“绿色+数字”的模式，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理念在技术领域的延伸—不搞技术封锁，而是通过合作让“全球南方”共享技术红利。

三、 数字主权：第四空间的伟大斗争

当人类社会的主权疆域从传统的天空、陆地、海洋，延伸至互联网这一“第四空间”，数字主权的争夺已成为维护国家完整、推动文明进步的关键战场。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这一论断精准揭示了数字时代的核心命题。中国坚定捍卫数字主权，既是维护自身发展利益、保障国家主权完整的必然选择，更是打破单边垄断、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实践，彰显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中国的数字主权构建，始终以“自主可控”为根基。“银河号事件”后，中国就启动北斗系统研发，同时加快政务信息化进程，为数字主权建设埋下关键伏笔。此后，中国在数字领域逐步实现多层级突破：2025年施行的《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管理办法》，创新采用“网号 + 网证”模式实现“前台匿名、后台实名”，在应用层与内容层筑牢治理根基，有效解决传统实名认证信息泄露风险，确立应用层主权管控基础；传输层与物理层的突破更具战略意义，5G技术国产化大幅降低对美国思科等企业的依赖，“数字丝绸之路”推动全球基础设施联通，“东数西算”工程构建自主可控的数据中心网络，逐步改变关键设施外部依赖格局；而 2015 年启动的“雪人计划”堪称里程碑，该项目在全球16个国家部署25台IPv6 根服务器（中国部署4台，含1台主根），首次打破IPv4根服务器的美国垄断，为全球数字治理从“单边主导”转向“多边共治”提供了关键技术范本，显著提升中国在互联网关键资源管理中的话语权。在代码层，中国更是逐步破解美国“八大金刚”（思科、IBM、谷歌等）的全链条渗透，如今中国电科、华为、浪潮等“国家队”已在政务云、服务器、网络安全等领域构建起自主可控的数字底座，彻底扭转了过去“关键设施依赖外国供应商”的被动局面，为数字主权筑牢技术屏障。

中国的数字主权斗争，从未局限于自身安全，而是始终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需求深度绑定，致力于推动全球数字治理朝着更公平、更合理的方向发展。当前，欧美通过《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数据隐私框架》构建规则壁垒，不断挤压发展中国家在数字领域的话语权；而中国始终站在“全球南方”国家一侧，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积极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数字基础设施支持，帮助其避开“技术依附陷阱”，实现数字领域自主发展。“雪人计划”的多边架构，让“全球南方”国家首次有机会参与根服务器治理，打破了欧美对数字核心资源的长期垄断；在技术合作中，中国坚持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原则，以平等姿态与发展中国家分享5G、数字身份认证等关键技术，助力全球南方国家在数字治理中从“被动跟随”转向“主动参与”。这种赋能行动，彻底改变了发展中国家在数字领域“规则失语、资源受限”的困境，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注入了强劲的“南方力量”，彰显了中国推动全球数字治理民主化的坚定决心。

更深远的是，中国的数字主权实践，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核心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坚决拒绝“霸权扩张”的老路，而是以“安全与发展并重、自主与开放协同”的创新逻辑，探索出数字时代治理新范式。

TikTok 事件中，中国通过《网络安全审查办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制度工具，在“亮剑规则”“筑墙应变”“底线博弈”三个关键回合中，既坚定捍卫了算法主权，又以“数据本地化换取算法控制权”的折中方案，打破了“强权即公理”的旧有逻辑，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数字主权的典范。这种将技术自主、规则公平、全球共治融为一体的路径，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了数字安全屏障，更向世界证明：数字文明绝非“单极垄断”的产物，而是各国平等参与、共同构建的成果。它超越了“零和博弈”的旧思维，开创了“互利共赢”的新文明形态，为人类社会在数字时代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数字主权的争夺是一场长期而艰巨的持久战，关乎技术突破、规则博弈，更关乎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中国始终以坚定的战略定力，在自主创新中守护国家利益，在开放合作中赋能“全球南方”。这一实践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安全发展的新空间，更以“多边共治”的文明新形态，为全球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注入了不可替代的中国力量，必将在人类数字文明发展史上留下深刻印记。

