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尔达·斯温顿：双重身份(1)

经济观察报 记者 郭娟 蒂尔达·斯温顿 （TildaSwinton）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关于电影《奥兰多》（Orlando），在这部改编自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同名小说的电影中，她的角色是伊丽莎白女王身边的侍卫，出身贵族的美少年奥兰多，被女王赐福“不凋谢，不老去”。400年的时间里他经历了性别的数次变化，而且永远保持着青春。蒂尔达·斯温顿本人给的人的印象也似乎永远是分裂和两面性的：男性和女性；好莱坞女星和英国独立电影人；严肃的和诙谐的。各种理应对立的身份和气质在她身体里共存，相安无事。“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女孩，也不认为就是男孩，这种感觉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变化也在变。”她从来也没有过大胸部和宽胯骨，“在《茱利亚》（Julia）里你能看到一点，但那很快就消失了。《茱利亚》是我在‘扮演’一个女性角色。”她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2009年2月份的《AnotherMagazine》请她拍摄春夏时装大片，题目便定为“永远的王子和公主”，仍然是 《奥兰多》里那个富有幻想气息、时空纵横的故事，也正是从那部电影开始，蒂尔达·斯温顿开始不仅仅是德里克·贾曼的“缪斯”——尽管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她最经常提到的还是和贾曼的合作，她开始为更多的人所知。从前没有人去过问她的个人生活，现在你很容易就能得知她有一个年长的作家丈夫，有一个年轻的艺术家情人，有家庭，有孩子，既没必要向公众交代，也并不需要保守秘密，而即使抱着窥探的心态，媒体的口径也大多是克制和尊重的，她很有名，可并没被视作电影明星，更多时候，她是艺术家，是 “另一种类型”，让人难以界定。

蒂尔达·斯温顿来自一个古老的苏格兰家族，她回忆起幼时在父母家度过的日子，老房子里挂着祖先的画像，表情威严，有着跟她一样的面部轮廓，让她经常产生时空穿越的奇妙感觉。家里有三个兄弟的童年也让她常常对自己的性别感觉模糊，这些都使得她在《奥兰多》的拍摄过程中和那个贵族美少年奥兰多有着相通之处。“当时莎莉·波特（SallyPotter）拿着这本书来找我，我一下子就同意了，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当时我们既没有剧本，也没有投资，但决定做这件事情。”对“性别”问题的困惑是她参演的多部电影里讨论的重要问题，对她自己来说，用“身份”来形容更为恰当，人孜孜不倦地寻找和确认自己的身份，对于性别的怀疑只是其中一种。

德里克·贾曼时代

“德里克·贾曼的电影充满诗意，虽然他的电影现在很难找到，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找来看看。”蒂尔达·斯温顿说。她曾在剑桥大学就读，学习的是政治学和文学，但是一直对表演很有兴趣，参加过大学里的戏剧活动，但她并不认为自己适合剧场里的演出，而是更偏向于电影，但是当时剑桥没有任何与电影有关的学院或者专业，她只能满足于看大量的电影。学业结束后，她开始为自己寻找机会，跟德里克·贾曼的相识开始了她最初的电影生涯，那是在1980年代，两人有不少共同的朋友，第一次见面时贾曼带着一个Super8摄影机，和贾曼的见面也是和他的摄影机的见面。

“和贾曼一起工作时你感觉你是个表演者，而不是一个演员。现在如果我对自己的身份做一个说明我也是这样认为。”他们合作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卡拉瓦乔》（Caravaggio），贾曼从开始筹划剧本到最终拍摄之间做了十年左右的准备。“贾曼很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他的电影是非常实验的，但同时又非常古典。他最初是个画家，你可以看到绘画在他的电影里的体现。”接下去两人合作了8年的时间和7部电影，那些经历在蒂尔达·斯温顿来说都是非常值得珍视的回忆，“他给演员很多自由。”她提起《战争安魂曲》（TheWarRequiem）里的一个镜头，她身穿白色衣服，坐在台阶上，镜头里只有她一个人，随着音乐晃荡身体，用手蒙住脸，又把手缩回到胸前，激烈又克制。“其实那个电影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剧本，只有布里顿的音乐，我就是跟着音乐在晃动，但是其实那个电影很花钱，而且是用35毫米拍摄的，这就有一个有趣的错位。”

而 《最后的英格兰》（TheLastofEngland）和《花园》（Garden）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拍摄方式，“这些电影更加实验。Super8拍摄是一种很自由的创作方式，不仅在概念上和美学上，也的确有实际的好处。我们可以没有资金，也不需要得到谁的允许，每天像拍摄家庭录影带一样没完没了地拍摄素材，最后也像剪辑家庭录影带一样剪辑，但是实际上那更像是在编一本诗集，最后我们大概花了5天的时间拍了一些结构比较严谨的镜头，作为支撑起其余素材的框架。”

1989年的时候贾曼已经病得很严重，住进医院，当时的情况是也许要卖掉以前的电影的版权来筹集下一部片子的资金，但是他不愿意，到处告诉别人他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要挟”说这肯定是他的最后一部电影。“结果我们就这么筹集到了钱，拍了电影。”蒂尔达·斯温顿说。那时候英国电影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向往工业化，贾曼这样的导演还可以从政府的支持和基金会找到资金，“我们当时疯狂地抱怨说拍电影有多难，也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作为艺术家我们反对撒切尔和里根，但在文化上那时的状况要比现在好一些，因为你可以得到很多基金，现在少了，当时你还是有希望作为一个艺术家去从事你的创作，但是现在基本上什么都是市场主导的。我觉得这跟电视台品质的每况愈下也有关系，英国的电视台曾经是非常值得尊重的。那时候人们也不像现在这么多地谈论电影工业，电影还可以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现在即便是在英国的年轻人中，对贾曼这类导演的了解也已经变得微弱。

在拍摄 《蓝》的时候贾曼已经失明，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时间里都是在失明的状态下度过。《蓝》里屏幕上只有艺术家伊夫·克莱因的蓝色，贾曼、斯温顿和一些朋友的不连贯的对话在背景音里，贾曼读他的诗句，完全可以是一个让外人感到瞌睡的观影经历，但对她来说却是和朋友最后一次告别。1994年，德里克·贾曼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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