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杨婷婷/文 制片人在一部电影里处于什么样的角色？如果是在中国，可能是陈红之于陈凯歌，完全为导演的艺术服务。如果是在好莱坞，制片人们的权力就大得多了，从选剧本、决定用哪个导演、演员、管理资金无所不包。《木乃伊3》导演rob说，在好莱坞制片人是唯一个敢告诉导演他做错了的，而在许多好莱坞电影里，pro－ducer（制片人）的名字都出现在director(导演)前方，足以说明制片人在一部影片中的核心地位。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四位不同类型制片人，探寻其电影之道。

Andre Morgan：拍电影最主要是合作

Andre Morgan在电影业拥有超过40余年的从业经历，与《教父》制片人鲁尼搭档建立了鲁迪·摩根制片公司，曾与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合作《百万美元宝贝》，担任陈可辛《如果·爱》、《投名状》，尔东升《门徒》制片人，An－dreMorgan在香港嘉禾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在电影制作、发行方面有丰富经验，目前在上海有电影工作室。

经济观察报：你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拍片的？

Andre Morgan：大概是在1972年－1984年，我呆了12年多。当时在香港，我帮他们把港片卖到欧美。那时候，香港的主要市场就是台湾、菲律宾、新加坡、泰国，那时候还没有大陆。从1984年到97、98年，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美国的片子。

经济观察报：你再和中国影人合作是什么时候？

Andre Morgan：我1999年再来中国，跟中国电影人开会，听他们的问题和意见，开始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谈下一步怎么合作。那时候最大的问题是成本。

2000年时，我们拍了一部片子，在中国内地也放了，用它试了试在国内拍戏有什么问题。那时候内地和香港70年代情况差不多有好多演员有天分，有好导演，有好编剧。不过问题是他们不知道拍什么戏，他们比较矛盾，是应该拍国内的戏，还是应该拍国际片。那时候也没这么专业的发行公司。

经济观察报：作为制片人最看重的是什么？

Andre Morgan：从我自己的地位来说，最最重要的是剧本。为什么？你没有好的剧本，你就不知道你的市场在哪里，卖点在哪里，请什么样的演员，用什么导演。

经济观察报：这个和中国现在的情况好像不太一样？

Andre Morgan：当然了。因为中国的电影成本从哪里出来？都是大老板跟导演商量出来的，导演说你给我钱，我去拍。不过在美国，或是在海外，也会有很大的压力，要安排剧本、导演、编剧，还要安排从哪里拿钱，你的预算是多大。原来无论是在香港还是中国，大部分的人都没有专业的预算。所以他们总说，对不起，我要四千万，我还需要五百万。在好莱坞是这样的，好莱坞的制片人制度都必须去控制他们，要跟他们合作之前必须要商量。在开始之前，我们的拍法是要怎么样，我们在哪里拍，在哪里搭布景，我们的成本是多大。所以这个做法是不一样的。不过现在在中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发行公司，每个公司都有自己的导演关系。

经济观察报：你是怎么挑中陈可辛来拍电影的？

Andre Morgan：我挑一个导演之前，我喜欢看他的原来的片子。如果我发现，哇！这个导演真的有天分，我就会先去和他交个朋友，问他想拍什么片子，然后如果什么时候我有遇到合适的题材我就会去找他。

至于《如果·爱》，陈可辛是我的老朋友，那时候他刚刚从美国回来，我说我们应该合作了。正好那是03年非典的时候，我说我有一个想法，我要拍一个中国歌舞片。我很好奇为什么中国没有这种片子？中国人最喜欢唱歌，谁都去KTV，年轻人也很爱跳舞。慢慢地他和他的朋友开始商量。再过一年三个月左右，他说可以拍，就用这部片子去讲爱情故事。

经济观察报：你们有分歧吗？

Andre Morgan：当然也会有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要想办法沟通才能促成下一次合作。《如果·爱》合作的很开心后，就商量下一步片子拍什么。《投名状》这个剧本挺有意思的，因为没人看到这样的片子，我飞来北京和他们商量，整个中间过程最重要的是，交流，沟通。

经济观察报：拍电影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Andre Morgan：每一个导演都有他自己的方式，我的搭档，鲁迪也有自己的方式。好的导演不是只考虑他自己，因为电影讲究的是合作，所有人包括导演，演员、监制、摄影师、美工，没有合作就没办法去挑战。

经济观察报：你当制片人最害怕的是什么事情？

Andre Morgan：最烦的是跟演员的代表商量价钱，我没有那么多钱。这个问题主要在美国。中国没有那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