四、 数字化转型：“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新选项与实践建议

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始终面临“照搬西方模式水土不服”的困境。西方现代化以“资本扩张”为核心，其数字化进程往往伴随“数据霸权”“技术垄断”，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化转型，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为“全球南方”提供了“自主可控、普惠包容”的新路径。结合中国实践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需求，可从以下维度探索具体路径。

第一，立足本土需求，构建差异化数字基础设施。全球南方国家不必盲目追求“高精尖”，而应优先解决“普惠性”问题。例如，在网络覆盖上，可借鉴中国“村村通”经验，通过低成本卫星通信、共享基站等模式，先实现偏远地区的基础网络覆盖；在数据中心建设上，可结合自身气候条件（如非洲的凉爽地区、东南亚的水电资源），发展绿色低碳的数据存储设施，降低长期运营成本。

第二，以场景化应用破局，避免“技术空转”。中国的数字化实践证明，“从需求出发”比“从技术出发”更有效。全球南方国家可聚焦农业、医疗、教育等核心民生领域：在农业上，推广基于短信的气象预警、基于手机App的农产品溯源（如肯尼亚的 M-Farm平台）；在医疗上，通过远程诊疗系统连接城市医院与乡村诊所（参考中国“互联网 + 医疗健康”的县域实践），用轻量化技术解决资源不均问题。

第三，强化区域协同，打破“数字孤岛”。单个国家的市场规模有限，难以支撑数字产业的持续发展。全球南方国家可依托区域经济组织（如非洲联盟、东盟），推动数字标准互认、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例如，建立区域性电商平台，降低小国商品的出海成本；联合开发多语种人工智能语音系统，避免各国重复投入。这种“抱团发展”模式，既能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又能减少对外部技术的依赖。

第四，平衡自主创新与开放合作，守住数字主权。在核心技术领域，可借鉴中国“引进—消化—再创新”的路径，通过技术合作（如与中国企业联合研发适配本地的芯片、操作系统）逐步培育本土能力；在数据治理上，可参考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的框架，明确“核心数据不出境”“重要数据本地化存储”，防止关键信息被外部资本控制。

最后，我们以中国在非洲的数字化合作实践为例，这也是当代中国伟大的数字化实践的一部分。比如，中国与肯尼亚、卢旺达等非洲友好国家的数字化转型合作，始终以“需求导向、实效优先”为原则，在数字基础设施、商业应用、金融科技及农业升级等领域深耕细作，催生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合作成果，为非洲数字经济发展搭建起坚实框架。

（一）数字基础设施：筑牢转型“硬底座”

数字基础设施是非洲数字化的“先行官”，中国企业通过技术输出与本地化合作，为两国搭建起贯通城乡的数字网络。在肯尼亚，华为公司与内罗毕市政厅联合打造的城市人工智能交通管理系统，通过部署500余处智能摄像头、120个交通流量分析节点，实现对主城区23条主干道的实时车流监测与信号动态调控—数据显示，该系统落地后，内罗毕高峰期道路通行效率提升30%，交通事故发生率下降 22%，彻底改变了以往“拥堵常态化”的城市交通困境。与此同时，中国援非“万村通”项目在肯尼亚累计覆盖超2 000个偏远村落，为50余万农村居民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备，不仅让村民能收看全球新闻、农业技术节目，还通过“数字电视 + 信息终端”组合，接入气象预警、农产品收购信息等本地化服务，让偏远地区不再“信息孤岛”。在卢旺达，“万村通”项目同样实现90%农村社区覆盖，首都基加利周边的农民通过数字电视学习咖啡种植新技术后，咖啡豆优质率平均提升18%，直接带动收入增长。

（二）数字商业与电商：激活市场“新动能”

