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

2009-10-16

施健子

经济观察报施健子/文 国庆前的文化娱乐市场几乎是一场竞赛，50部献礼片中，除了《建国大业》，其余的49部都在争当票房亚军；而经常光顾报刊亭的人应该可以发现，在最近的两个月里，所有的媒体都在用他们惯用或生疏的声调来宣传新中国的60年。而且无论是财经、政治或是我所熟知的生活方式，关键词都是“变化”和“成就”。

“五十年代手电筒，六十年代收音机，七十年代电视机，八十年代电冰箱，九十年代洗衣机，2000年是Web2.0……”这是媒体喜闻乐见的形式，在精减掉引述的隔壁老王所说的大量煽情词句之后，可以简称为一部中国家用电器编年体。不难猜到作者的意图，物质生活的进步是观察整个60年生活方式最直观的坐标。只是，生活并不是简单地从布拉吉连衣裙到名牌手袋的过渡，掩藏在物态和数据下细腻的情感在这种粗糙的总结中消失殆尽。作为上层建筑的衍生物，生活方式理应带有强烈的国别属性、年代特色和体制痕迹，如果抹去纪年不看，收音机到电视机的进化亦可以代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的美国，只是时间上比我们提前了大约50年。

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我们想要探究的，是在物质丰富的过程中，我们又有着如何的心态区分？它决定了我们在某个年代里有着怎么样的流行和生活方式。它的变化，不难得出各个时期不同文化力量的博弈、塑造乃至回归的形态，以及一系列历炼之后鲜活的中国生命力。它的复杂，又岂是可以用一条线概括的？

每天早上，我都会穿过和平西桥来到位于和平里的报社上班。这片1952年为纪念在北京召开的 “亚太和平会议”而命名的社区，是当时的苏联专家楼，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它们被分给了各个单位的职工居住，完整保留下来的诸如总政社区、冶金社区等名称，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的最好的注脚。

如今居住在这里的大多数人依然坚守着原来的生活方式，到早市买菜、骑车上班、像以前那样参加社区组织的乒乓球赛——虽然从这里只要向北走十分钟，就可以到达北三环，一路之隔的生存法则换成了写字楼、股票交易所、大型商场，还有穿着时髦的男女。

北三环附近有一条沿护城河而建的元大都酒吧街，经营状况与河水清淤进展成正比，虽然如此，光顾此地的年轻人还算多。入夜，当DJ开始播放莱纳德·斯凯纳德（LynyrdSkynyrd）乐队的歌时，吧台附近的中国女孩和着节拍一边唱一边扭动起来。

他们与父辈有着不一样的生活，三年一代沟的俗语在中国不仅指的是年龄产生的心理距离，还有短时间内生成的生活背景差异。当你漫步于北京这座几乎永远都在变化的城市，大部分地方塞满了混凝土住宅楼，它们以一排排模糊的窗户和裸露室外的空调部件为标志，耸立于阴沉的天空，高档百货的橱窗里展示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品牌，巴黎的女装和意大利的男装最为盛行，一如当年流行的苏联装。“生活无极限”，门口高悬的广告牌上的醒目字体教育着人们的生活。

“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拼命想抓住未来，但未来是什么，他们不知道。”1949年2月的《时代》周刊上，美国人如此描述中国，他们并没有想到同一个政权下的60年后，中国会拥有如此生机。不过，对于生活于此的大多数人来说，未来仍然存在另一种的不可控。

事实上，我们很难用眼睛所能触及的片断来囊括现在的中国以及她的飞速变化，但还是不断有人尝试着深入到古老文明的肌理，在政治、经济之外的领域用他们的语言来影响中国。设计师们翻出已经消失几百年的纺织技术，展示复活的中国宫廷服饰；大型的团体表演在中国条件允许的各个地方里极为盛行，延续张艺谋和谭盾所开创的感官中国；中国暂时没有领先的创意能力，却有着全世界最顶尖的当代艺术，那些被我们熟知的，也让我们被人所熟知的丑陋在画家的手指中得到无限放大。他们渴望在行进的途中用意识渗入的方式建立新的生活秩序，排除其他文化的强势介入，让中国特色的怀旧和乐观得以并存，并在未来生成一种叫文化自信的东西。

这不是我们习惯的中国，却是朝着被期待方向正在被建立的中国。这是外国人很难理解的一件事，在短短60年之间，中国人的心理和价值观可以包容如此之大的颠覆和重塑。物质刺激下焦躁的社会心态在近20年来愈演愈烈，这种心态下的某些瓦解和突破相对而言却是积极进步，我们的生活才得以如此多样地存在，无论是模仿、彷徨还是失落，过去的和我们正在参与的，组成了前所未有的寻找自己的年代。

现在仅仅是开始。在我们对话的人物和群体中，知名度并未作为甄选指标过多考虑，我们更关注他们在转型社会中所扮演的思想和力量以及在这其中存在着的重复和相似。张艺谋和张晓刚的艺术梦靥；谭盾和吉平生的异国探索；几乎在同一个时候，张路和薄涛带着梦逃离了可以预见的生活，而他们的所得与绿色和平的中国历程又代表了多少观念的转身……他们的位置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只是谈了冰山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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