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关于现在

2009-08-18

施健子

经济观察报施健子/文 作为有史以来最奢华的世博会的衍生物，一时之间，上海成了艺术家和伪艺术家们聚集淘金的地方。

导演贾樟柯的电影新作《上海传奇》立足于一个百年之前的预言。1910年，晚清上海小说家陆士谔在其撰写的小说《新中国》中，预言了2010年将在上海浦东召开的万国博览会（世博会）。不仅如此，他还成功预见到100年后的上海为解决“过江难”和“乘车难”的矛盾，建起了 “地下电车”（地铁）、越江隧道和浦江大桥，市中心“跑马厅”（人民广场）还盖了一座“新上海舞台”（上海大剧院)。

我相信这部小说只是无心之作，但在世博会即将举行的大语境中，这无疑是一个横跨百年的上海奇迹最佳范例。“这部电影不光有历史，还有未来。”贾樟柯说，未来是他的新尝试，一直以来，这位从山西汾阳走出来的年轻导演有着拍“过去”的惯性思维。

与此同时，纪录片《上海世博园》和《外滩》在上海开机。前者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牵头制作，导演是参与制作北京奥运会纪录片《非凡奥运》的导演本·史密斯，一个事先定下的基调是，这部片子将“凸显世博会规划所代表的未来上海，以激发全球观众对上海世博会的热情期盼”。而《外滩》则将是导演周兵继《故宫》和《敦煌》之后的又一部作品。可以这么说，它是一部纪录片版本的《上海王》——周兵的精英叙事模式里，老上海等于张爱玲、周璇和杜月笙。

貌似多元化的三个典型视角却只展现了两个有关上海的横截面——除了灯红酒绿百乐门和黄浦江岸气派的世博会中国馆，你还能从中了解到什么呢？

美国姑娘Angela三年前和父母一起到中国旅游，上海是其中一站。“第一天，我们被带到了外滩，导游告诉我们保护完好的万国建筑是老上海的黄金时期；紧接着是浦东，出了江底隧道后，我看到高楼和曼哈顿的没什么区别，而且据说它也在朝着金融中心的方向努力。”

行程只有三天，Angela一家跟着导游走马观花。“我当然喜欢上海，只是不会选择在那里生活。”Angela说。她现在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读经济方面的研究生，“这是一座太虚幻的城市。你也许会觉得三天太短，但在这期间，从没有人告诉过我，能代表上海现在的是什么。”

未必非常准确，却代表了大多数人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观感，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周而复始的拆建运动并且充满期待地迎接所谓的美好明天。过去的辉煌和未来的规划对这个城市而言都显得太过沉重，变化太快的现实也让你找不到能清晰囊括当下的事物。无论是每天上演的延安高架拥堵还是一点点被人为更新的城市格局，它们的存在都是为了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City，BetterLife），那个世博会所许诺的现代城市未来。

HowardFrench曾是《纽约时报》驻派上海的首席记者。在上海的五年间，他用手中的相机参与上海的成长过程。“我最初拿着相机出现在这些街区的时候，吸引了许多注意，很难做我想做的事情。后来，我将重点放在了六个街区。五年期间，我经常去那里，当地人熟悉了我，我也认识了大多的面孔，了解了每条小巷，甚至一些小道。”

他的镜头下，弄堂里的男人光着膀子乘凉，下着雨的早晨，三轮车小贩载着货物穿过棚户区；小孩学着父亲，跷起二郎腿坐在房檐下，身后是贴满小广告的墙壁；穿着睡衣的年轻母亲坐在家门口责骂不肯张嘴吃饭的女儿。

很写实却显然不符合更美好的上海。“中国人经常问我：‘你为什么总是展示我们国家丑陋、贫穷、不讨好的一面？’我回答：在这些街区中，有真正的美，在他们的生活中，有真正的美，尽管它们展示的不是舒适的生活。”令HowardFrench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几年时间，他花了大量时间拍摄的绝大部分街区已经不存在了，它们被作为世博园的一部分进行了动迁手术和再次开发。“这个事实使我确信，我所在做的不仅仅是拍摄漂亮或从美学角度取悦人的东西。”HowardFrench相信，他无意中记录了这个城市处于消失过程的却鲜少被当地人注意的一些生态。

世博会选址在南浦大桥和卢浦大桥之间的黄浦江两岸。两岸总共6.68平方公里的地方是世博会的规划园区，在动迁红线内的，不仅有江南造船厂、南市发电厂、上钢三厂等历史建筑，也涉及周家渡、上钢和南码头路三个街道，需要搬迁的居民多达1.8万余户。

几年前到过上海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记忆，顺着黄浦江向南，过了南江路轮渡站，江水拐了个弯，就会来到一片甚至连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都不熟悉的地方。之前是满目的繁荣，不断更迭的巨型广告牌和高层建筑物上有色玻璃反射的光，那是金融业和轻工业繁荣的直接成果。但这种光芒在瞬间迅速朝身后褪去，江边巨大的船坞、高耸的炼钢炉和斑驳的厂房是标准重工业的青灰色。