在数字商业领域，中非合作打破了非洲传统贸易的地域限制，构建起“本土平台 + 跨境通道”的双轮驱动模式。肯尼亚的Kilimall作为东非首家全品类大型电商平台，依托中国电商运营经验，搭建起覆盖“采购—仓储—配送”的完整链路：平台支持2 000余个品类商品交易，注册用户超500万，不仅为内罗毕、蒙巴萨等城市提供“当日达”同城配送，还通过与当地物流企业合作，将商品输送至 300 余个乡镇网点—数据显示，Kilimall 每年帮助肯尼亚本土商家实现线上销售额超 3 亿美元，其中农产品线上交易额占比达 25%，彻底改变了“农户守着好货卖不出”的困境。

农业领域的数字化应用更显精准。肯尼亚M-Farm 平台以“短信 + App”为核心，为 10 万余小农户提供“全周期服务”：每日通过短信推送玉米、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的实时市场价格（覆盖全国 120 个农贸市场），同时整合病虫害防治指南、气候预警信息，并搭建“农户—商超/出口企业”直连通道。截至2024 年，M-Farm 已促成小农户与200余家采购方合作，每年减少中间环节损耗15%，帮助农户平均增收23%。而卢旺达与阿里巴巴集团共建的世界电子贸易平台（eWTP） ，则为非洲产品打开了中国消费市场：通过天猫国际、淘宝直播等渠道，卢旺达咖啡实现“从庄园到餐桌”的直连—2024 年，该平台卢旺达咖啡销售额突破8 000万元，单场直播最高售出50吨，较合作初期增长3倍；此外，卢旺达辣椒、高山茶叶也通过该渠道进入中国，其中辣椒年出口量较合作前增加 20%，成为当地农户增收的“新名片”。

（三） 数字支付与金融科技：打通普惠“毛细血管”

中国数字支付的成熟经验，为非洲金融普惠提供了“加速度”。肯尼亚的M-Pesa移动支付平台，早期借鉴中国“场景化运营”思路，从基础转账功能逐步拓展至水电费缴纳、学费支付、小额贷款等10余种便民服务：用户通过手机短信即可完成交易，无须智能手机或银行账户。目前，M-Pesa 在肯尼亚的覆盖率已达90%以上，农村地区金融服务覆盖率从2015年的30%提升至75%，累计服务超5 000万用户，日均交易金额超2亿美元。许多肯尼亚小商贩表示，“以前收现金要担心假币、找零，现在用M-Pesa，一分钟就能到账，生意方便多了”。

卢旺达则将数字支付与特色产业深度绑定：在咖啡采摘季，农户可通过手机接收收购商的转账，无须再携带现金往返城镇；在电商交易中，数字支付占比达85%，有效降低了交易风险。2024年，卢旺达还与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合作，推出“数字钱包 + 供应链金融”服务，为中小商户提供最高10万元的小额贷款，助力其扩大经营规模。

（四） 农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

除了M-Farm平台，肯尼亚在农业数字化领域还有更多创新实践。首都内罗毕的iHub创新中心，作为中非合作培育的科技孵化平台，累计培育 80 余家农业科技初创企业，开发出智能灌溉控制器、土壤肥力检测App、农产品溯源系统等30余项技术产品。其中，一款名为“FarmLogs”的App，可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农田长势，为农户提供精准的施肥、灌溉建议，使用该App的农户平均每亩产量提升12%。

卢旺达则通过“数字技术+全产业链”模式，推动农业现代化：在种植环节，政府为农户免费发放气候监测设备，实时推送降雨、温度预警；在加工环节，咖啡加工厂引入中国物联网技术，实现烘焙、包装全过程的数字化管控；在销售环节，通过区块链技术建立“从种植园到消费者”的溯源链路，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咖啡的采摘时间、加工工厂、检测报告，使卢旺达咖啡的市场溢价提升15%—20%。

（五） 合作深远影响：从“输血”到“造血”的跨越

这些数字化合作项目，不仅带来了技术与资金，更推动非洲实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创新”的转变，其影响体现在三个维度。

首先是经济效率与包容性提升。M-Farm 平台让肯尼亚小农户摆脱了中间商的盘剥，Kilimall 直接创造仓储、物流、客服等岗位超8 000个，带动上下游间接就业3万余人；卢旺达咖啡通过电商出口，带动2 000余个咖啡种植家庭增收，其中女性农户占比达60%，真正实现“数字红利共享”。

