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泓/文

英国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为自己绘制事实的图像”，并在《逻辑哲学论》中写下：“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这位哲学家的观点也映照出当今中国制造业转型的深层困境：语言的边界，其实就是你认知世界的边界；说不清楚的困境，其实就是你走不出去的困境。

当一家年营收3亿元的精密合金企业投入上亿元资金建设新厂房，却依然无法打开新产品市场时；当无数技术过硬、品质优秀的制造企业在转型中不断“投错方向”时，问题不仅出现在生产线上，更体现在语言的叙事能力上。

当中国制造业开始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一场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创新源”的变革已在语言层面悄然发生。

失语

企业一般习惯投资“看得见”的东西。在贴牌制造的黄金年代，企业的经营逻辑非常清晰：参加展会接到订单，回厂生产并按时交货，最终收回货款。

在这个模式下，企业的核心能力是生产。只要生产线够先进、品质管控够严格、交期够准时，订单就会源源不断。于是，那个时代的企业家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投资逻辑：投资厂房，看得见，摸得着；投资设备，有参数，能对比；投资生产线，产能提升立竿见影；投资质量管理，有认证，有背书。这些投资的共同特点是：有形、可见、可量化、投入产出关系明确。

但当企业从“代工模式”转向“自主品牌”时，游戏规则彻底变了。企业需要的不再是更大的厂房、更先进的设备，而是新的能力。

现在的企业必须明确做什么市场、服务什么客户、如何实现差异化竞争；必须具备品牌建设能力，让市场认识你、记住你、信任你、愿意为你的品牌溢价买单；需要有营销能力，找到客户、触达客户、说服客户、转化客户、留住客户；需要有组织能力，从生产型组织转向市场型组织，建立新的激励机制和人才体系。这些能力的共同特点是：无形、不可见、难量化、投入产出关系不确定。

经济观察报副总编辑邹卫国曾说：“经济转型中，不知道企业如何在不懂得建立新能力的情况下，做出正确决策。”

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当企业需要建设“看不见”的软能力时，企业家不知道该怎么做，投入多少，投给谁，什么时候能见效。于是，他们本能地回到了自己熟悉的领域——继续投资厂房、设备、生产线。这不是因为企业家愚蠢，而是因为这是过去数十年成功的经验，是他们唯一熟悉的投资逻辑。这恰恰是路径依赖的陷阱，也是中国企业“内卷”的一大成因。

本质上，企业转型是从“生产能力”到“市场能力”的跃迁。转型，不是转产品，也不是转行业，而是转能力——从“生产能力”转向“市场能力”。

生产能力是能把产品做出来，能把质量做稳定，能把成本降下来，能把交期控制准。市场能力是战略洞察能力（知道市场需要什么），品牌建设能力（能让市场认识你），营销获客能力（能让客户找到你），信任建立能力（能让客户相信你），销售转化能力（能让客户买你的产品），客户经营能力（能让客户持续购买）。

在代工时代，市场能力是客户的，制造业企业只需要生产能力。在品牌时代，哪怕是代工厂，也需要品牌（代工品牌，如富士康），市场能力是企业自己的，生产能力反而可以外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互联网品牌、新消费品牌，甚至是主播带货，自己没有工厂，却能做到几亿、几十亿的销售额，因为他们掌握的是市场能力。很多制造企业拥有世界一流的生产能力，却因为缺乏市场能力而陷入困境。在今天的商业世界里，市场能力比生产能力更稀缺、更值钱。

新大众文艺代表性作者、李青叙事班创办人、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品牌顾问李青在广东调研了十多家企业后说：“广东制造企业的产品做得比他们自己所表述的好，很多企业的简介都讲不清楚自己。”

语言塑造认知，认知决定行动。在长达数十年的代工黄金时代，中国制造企业掌握了一套精密而高效的生产语言：“良品率98.5%”“交期误差±2小时”“通过ISO9001认证”……这套语言清晰、准确、可衡量，完美适配代工模式下的世界运行规则。在这个世界中，企业的价值由客户订单定义，企业的能力由生产指标衡量，整个行业被“生产性思维”统领：更快的生产线，更低的次品率，更高的产能利用率。

2018年后，随着全球供应链调整，这套语言的局限性开始显现。当企业需要回答“我是谁”“客户在哪里”“我为何独特”时，它们发现自己突然失语了。

失语的本质是意义生成能力的缺失。企业擅长讲述“如何生产”，却拙于回答“为何而造”。当一家企业说不清它为何能改善一种生活、解决一类痛点时，便被困在了旧世界的边缘。

困境

前述精密合金企业的困境具有代表性：老板投入上亿资金建设新厂房，因为“以前是租厂房，现在要有自己的资产，这是企业的能力”。从表面看，这是投资决策失误；从深层看，这是语言系统的错位。

