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郭道晖,送别“法治三老”

经济观察报 关注 2026-04-17 10:25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晓诺

2026年4月15日上午10时,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兰厅门前竖立起一副挽联:咏而归,送郭道晖远行。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和夫人、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中国法学》杂志社等敬献花圈。还有人从云南楚雄专程赶来北京,献上一支白菊花。

4月11日,中国著名法学家郭道晖逝世,享年98岁。他是当代中国法学界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原主任、《中国法学》杂志社原总编辑。

他也是中国法治的重要推动者,首次提出“刀制”和“水治”之喻。他出版了20多本书、200多篇文章,著述超过400万字,广涉法治、人权、宪治等重要领域。

法学界有“法治三老”的说法,郭道晖(1928.8—2026.4,98岁)是最年长、最长寿的一位;另外两位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民法学家江平(1930.12—2023.12,94岁),人权法学家李步云(1933.8—2026.1,92岁)。

归去来兮,满城春絮。随着郭道晖离世,“法治三老”的时代也已成过往。

郭道晖出生在湖南湘阴名门世家,是郭嵩焘的后人;他中学时经历过逃难,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考入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与朱镕基是同窗兼好友;他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也是朱镕基的入党介绍人;他曾被划为右派、下放过干校,“文革”结束后,51岁的他转行从事法治工作。

郭道晖自言,他立论行文的中心思想只有一条:“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要竭力为人民的权力和权利鼓与呼。”有人称他为“时代的良知”,称他是“法界巴金”,但他更欣赏鲁迅的力之美。他的文章论著也如投枪匕首,影响了一代法学人。

图源网络


首创“刀制”和“水治”

郭道晖被视为法学界思想解放的代表,影响了一代法学人。

如今,法治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几十年前远非如此。

郭道晖经常提起的一件事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位老一辈法学家说了一句“不应该把法制只是当‘刀把子’”,就被指斥为否定专政,在“清理精神污染”的斗争中,被批评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以及“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16字方针。郭道晖认为,当时是一边加强法制,一边忌谈法治。

郭道晖自1979年起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组组长,后任法工委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1988年,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1988年12月离休 ,后被返聘为《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是最早主张“法治”而非“法制”的学者之一。

郭道晖认为,“16字方针”属于“形式法治”,强调了立法与执法,但不涉及法的性质与内容,一个专制国家也可以有完备的法制,可以搞“人治底下的法制”。要进入“实质法治”,就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他“逮着机会就讲(法治),不仅自己讲,还组织同仁在《中国法学》上一起讲”。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法学界也摆脱了“姓资姓社”的问题,思想再次解放,提出了“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等新观点,得到了政法界普遍认同。

此时,郭道晖进一步提出,市场经济应是“法治经济”,不仅要以法制规范市场秩序,更要制约行政权力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权利的非法或不当干预,这是“法治”的任务。这也再次引发了“法制”(legal system)和“法治”(rule of law)的概念之争。

在中国法学会的一次会议上,郭道晖将这两个同音词的论争比喻为“刀制”与“水治”之争。“刀制”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是把法当“刀把子”;“水治”以水喻人民,取“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意。前者把法当作统治工具或阶级斗争工具,后者则认为人民的权力与权利至上。

郭道晖的解读获得学界普遍认同,不久就成为了约定俗成的说法。

著名宪法学者林来梵也来到了郭道晖的追悼会现场。他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林来梵这样解读郭道晖有关“刀水之别”的观点:“‘刀制法’偏向于法律实证主义,认为凡是法律都必须严格执行,但最终不免认同‘恶法也是法’。‘水治法’则有内在价值立场,认为法律的存在与发展要以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作为最高宗旨。只有这样,法律如果对人民不利,才会有自我纠正、自我修复的能力。”

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一字之更,郭道晖等法学家们努力了20年。

白发青年,法界鲁迅

郭道晖的法学思考不止于此。他认为,依法治国重在以法治官,治官重在制权防腐。他发起对法的本质的讨论,认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有阶级性;他撰文区分了“法”与“法律”;他提出社会主义法的精神应是人权,尤其是社会主义自由。

