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宋馥李 刘亚宁

今年的李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健全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

河北省保定市是首批全国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试点城市。在近几年，在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同时，保定市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动员村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加入由村党支部领办的农业服务合作社。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稳步提升农民收入，同时确保粮食安全。

保定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经历了乡村探索、县域试点、面上推广的渐进过程。最初先由两个村探索党支部领办土地合作社，2022年扩大到以乡镇为试点，2023年以县域为试点，允许在经营方式、利益分配等方面先行先试。2024年，开展示范带动，重点培育“示范社”，放大合作社的比较优势。

在推进中，保定取得了哪些经验。近日，经济观察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保定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齐福民。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是组织部门来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齐福民：组织部负责基层党建，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最首要的考量，是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堡垒作用。合作社并非新鲜事物，但要认真落到实处且是规范地落到实处并不容易。合作社涉及农户的承包地，切入的是“三农”的根本。如果只是乡镇批一下、盖个章就算，那每个村都能成立，百分百都能成立，但是这没有意义，要把合作社做实，只有从一家一户动员开始，让农民认识到这个大趋势，自愿加入，认为合作社就是自己的合作社，这才有意义。而农村党支部，在动员群众上有着天然的优势。

保定是从最具普遍意义的农村来着手，这些村庄既不是城郊村，也不是有自然资源的村——那些村庄都有一定的特殊性，办好了也是个案。而我们想切入最普通、最普遍的农村，让最普通的农民参与进来，共同来完成这个制度创新。我们把发展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成一次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凝聚力的锤炼，怎么把党员组织起来，把村民组织起来，是很考验基层干部的。

第二个考量是服务群众，保障群众。其实服务群众也内涵了保障群众。现在农村人口大量离村进城，“空心化”越来越严重，于是，农村自然出现了土地撂荒现象，自然出现了大户兼并的现象，或是进城的农民把土地送给亲戚耕种，这些现象都司空见惯。而这些现象，实际上对农民利益带来了潜在风险。我们搞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让党支部牵头，把土地经营权统一起来，适度规模经营，让农民得到更多收益，就是要以这种方式保障农民的利益。

经济观察报：由村党支部来领办合作社，这个制度设计最核心的机制是什么？

齐福民：最核心的机制是党支部领办。我们认为，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是最稳定、最安全，也是最合理的。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既然是集体所有制，就不应该在经营中把集体抛开，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以后，集体就有了收入，虽然我们的首要目的不是单纯为了增加集体收入，但党支部领办以后，就有了集体收入，而有了集体收入，才能发展村庄里的公益事业，才能振兴乡村，最终服务农民。

党支部领办以后，变细碎化的经营为规模化经营，这是未来农村的发展方向。一产的规模化，必然会带动二产、三产的进入，现在农村的二产三产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就是因为一产还没有根本地解决好。另外，现在，相当一部分村集体是没有经营收入的。那我们搞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后，村集体就可能有10万20万的收入，才能为村里办更多事。

经济观察报：在调研中了解到，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在享受各种惠农补贴上得到了倾斜，这也是制度设计的一环吗？

齐福民：其实，中央政府在农业领域的投入是很多的，农业口的政策性补贴很多。这些顶层设计都是非常切中问题的。但到了基层，有时“润物细无声”，老百姓常常觉得没有见到实效。我认为，这就在于我们的末端没有很好的经济组织来承接。一家一户的小农户太过分散，且数量庞大。再充裕的惠农资金，到了市一级还有些规模，到县一级也还勉强，但再往下分，有的效果可能就不明显了。也就是说，我们各种惠农补贴，到了末端力度就有所减弱。

但有了合作社就不一样了，由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作为承接方十分可靠，在使用这些政策补贴时，也更能用到刀刃上。规模化以后，农业领域扶持资金下放非常可靠，全市重点扶持的合作社一目了然，这些成规模的资金，才能真正帮到一些合作社，让他们成长起来，再服务于农业农村。

经济观察报：我们注意到，保定市在整体推进的节奏和力度，还是比较审慎的，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齐福民：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我们并不在乎推开的面儿有多大，也不急于一下都推开，一口吃不成个胖子。现在，很多农民还在观望，甚至基层干部也在观望。我们慢慢来，稳步推进，目前保定已经有近300个村庄在做了，这已经足够让我们从中获取经验了。

经济观察报：其实，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前，自发的土地流转已经大量出现了，每个村庄都有大户在搞规模化经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和这些大户似乎形成了竞争关系，您怎么看和大户的关系？