企业家用“生产能力=厂房+设备”的旧语法，试图解决“企业价值=品牌认知+市场能力”的新问题。这就像用牛顿力学的语言描述混沌学与量子现象，必然导致认知混乱与行动偏差。

中国制造业当下的转型困境，本质上是一次集体性语言危机。当旧的语言无法描述新的现实，企业便在认知真空中做出本能但错误的选择：继续投资看得见的硬资产，而非看不见的软能力。

今天制造业企业遭遇的市场能力问题，实际是碰上了制造世界语言的新边界。对于新的市场定位，企业需要塑造新的语言体系，进而塑造新的认知世界。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提供了一个锐利的分析工具：我们所能思考和言说的世界，是由语言的可能性所划定的，语言的边界即是世界的边界。

在代工模式中，中国制造企业的“世界”边界清晰——客户的订单规格书、质量标准、交付时间表。企业只需在这个边界内做到极致，便可获得成功。

当这条边界消失，企业需要自己划定新世界的边界时，问题出现了：它们缺乏划定边界的语言工具。如何定义自己的市场？如何描述自己的独特价值？如何与新的合作伙伴对话？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在生产管理手册中，而在一个全新的语言系统中。

一家制造企业非常认真地制作展览手册与名片，但并没能让很多参展客户记住，因为企业用的是拼音文字或是自己也说不顺口的英文名字。另一家企业只用了两个汉字拼音的首字母“YK”，没想到客户就记住了。这是客户的认知习惯，比如世界著名的制造业品牌“GE”。语言可以建立客户对企业的辨识度。

叙事

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提出的“中国制造家”概念，正是对这一语言危机的回应。这不仅是一个新名词，更是一套试图重构制造业认知图景的新语言系统。

李青在解释这一概念时说：“中国制造家是对实干家、创新者和冒险家的赞美辞。”这句话本身就是精妙的语言实践——用三个充满张力的身份标签，重新定义了制造企业家的存在方式。

“实干家”连接着中国制造业的务实传统；“创新者”指向产业升级的未来方向；“冒险家”则赋予转型以勇气和尊严。三个词组合形成了一幅新的逻辑图像，一幅能够激发行动、重塑身份的图像。

为此，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计划在新的一年，展开对制造业全新的叙事，持续制作关于中国制造家故事的专栏、书籍等，在北京发出中国制造家的声音。

语言的重构需要具体的实践载体。“李青叙事班”正是这样的载体，教授制造企业重新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叙事班中，“洗衣凝珠”不再只是清洁产品与标准，而是“家庭关爱的象征”（如优凯、偶爱你）；“香料”不再只是化学制剂与成分指数，而是“东方美学的载体”（如中国香）；“户外鞋”不再只是穿着工具，而是“探险精神的伴侣”（如户外特工、山顶见）。这并非包装技巧，而是根本性的认知转换：将产品从物理属性的“事物”，重塑为承载关系与意义的“事实”。新的语言由此开始绘制新的世界图景。维特根斯坦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非事物的总和”。

当制造企业学会用新的语言讲述自己，它们开始为自己“制造事实”——不是虚构事实，而是让一直被忽视的价值维度变得可见、可感、可传播。

单家企业的语言变革力量有限。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在20周年年会上提出构建“中国制造家互助合作系统”，旨在将这种语言变革系统化、生态化。活动上，笔者以“生生不息——中国制造家的力量”为主题作分享，勾勒了一幅不同于传统竞争模式的产业图景，提出一套新的产业语法——成本重构、场景深耕、生态协同。

在这套语法中，企业的价值不再仅仅取决于内部效率，更取决于在生态中的连接能力与贡献度；竞争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共同做大蛋糕的正和博弈。

互助合作系统是这个新语法的实践场域。它通过跨区域、跨行业的协同创新，让“生态共赢”从一个理念逐渐成为可验证的现实。

这种叙事转型的力量是强大的。如不同行业的企业，技术生态企业、传感器公司、家电工厂与AI算法团队，不再固守各自的“技术方言”，而是围绕“尊严养老”这一共同场景，可以创造出全新的智能照护解决方案。中小企业生态之间的协作，我的短板，可能是别人的拿手好戏。

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正在将这些附着于时代转型的实验，酝酿成为一场伟大的中国产业叙事变革。

范式

当“中国制造家”的语言和实践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可能升华为一种新的发展范式。这种范式回应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在技术日益平权的时代，后发国家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

