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纪录片投资相对较少，它投入更多的是时间、脚力和自己的潜心观察。但独立剧情片的投资对于资金自筹的制作者来说却是风险性很大的，一般最少要投资数十万。中国有创作独立剧情片意愿的私人资本并不发达，因此要创造独立剧情片就需要一定的激情。

如今的萧条是我们的电影人对独立电影丧失了文化热情吗？或者他们丧失了对于独立电影的期待？也许还与金融危机带来的时世艰难有关。独立电影在运作上目前更多地依靠精神维持，没有获得一种资本的良性循环。以上语境中所说的独立剧情片更多的是一种地下色彩的电影，在中国特定形势下，若保持真正的独立，则往往必须在地下操作。但是这样的地下电影的拍摄也往往是建立在对于电影事业的长期期待之上的。

这个期待是这样的：先是通过放弃审查，放弃商业性思考这些外在束缚，来自由拓展电影艺术的可能性，从这里证明自己的创造力，实现良好的口碑和获得能力认证，然后可能获得继续拍摄的动力和资金。第二部电影，对于国内而言往往是地上电影（有些不能在国内走向地上的转向了国外，但是第二部电影也往往收敛了第一部作品的实验锋芒而具有了更多的亲和力，同时更具有一种稳定的艺术品质）。这个时候导演往往也会做适当的妥协，接受各种各样的限制，但是这些地上电影往往仍然具有更多的精神独立性和现实感。比如贾樟柯、李玉、宁浩，无不如此。

谁来帮助他们从地下到地上或者说从第一部走向第二部的过渡？这对于导演的电影生涯来讲很重要，从以往历史来看，这种转折阶段的资金来源都是碰运气，缺乏一套工业化系统，很多人依赖于国外电影基金和国外制片人。《红颜》、《苹果》是中国独立电影制片历史上的完美案例,方励是使导演李玉获得资金支持和实现电影价值的独立制片人。这样的独立制片人目前来看是太少太少了。他们一般需要同时具有电影迷恋、艺术眼光和调动商业资本的能力。目前我所知道的仅有方励、崔红等寥寥几个。

2008年，崔红作为独立制片人投资制作了赵晔的《扎来诺尔》，另外一部是崔红作为海外资方代表投资的王笠人的《刺青》。两部电影的成绩在2009年得到了显示。两个导演都是电影新人，崔红帮助他们完成了从第一部作品阶段到第二部作品阶段的转换。考察这个实现的过程，可以看到独立制片生态的当下特征。

崔红最早选择这两个导演的原因来自于2007年她参加的南京独立电影节。这个独立电影活动一方面是为了展示独立作品，另外一个方面则希望吸引制片人和投资人前来为独立电影带来资金。我记得当初前来参加的制片人似乎只有崔红一个。那一届电影节上王笠人和赵晔分别获奖，崔红后来选择了他们作为合作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