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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运综合症的核心,是其内在的经济机制。说来很简单,不难理解,只是容易忘记。任何商品,因为人们的需求没有止境,所以只要价格过低,就会出现短缺。消除短缺的唯一办法,就是把价格提到足够高。火车票价不够高,其经济之恶,是那些用于排长队、拨电话、托关系、找黄牛、扫黄牛所耗费的努力,数以千万人的精疲力竭的努力,从整个社会上看,是被白白消耗掉的。如果这些人这段时间的努力,是用于通过他们的专业技能来服务他人,然后再把赚到的钱用以竞争火车票,那么这些乘客在争得火车票的同时,其努力既造福了其他人,又转化成了社会的财富。但现在的情况是,火车票以低价销售,人们靠排队来竞争。这必然引发利己不利人的资源耗散,而这种资源耗散只有通过提高票价才能消除。(点击查看全文)

 


北京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裴利芳

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事儿不理解。其实春节就像国外的感恩节一样。美国人就是,一感恩节,一定要不远万里回去过节。这种文化的东西是很难改变的。而文化不改变的话,其他的东西都是无法改变的。不管有多难,大家都要回去,这是文化传统,没有办法。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 纪嘉伦 

春节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农民工到东南沿海地方去打工,就像候鸟一样,到春节的时候就要回家。以前的时候,例如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也也有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但是规模没有这么大。1954年的时候,铁路部门就有“春运”这种说法了。当年的时候,平均最高客流是73万人,而今天,则是500多万人。民俗的力量,是不可违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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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越来越近,今年的春运依旧紧张,在春运人口大迁徙的过程中,铁路部门终于开始局部试点实施车票实名制,“一票难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实名制能否真正解决买票难的问题?中国铁路改革究竟面临怎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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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 纪嘉伦

首先,春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短时间内,需求量很大,供需不平衡。特别是单向客流特别大,而且要求比较低端——就要便宜票。这就形成了“井喷式”客流。春运原来是一种社会问题,但是因为供需,则变成了一种经济现象。而难点在于,我们不能够用经济的手段来解决。于是,就造成了——供需严重不平衡,又不能用价格杠杆来调节,就出现了每年都“挤来挤去”的现象。

北京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裴利芳 

我觉得,春运时人挤人是一种表面现象。农民工为什么要到北京上海去打工?因为他们在当地没有就业的机会。增加铁路运力,这也是一种表面的缓解,而且时间还很长。我们是否能够增加当地的就业?让大家在当地就能够就业。这样还能够解决所谓的留守儿童和老人养老的问题。所以,解决春运,一方面要增加运力,一方面要解决当地就业。否则,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乔占祥 

春运期间涨价,我认为是违背经济规律的。因为春运期间是火车票销售的旺季。而铁路部门出售站票,在火车上,人们可能站都站不住,这种服务质量下降的前提之下,还要涨价,这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根据价格法,铁路的火车票价格调整,应该召开听证会,并且要报经国务院批准。在2001年的时候,火车票涨价是没有召开价格听证会的。只是召开了专家论证会。我认为这是违法的。而在2001年的时候,这也就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关注和热议。最终在2002年1月份召开了第一次铁路春运价格听证会。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教授 纪嘉伦

实名制的推出,已经呼唤了有七年的时间。目的就是为了把票贩子给管住。这能否有效?因为铁路是按照发送旅客的人数的能力来设计的。按照实名制之后,整个买票、检票的过程会变得复杂。可能会造成大量人走不了时间很长,更耽误的现象出现。而根据清华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整个票贩子手中所掌握的票的数量是6.9%——数量不大,影响很大。实行实名制,对于运力没有帮助,只能够是消除人们对于票贩子的愤怒,使买票达到理想的公平性。

金台律师事务所律师 乔占祥 

实行实名制,可能增加了旅客购票和进站的时间。但是相对于购买飞机票等待飞机,这个时间还是相对短的。所以,我认为对于实行实名制,不应该有很大的非议。这毕竟是一种改变。它可能没有那么便捷,但它堵住了票贩子,而且还对社会治安有所帮助——因为,你没有身份证,你是坐不了火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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