技术可以购买，设备可以引进，但将这些要素组织起来、创造持续价值的能力却无法简单移植。这种能力根植于特定的产业生态、协作网络和文化土壤中。

“中国制造家”探索的正是这样一种能力建构路径：不是依赖少数龙头企业的技术突破，而是培育一个能够持续孕育创新、高效协作的制造家生态。

这种路径对于众多寻求工业化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参考价值。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引进—消化—吸收”模式的可能性：通过构建本土创新生态，实现更加自主、韧性、包容的产业升级。

最终，中国制造需要完成的，是从“世界工厂”的沉默执行者，到“中国制造家”的主动叙事者这一身份转变。企业为自己制造的事实，不应再只是一座座无人问津的精美厂房，而应是一个个被清晰讲述、被广泛需要、能够嵌入全球价值链新环节的价值故事。

在技术平权的时代背景下，这一探索具有超越国界的范式意义。当人工智能、数字制造等工具日益普及，发展的核心瓶颈不再是技术的独占，而在于“组织技术以实现普惠”的社会能力。

中国制造家所践行的正是一种基于网络协作、强调共生共赢的工业化新路径。强国之路，可以不是攀登一座唯我独尊的高峰，而是培育一片万物生长的雨林。“中国制造家”范式还隐含着更深层的意义：它可能促进更加均衡的人类社会发展。

当制造能力不再集中于少数国家和巨型企业，当创新更多来自分布式、网络化的中小制造家生态，技术的红利将可能更加广泛地分享。

企业竞争力不再源于独家技术的壁垒，而源于在开放网络中组合价值、定义场景的能力。这种分享不仅是经济层面的，也是文化和制度层面的。不同的制造家群落会基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制度环境，发展出各具特色的创新路径和组织方式。

这种多样性本身就是对人类创新潜力的一种解放。它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单一叙事，为人类社会探索多样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实践素材。

这条路径若得以走通，其输出将不仅是商品，更是一种“发展的操作系统”——一套关于如何将技术能力、制造网络与本土社会需求深度融合的方法论。这对于众多寻求自主、可持续发展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种珍贵的“制度平权”与文化平权的参考。

图像

中国制造业的转型，从根本上说是在制作一幅新的集体图像——一幅关于中国制造是谁、能做什么、为何重要的图像。

这幅图像正在逐渐清晰：中国制造不再是廉价商品的代名词，而是复杂问题解决方案的提供者；中国制造家不再是无声的生产执行者，而是有故事、有理念、有精神的艺术创新主体。

这幅图像的绘制需要所有参与者共同努力。每一次成功的协同创新，每一个打动人心的品牌故事，每一次跨越传统边界的合作，都是在为这幅图像添上一笔。

当这幅图像足够清晰、足够丰富、足够有说服力时，它改变的将不仅是外界对中国制造的认知，更将改变中国制造自身的可能性边界。

语言的终极检验标准是能否生成新的现实。“中国制造家互助合作系统”正是一次生成新现实的努力，通过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互助合作项目，试图向世界证明：中国制造不仅有着强大的制造能力，更有着强大的创新生态构建能力。

这种证明不是通过宣传口号，而是通过可观察、可验证、可学习的具体实践。每个成功的协作项目都是一个“事实晶体”，坚硬、透明、折射光芒。田野调查、对话节目、深度报道，这些叙事工作不是附加装饰，而是事实生成过程的内在组成部分。它们记录、阐释、传播，让局部的事实成为共享的经验，让个体实践成为集体智慧。

治愈“失语”，方能走出困境。当新的叙事被千万制造家共同书写，它所定义的将不仅是企业的未来，更是一种文明在工业时代如何保持学习、包容与创造力的鲜活样本。这场始于语言的觉醒，终将抵达现实的彼岸。

中国制造家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科学理性、合理牟利、勇于创新、长期主义的精神，或许可以成为时代的精神与新的价值观。

在这幅由语言绘制、由实践充实、由技术增强的新图像中，中国制造家正在为自己、也为所有相信制造创造价值的人们，制作一个全新的事实——制造驱动创新、创新赋能制造，制造与创新共同服务人类进步。

世界的边界在语言中划定，又在语言中拓展。当中国制造家开始用新的语言讲述自己，他们不仅在描述一个不同的现实，更在召唤一个即将到来的新世界。这个世界里，制造不再是简单的物质转化，而是意义的创造；制造家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生态的节点；制造强国之路不再是单一模式，而有多样可能。

这条路刚刚开始，但方向已经清晰：通过重构制造的语言，中国制造正在重构制造的事实，最终将重构制造的未来。这或许就是“我们为自己绘制事实的图像”在产业变革中最深刻的新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