20世纪90年代初,郭道晖任顶刊《中国法学》总编辑时,在这片阵地上发生了数场著名的学术争鸣。当时,"权利本位"论受到极大冲击,宪法家张文显撰文集中反驳了对"权利本位"的批评,郭道晖在《中国法学》的“法学争鸣”栏目上发表了这篇文章,学界大呼“《中国法学》救活了一个学术观点”,此后权利本位也成为学界共识。随后,《中国法学》转向了人权议题的讨论,郭道晖与李步云被视为人权理论的旗手。

郭道晖还提出了社会权力的概念。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深受《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影响,畅想全球公民的自由联合体,一个大同法治世界……

他曾经出版《法的时代精神》(1997年)、《法的时代呼唤》(1998年)、《法的时代挑战》(2003年)三部曲,针对现实问题进行时代的反思。一贯轻易不为人作序的朱镕基,曾破例允许郭道晖使用其短文《为学与为人》作为《法的时代精神》代序,还评价他“为人正直,为学谨严”。

郭道晖自言其治学态度有五条:求真,有气,有勇,有恒,有节。耄耋之年的郭道晖,写文章比年轻人更有激情,有“白发青年,皓首赤子”之誉。有些不认识他的人读了文章后,还以为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年轻研究生写的。

有人称郭道晖为“时代的良知”,称他是“法界巴金”。郭道晖虽敬仰这位作家,但不同意这种说法。影响他最深的是作家鲁迅,他“从小爱读,老来尤甚”,在文革中读过鲁迅的全集。郭道晖认为,鲁迅是真正大写的“人”,鲁迅所崇尚的美是“反抗挑战”的美,是“力之美”。在他的论文中,被引用最多的莫过于鲁迅,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

鲁迅也影响了他的人格和文风。“郭老有许多论战性文章,就像投枪和匕首一样,力透纸背,比我们年轻一辈更有激情。没当面见到他的时候,我以为他是很严肃的人,就像‘怒目金刚’……”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蒋海松回忆道,“见面之后发现是如沐春风。”

郭道晖曾兼任湖南大学法学院《岳麓法学评论》主编,蒋海松后来也担任过这一职务。2020年,蒋海松主持了“法治三老话人生”的重聚论坛,当时三位老人均年届90岁。郭道晖满头白发,听力已不太好,但讲话仍然中气十足。会后合影时,作为徒孙辈的蒋海松垂手站在一旁,郭道晖热情招呼他一同在沙发上坐下合影。蒋海松感到很温暖,“很多年轻后辈都有和郭老的这种回忆”。

20世纪90年代林来梵在留学日本时得知,日本学者铃木敬夫提出,郭道晖是“现代中国法哲学的引领者”之一,也是“中国人权理论旗手”。“郭老文章写得很好,思想深邃犀利”,让他印象深刻。

郭道晖在一篇文章中形容严复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之攀”——仅一个“攀”字,就深深吸引了林来梵。

林来梵回忆,郭道晖是一位非常谦逊温和的师者。大约十年前,林来梵曾与郭道晖在西安开会,散会后一起在法门寺和乾陵游玩,并且一起回北京。他们一路讨论关于法律、自由、权利等问题。林来梵提出的观点,郭道晖认真倾听,赞赏有加。

郭道晖在法学界颇为活跃,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宪法学行政法学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但本身没有嫡传弟子,这点与江平和李步云不同。林来梵有些惋惜地说,因为这样,郭老的许多著作还没有被完整地整理出来,他的思想仍是一座富矿。

在知天命之年转向法学

“正直热情毕生追求理想 质朴谦和坦荡面对人生”。20个字的挽联,概括了郭道晖其人。

1928年,郭道晖出生在湖南湘阴郭氏世家,郭家的祖训是“世家先立本,道德与文章”,由晚清名臣郭嵩焘拟定。郭嵩焘是郭道晖曾祖父的大哥,他是中国首位驻外使节,也是最早倡导学习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思想先驱,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坚持真理的品格都对郭道晖影响深远。