其次是知识与技术转移深化。中非合作始终注重“授人以渔”。卢旺达“鲁班工坊”已培养2 000余名数字技术人才，涵盖电商运营、大数据分析、网络维护等领域，其中80%学员进入当地科技企业或自主创业；每年举办的“数字创新和跨境电商”训练营，为 500 余名非洲青年提供实战培训，30% 学员成功创办本土数字企业，如卢旺达的“FarmLink”电商平台，已成为连接本国农产品与东非市场的重要纽带。

第三是国际市场联通加速。除了卢旺达咖啡，埃塞俄比亚咖啡通过抖音直播单场观看量超200万人次，单月销量突破100吨；肯尼亚红茶在京东平台年销售额超3 000万元，非洲特色产品正通过中国数字平台，走进亿万中国家庭，形成“非洲好货→中国市场→非洲增收”的良性循环。

（六） 共绘数字非洲新未来

中国与肯尼亚、卢旺达的数字化合作，从来不是简单的技术输出，而是南南合作框架下“共商共建共享”的生动注解—它既扎根非洲本土需求，用数字基础设施打通城乡发展鸿沟，用电商平台激活民生经济活力，用金融科技传递普惠温度，让非洲人民对“便捷生活、稳定增收、发展机遇”的向往照进现实；也呼应着中国人民对“更高质量发展、更开放合作、更普惠未来”的追求，在国内推进数字乡村、智慧社会建设的同时，将自身实践中沉淀的技术经验、发展模式，转化为助力全球共同发展的公共产品。

从内罗毕街头更顺畅的车流，到基加利咖啡庄园里农户增收的笑容；从 M-Pesa手机上跳动的交易金额，到M-Farm短信里及时的市场信息—这些具体而微的改变，正是中国数字化转型伟大实践的重要组成：它超越了“中心—边缘”的传统发展范式，摒弃了“零和博弈”的旧思维，以“互利共赢、能力共建”为核心，在技术赋能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在文明交流中尊重差异与自主。这种实践，不仅为非洲大陆的数字化转型注入持久动能，更在探索一条“技术为人民服务、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新路径，正在创造兼具“科技赋能”与“人文关怀”“本土适配”与“全球协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未来，随着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深度融合，中非数字伙伴关系必将迈向更高水平。当更多非洲村落接入数字网络，当更多非洲产品走进全球市场，当更多非洲青年掌握数字技能，这种跨越山海的合作，将继续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写下生动注脚，为世界各国共同迈向美好未来提供可借鉴的“中—非方案”。

五、 文明新形态：超越线性叙事的人类发展逻辑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是超越“西方中心论”的线性发展叙事，构建“多元共生”的文明格局。中国式现代化的数字化实践，正以三大特征诠释这种新逻辑。

其一，在价值取向上，突破“技术至上”的工具理性，强调“技术为人民服务”。无论是“数字鸿沟”的弥合（如适老化改造），还是“算法伦理”的规范（如防止大数据杀熟），中国始终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数字化的终极目标，这与西方现代化中“资本主导技术”的逻辑形成鲜明对比。

其二，在发展路径上，打破“零和博弈”的思维定式，践行“互利共赢”。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共享5G、云计算等技术成果：在巴基斯坦，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让偏远地区接入互联网；在中东，智慧能源平台助力低碳转型。这种“技术赋能而非技术殖民”的实践，重塑了国际合作的文明底色。

其三，在文明对话上，倡导“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国的数字化转型既吸收了全球数字技术的优秀成果，又扎根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 —例如，“数据共享”理念与“天下为公”的传统智慧相呼应，“数字治理”实践融合了“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这种“古今贯通、中西互鉴”的特质，正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多样性统一”的生动写照。

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回望，中国的数字化实践本质上是一场“以文明新形态推动现代化”的探索。当全球南方国家在现代化路口徘徊时，中国式现代化以“数字赋能普惠、技术服务民生、合作促进共赢”的实践证明：现代化不是单选题，文明进步更无须“定于一尊”。从数据要素的创新应用到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从国内的共同富裕到全球的互利合作，中国正以自身实践书写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鲜活注脚—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发展之路”的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