在规划这场城市革命的设计师眼中，位于市中心的重工业区已经成为“锈带”，“重建是迟早的事”，世博会带来了一个契机。在与城市的进退较量之中，孕育了城市母体的重工业已明显败下阵来。

现在再看，南浦大桥两侧的景象已截然不同——浦西以江南造船厂原址为主的地区要建一个中国工业博物馆，工业区原貌基本保留；而浦东则基本被夷为平地，只有零星厂房还孤零零立着，世博会的主题馆、国家馆、企业馆和世博公园相继在这里建成。

白莲泾、周家渡，人们只能凭着失去领地的残存地名回忆过去，浦东以最大的可能性摆脱着挣扎其中的最后一片老城区。在上海自由摄影师魏民的摄影报告《拐点》里，它们被称为“消失的第三种老上海”，与此相对应的，是以城隍庙豫园的老城厢为主体的第一种老上海和租界文化背景下的第二种老上海。后两者在城市进程中完成了肌理保护和生命更新，而被工业建筑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城市贫民区，在结束历史使命之前，并没有开展有效的新陈代谢。

一些相当有分量的媒体引述当地官员对这个地区的定义。“工厂盘踞着大部分的区域，还有零散的居民区，有的依厂而建，有的散落在厂房里，零星滋长着”。而那个叫后滩的地方，“是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流浪到上海的灾民沿工厂厂房建成的棚户区。他们的棚户也是用铁皮搭的为多，和工厂的外壳一样长满锈迹，这里的地域特征描述起来简单得过于简陋——没有一棵树，全是歪斜的房子。”

事实上，若按客流量算，周家渡在黄浦江上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大渡口，但20年来这是个被遗忘的角落，没有任何投资和有序规划进入。最现代化的建筑是上世纪80年代初建造的一个菜市场，最高的楼是1986年建成的16层的上钢三厂主楼。

当我将这段文字发给周英看时，她似乎被激怒了。在她看来，这些俯视角度藐视意味的言论是在她下岗的父辈们失去使用价值之后，这座城市给他们的又一记耳光。

动迁之前，他们一家七口居住在浦东新区周家渡。房子是木匠出身的爷爷当年8个大洋买下的平房，她的小叔插队返城时翻修了一次。附近小工厂倒闭后，父母相继下岗，小叔一直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在他结婚添了堂弟之后，家里只得在二层简房上又加盖了一层阁楼，连边角都加起来，有了一百多平米。即便如此，周英一家、小叔一家加上年迈的奶奶，一家7口挤在一起，房子仍然逼仄得历害。在周家渡，几乎每户住房紧张的居民都用这样的方法来化解空间危机，用上海话说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这些被周英定性为“无奈的智慧”的违章建筑，却也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可以制止的。

对于拆迁之后的居住环境，媒体上出现了类似“一步跨越几十年”这样的字眼。“没有这么夸张”，周英说，在5年前最后的一次翻修之后，她家的老屋装上了抽水马桶和空调，“虽然面积小，生活也是很惬意的了。”

不过，对于周家渡大部分的原住民来说，生活显然没有那么轻松。每逢梅雨季节不得不忍受的潮湿之苦。很多居民还用着公共自来水管打水，并使用着手提马桶。有线电视接不到这里，歪倒着的顶楼搭上着自制的土天线，只能收看两三个频道。

2007年在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周英来到了恒隆广场写字楼的一家公司上班。这本是现实版的“上海梦”，周英却极少与同事提及。与外地人无关，“地域主义”是潜行于同一城市的规则，在霞飞路早已升级为滩海中路的年代，出身“上只角”愚园路的仍然有权利鄙视属于“下只角”的周家渡。上海人之间善于把一切异己归结于 “地域”并上升到阶级的高度。

按照政策，周英家按人头一共分到了位于三林世博家园的两套回迁房和一些现金。这个待遇和邻居们相比，算是中等。不过，如果不在世博会的红线范围，周英家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内搬出棚户区住进楼房。

浦东的三林世博家园距市区大约5公里，从位置上看，还属于中环之内，相比搬迁到约20公里外浦江世博家园的浦西拆迁户，已算幸运。

城市快速演进过程中思维的跟进是一个非常难的命题，仰赖其中的归属感并不都能实现。每座城市的扩张都必须面临市中心原住民的新一轮洗牌，上海和北京都不例外。作为国际大都市的被迫多元化，在上海，“内环说英文，中环说普通话，外环说上海话”的说法颇为流行，围城内外的态度分别是自我嘲讽和以此激励。

三林是人文形态的大片试验区。动迁基地带来了众多的老上海人,而城市外围价钱相对低廉的新商品房又吸引了许多新上海人入住。

这是现状，但一切又都是流动的，这个城市永远进行着更吸引人、新老上海人共同经历的“现在”。在浦东第一高楼环球金融中心旁边，名为“上海中心大厦”的项目正在施工，高达632米、状如火炬的楼体将在2014年竣工。“第一高”在几幢高层建筑之间接力，也只不过是几年之间的事。

《纽约时报》记者指向性明确：“要知道，它比纽约帝国大厦还要高将近65%。这幢潜在的高楼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中国龙。”

无法冷静的是世博会背景下的上海。可以预见的，是相继效仿的同质化城市以及持续膨胀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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