郭道晖的父亲是一名化学老师,他给学生毕业纪念册题字时总是写“工业救国”四个大字,他告诉郭道晖,“只有这四个字才是中国的希望!”自幼长于文思的郭道晖受此影响,在逃难中度过中学时代后,郭道晖在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他选择了电机工程系。

年轻的郭道晖积极投身反美蒋争民主的学生运动。1947年,他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一年后成为了共产党员。朱镕基是郭道晖的同窗兼挚友,1949年,郭道晖介绍朱镕基加入了共产党。

毕业后,郭道晖留在清华工作。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在“文革”中又被下放“五七干校”。在那几十年间,兄弟姐妹纷纷离散,家破人亡。

多年以后,郭道晖仍常在睡梦中重回挨批斗的年代,以为自己“被剥夺了一个共产党员乃至普通人民的资格”。他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念、对人民事业的忠诚,和钻研哲学形成的世界观、人生观,让他能心境坦然,乐观处世。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刚建立,郭道晖被调去工作。年过半百才开始从事法学研究,自言是“老年出家”,“法学上的权利权力,同电机学上的电压电流,相去十万八千里”。但郭道晖对中国当时缺民主、无法治有着切身感受,也想实地体察中国权力的运转情况。

他发誓,要在未来的岁月中,追回被耽误的20年青春,竭尽余力,做些真正有益于人民的事。

他在2020年的论坛上自言,“(我)也还干了一点事,说明年龄还不是个大问题”。

“真理所在,同声相应”

2007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策划了三场讲座,先后邀请了江平、李步云和郭道晖。郭道晖演讲后,讲座主持人、著名宪法学者张千帆做总结,大意是说已经有三位70多岁的老人来演讲,他们也有些共同点,便称他们为“法治三老”。

李步云在2020年的论坛上,曾用“敢说真话”来形容他们三个人的共同特点。在思想解放阵线突破理论禁区,是他们共同的学术贡献;而相仿的年纪、际遇和秉性,也让他们惺惺相惜。

2020年的重聚论坛,图源“教授加”公众号

江平写过一首《临江仙·悲歌》:“……翻云覆雨人间事,过耳过目无穷。谁主浮沉与枯荣?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

郭道晖也写过一首《五七吟》:“任你翻云唤风雨,笑他颠倒写春秋。我自升沉安足论,不尽长江滚滚流!”多年以后,他发现这首诗竟与江平的词遥相呼应。

李步云与郭道晖是学术知交。1979年,李步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论我国罪犯的法律地位》,讲罪犯有哪些权利,引发舆论风波。当时郭道晖在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工作,亲眼看到了很多来自政法机关、特别是监狱管理官员的告状信和抗议书,质问“罪犯还有权利,立场到哪里去了?!”“罪犯要造反了,不好管了!”在这次令人哭笑不得的事件后,郭道晖和李步云建立了深厚的学术友谊。

李步云与郭道晖都是湖南人,都关注人权、宪法等议题。2000年起,李步云受聘担任湖南大学法学院名誉院长,也邀请郭道晖来担任兼职教授。李步云知道郭道晖无嫡传弟子,决定2008年在湖南大学为他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在李步云70岁那年,郭道晖写下了《步云七十礼赞》相赠:

“吾辈老矣,犹以‘志在千里’互勉;或效后生,戏以‘铁杆哥们’相称。——‘铁’在刚正不阿,秉持正义,一以贯之;‘们’因志同道合,真理所在,同声相应。……但求多所奉献,名利过眼烟云。麓山嘱君自求多寿,湘水应笑我兀自多情!美哉,夕阳红!壮哉,‘哥们’!”

2026年1月,李步云病逝,郭道晖在他的追悼会上敬送了花圈。三个月之后,郭道晖在一个春日的清晨病逝。法治三老先后远去。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过往公开访谈报道、郭道晖著作,以及《时代的良知 郭道晖教授法学思想研讨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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