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炖边角的八卦美味
经济观察报 特约作者 丁杨 翻开黄灿然的 《格拉斯的烟斗》最初几页，忍不住想起黄集伟的“语词笔记”或“读书笔记”们。“二黄”都是任万千语词、资讯过眼而深知取哪瓢饮的有心人，他们的角度和取舍在信息海量到令人窒息的当下算是难得。哪怕阅读这样私人化的事，偶尔借助“二黄”这样的慧眼，也没什么不好。
《烟斗》里的文章大多只占一页篇幅，偶有两页甚或三页的，显见是港报专栏的标准字数。用这么短的篇幅，完成引文、缘起、解读、评价、调侃等任务，还要筋道，还要不那么水，其实相当考验作者的新闻敏感与表达、思辨能力。我未认真统计，但大略觉得《烟斗》中话题发端，多自西书、外刊而来;当然，黄灿然对港台、内地的“阅读”也相当不薄。他庞大而驳杂的阅读量在这些小文里清晰可见。每篇文章缘起各异，读书阅报上网都能带给他灵感，再风雅的文坛也有笑料，再端庄的大作家也难免鸡零狗碎，这些“边角料”在他看来自是最有滋味最堪咀嚼的美味。
书中我最有共鸣的并非关乎作家、作品、文事、八卦的章节，而是《心里有一本书？》。文中说美国有个民意调查，显示81%的美国人都觉得自己内心怀揣一本书，而且值得写出来。我不知道在基本生存状况上仍然操心的中国人有多少想写本书的，起码在我的交往范围，多是写字为生（我并不认为这和真正的“作家”有什么关系）的朋友，认真也好玩笑也罢，一部分人前赴后继地出了书，另一部分也未必不觉得自己有本书始终委屈在心里、电脑里。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想写一本书，尤其是当很多真正写了些书的人实际上心里并没有一本书——至少没有一本别人会在乎的书的时候？”黄灿然这样问，美国散文家爱泼斯坦这样答，“很多人以为自己可以写一本书，其背后原因是三流书实在太多了。因此，从不远处看，写一本书似乎是件挺容易的事。毕竟，当我们读了一本坏小说之后，不知多少次想过：我也可以写得这么好。令人悲哀的事实是，我们真可以写得这么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