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杨婷婷/文 第60届柏林电影节即将结束时，中国导演王全安接到了电影节主办方打来的电话，询问他是否在电影节结束后再离开以及他有没有准备礼服。王全安已经隐约知道，他将不会空手而归。按照惯例，如果你被告知颁奖典礼当天的座位安排，那将取得的一定会是重要奖项。

王全安终于把在电影节开幕时的重重担心放了下来。

电影节开幕前，电影节主席肩负着巨大的压力邀请了他的参赛作品《团圆》作为开幕影片。王全安并没有感到高兴，按照国际三大电影节的惯例，历史上开幕影片从未在奖项上有所斩获。而王全安认为，自己可不是来参加展映的，他是来“考试”的。

让王全安担心的不止是未来奖项可能流失，“我并不是大师，这部电影也没有大明星来压阵，开幕影片是要服众的。”王全安知道媒体和影评人们怀疑什么，所幸的是，当电影节时间滑过一半时，德国媒体坦率地承认了自己最初的判断失误，他们在报纸上诚恳地检讨自己犯过的错误，“现在电影节已经过半了，我们回头审视目前放映过的影片，除了《团圆》，还有谁更适合做今年的开幕影片呢？我们当初的质疑对电影节主席的选择是不公正的。”

最后，《团圆》获得了最佳编剧银熊奖，王全安激动地亲吻着他的第二座银熊奖杯。

获奖回国后，王全安打算找一家有能力的发行公司让《团圆》在院线上映。元宵节，他还抽空回了趟延安和父母团圆。

《团圆》的英文名 《APARTTO－GETHER》更为直观，外国人或许难以理解中文“团圆”看似温暖的背后的含义，在王全安看来，中国人将家庭团圆视为最高追求，但并不是始终充满着幸福和美满，它更包含着沟通甚至是矛盾的碰撞，蕴含着曾经有的困境。

电影《团圆》最初线索来源于王全安偶尔看到的一则电视新闻，一位台湾老兵在事隔多年后想将留在上海的大陆妻子带回台湾，于是在找到曾经的妻子后在门口商量补偿多少钱给后来的丈夫。王全安从中看到了婚姻的困境，感情是否可以被量化？

他对这个故事发生了兴趣，恰好当时手头的《白鹿原》拍摄不顺，这个故事又正好是以上海作为背景，他便打算为《白鹿原》练练手，从2008年12月开始准备到2009年2月，全戏已经制作完成，拍摄的时间很短暂，只用了28天。

《团圆》里用了几场吃饭的戏来交待了人与人之前的矛盾。王全安不是上海人，他要设法用一个场景来表现上海人固有的性格，更加符合逻辑。饭桌是他选择的一个横切面，可以跳出地域的局限发挥自己的长处，“几次吃饭是很浅层的生活场景，但其中的张力却是巨大的。要被带走的人是母亲，这对于整个家庭来说都是殊死搏斗。他们之间彼此对抗和争执，是他们共同面临的一个困境。大家都为着一个背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王全安常爱在口头上挂一句话，“我是对戏剧感兴趣，我不是个革命家。”他并不关心政治，“提供政治主张不应该是电影应该做的。”但这部电影无意间却碰触到了海峡两岸既宏大又复杂的历史背景，而《团圆》的悲剧意味着历史所造成的伤害没有挽回的余地，戏里的台湾老兵和家人所面对的共同问题是，即使海峡两岸的物理距离可以跨越，然而时间造成的隔阂却没法消弥。

“它现在卡在一个处境上，团圆也罢，不团圆也罢。这是历史留下来的一个恶果，我们必须慢慢吞食它。”

整部戏的高潮出现在三个人坐在一起对当年的回忆中，台湾老兵记着那天下着雨，很凄凉，大陆的妻子怀有身孕，找不到自己的丈夫，印象中是一派末日景象，电闪雷鸣，唯有大陆的解放军丈夫，虽然有伤在身，也记得那天是艳阳高照。

从那天之后，团圆就是两个普通人之间注定会发生的事情。“融合，是一个趋势。我的理解是，这里面，没有谁要把谁怎么样，也不用去追寻谁对谁错。”

或许这部电影只有在柏林才会取得如此强烈的共鸣。去年，德国大肆举行了多场庆祝推倒柏林墙20年的庆祝活动，巧合的是，柏林电影节在其60高龄之时，还为自己确定了“家庭”的主题，《团圆》这部电影获奖，既是实至名归，又打出了一张应景之牌。

获奖后的王全安为自己这部超出“东方背景”的作品骄傲了一下，“在柏林的3000家媒体没有关心这个电影的政治背景，这让我引以为傲。当背景的东西一旦消失，大家不用通过背景来窥视我们的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才是真正的价值。”

访谈

经济观察报：《团圆》拍的时间那么短，对影片的质量有影响吗？

王全安：我就不能理解拍戏特慢的事情，我认为好的导演就像一个厨师，那个料“啪”一进去，就那一下，火候各方面，不可能再倒出来再拍一遍。演员在锅里的质感是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的，包括生疏程度，在感性和理性之间有一个交叉点，一般我认为第二条是最好的，再往后走，虽然越来越熟，但灵性的东西也是越来越少。

拍戏过程中，如果所有的素材和生活是一致的、合理的，其实就很好完成。如果很磕绊，那就肯定是哪儿出问题了，磕得太多，那就是在内容上出问题了，或者设计出问题了。不适合在这个场景出现，一般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会停下结束。换一条口进去，这种情况不多，但我会这样处理，费力达到的东西不是好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

经济观察报：你是如何把一条简单的新闻扩充成今天的故事的？

王全安：做剧作熟练的话，找到人物，这是第一步；第二，要找到人物关系，你就有了一种机智，怎么推，从哪个角度推，都能产生戏剧。这个要拿走东西，这个人不想让他拿，中间又横着一个女的，到底是什么态度。这个就有趣了，你在那边推它，对方会怎么做，按他的性格会怎么做。就比如是台湾男来了，大陆老公早知道他来干吗，他自己先买了一百块的螃蟹，他妻子本来想提出来她要走，结果看到螃蟹就说不出话来了，还忘记了这件事，平时都是她指教他，还发火了，吵完之后，就忘记这件事了。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说目前中国电影的瓶颈是编剧？

王全安：我觉得编剧为什么是瓶颈，编剧在产出投入中最隐性。而现在大家喜欢投一个要表现出实的钱，而编剧所花的功夫他是看不到的。现在钱必须投在面上，比如去找一个明星，这就有了票房保证，外壳可能最重要，我的影像质量是第二位的。我们正处在这个阶段，当然这种改变需要过程。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中国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常常走向两个极端，商业电影缺乏人文关怀，而艺术电影又不够好看？

王全安：所以这是未来电影的空间，完全是我们整体素质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手艺人的能力问题，跟观众，我们整体存在水准的问题。我们原来做的东西都是小东西，都是简单的，里面电影的元素并不圆满，在各种元素上更饱满的能力，这需要更大的能力，这不光是导演，还有整个从业人员有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准。比如，有没有这样的编剧，有没有这样的音乐作曲，商业片做点流行的时髦的，既要有可看的、可听的还要有内涵，可是这样的人才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