齐福民：从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和大户经营之间比较来看，我还是认为合作社更符合市场规律。现实中，一些大户的土地流转是不规范的，他们会把农户的利益压到很低，有的可能是亲戚关系，只是象征性给一些地租。我认为这是不可持续的，在利益关系上，不是一种稳定的关系。从另一方面来看，大户如果经营规模过大，例如把整个村庄的土地流转了，或者一个村的土地实际就交由了一两个大户来经营，客观上会增加“非农化”“非粮化”的风险，与国家政策导向也不相符。

土地的适度规模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如果仍然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那根本不可能现代化。但中央文件同时也讲适度规模经营，我的理解是，如果一些大户过度的扩张，最终形成土地兼并，同样不利于农村的稳定发展。但是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他不会有多大，他跑不出本村去，这是个天然的限制，天然是适度的规模。

经济观察报：其实，在成立土地合作社的同时，很多村出现了专门农事服务的合作社，这是不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齐福民：河北省委号召保定在乡村振兴上做标杆，做示范。这个农业服务社的探索，让我们看到了非常理想的一个画卷，让人心潮澎湃。首先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是土地社，现在搞服务社，就是“一村两社”，两社融合。土地合作社是村集体的，农民可以放心地把土地交给土地合作社，而具体的农事服务，可以交给农服合作社。这里，有些村庄的自发创造起了作用，他们总结出来的经验是：一元入社、坐等收钱，科技助力、全程托管，保险兜底、各方共赢。我觉得这些概括非常准确，非常有创造力。

还有一些经营模式，也是农村一线迸发出来的智慧。例如我还注意到，有些村庄的合作社，在外包农事服务时，并不是现款结算，而是先和第三方服务机构谈好价，例如托管一亩地的耕种采收多少费用，总计多少亩。那什么时候给钱呢？等小麦交割那天结算。这等于进一步分担了农业生产的风险，这种富有智慧的创新，只有在一线才会迸发出来。

经济观察报：目前，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多数还是党支部书记兼任了职业经理人，您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方式吗？

齐福民：其实我们并不提倡党支部书记直接来经营，而是提倡市场化经营。我们希望政府部门的边界要划清，村党支部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全村村民的利益，推动农民加入合作社后，应该积极对接市场，让懂经营的职业经理人来负责土地经营。

现在来看，在入社规模小的情况下，大部分还是党支部书记兼任了职业经理人，这种情况初期我认为是可行的。但是规模大了以后，还是有一定的道德风险、廉洁风险。即便有的村干部的觉悟很高，在村里有很高的威望，也不符合经济规律。目前，合作社的规模普遍较小，往往找不到合适的职业经理人，只能由他来暂时经营。对此，我们既不提倡，也不反对，这要交给村集体去决定。

具体到每个村，他们何时选择聘请职业经理人，聘请什么人，这个选择权要交给他们。

经济观察报：在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过程中，是否也有一些制度创新？

齐福民：创新是有的，但首先必须依法依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来工作，但同时还要创新性地落实“合作社法”。

例如，“合作社法”第十四条规定，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召开由全体设立人参加的设立大会。如今，在农村开一次全体社员大会是很难的，很多人都进城务工了，你怎么让他来开会？后来，我们还是请教了农业农村部的专家一起研究，把社员大会改成社员代表大会，投票选举社员代表。大家经过论证，觉着社员代表也没问题。

这个创新，就解决了大问题。如果一个村有2000个村民的话，开全体大会是很难的，变成社员代表，那就是最终四五十人的会议，组织起来就容易多了。但一样能把事办得合法合规，成本最低。

经济观察报：目前来看，在这个工作中，获得的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或者说最有价值的地方在哪儿？

齐福民：我认为最重要的经验是设计了利益联结机制，这在保定是首次，把农户和经营者两者之间的利益联结，加入了村集体，变成三者之间的利益联结，靠“利益联结、多方共赢”来促进良性发展。没有利益联结机制，就没有永续发展的可能。以往的土地流转方式都是二元的方式，就是农户和经营主体之间的，村集体不参与。现在党支部，也就是村集体参与进来，二元变成三元，成为三方合作。

为此我们也做了很多制度设计，学习了全国很多地方经验，经常派人外出参观学习。全国各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先进经验，甭管是哪个角度，甭管是什么方式，我们都认真学习，吸取其可取之处。

总的来说，保定市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工作，仍然还在探索中，我们期待媒体、专家和学者，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作者 宋馥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