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是一种征服的力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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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2-03

刘秋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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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刘秋雯/文 回首2006年的中国电视，我们几乎可以将这一年称为 “百家讲坛年”，在国宏宾馆那个三尺见方风云际会的讲台前，此后几年在中国图书出版市场上占据了半壁江山的 “大佬”作者们，此时刚刚出道，讲述时甚至略带几分不易察觉的青涩。这一年，阎崇年剖析清十二帝疑案，纪连海细数清朝二十四臣，马瑞芳说《聊斋》，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王立群调侃汉代风云人物，而《百家讲坛》迄今为止最为成功的两位主讲人——后来被马瑞芳戏称为 “万卫（《百家讲坛》制片人）麾下金童玉女”的易中天和于丹，也正是在这时，站上《百家讲坛》，并分别凭借《品三国》和《论语心得》一炮而红。

还是在2006年，《百家讲坛》和《百家讲坛》的主讲人们，一举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开始面对此后纷纷攘攘的争议和层出不穷的新闻。这个制作成本低廉，演播室狭小，在央视十套（科教频道）午时和子夜的非黄金时段播出的科教文化类节目，奇迹般地火了。甚至在其后几年的出版市场上，“百家讲坛主讲人”成为一个出版畅销书的可靠保证。

改版之路

2001年7月，当《百家讲坛》随着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的诞生而开播时，它的制片人和策划们可能都未曾想到，这个受众定位为高层次高文化人群、因领导的传统文化情结而被设立的节目，有朝一日会飞入寻常百姓家，甚至成为一个所谓“现象”，被人们关注和谈论。

那时的《百家讲坛》，被谐谑地称为电视版的“百科全书”，它的口号是“办一所开放的大学”，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到饮食起居、养生保健，只要与学术领域沾边，都在栏目的选题之列。而相较于后来的高中老师（纪连海）都能上坛开讲，早期《百家讲坛》的门槛也绝对高，主讲人都是学术大家，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周汝昌、叶嘉莹、霍金，这些鼎鼎有名的学者都位列那时《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名单上。

但是，这些顶级学者们并非专为《百家讲坛》开讲的，那时的《百家讲坛》，甚至没有自己的演播室，编导和摄像们扛着机器“打游击”，哪里有知名教授的讲座，他们就出现在哪里。呈现出来的节目自然可以想象——翻版的大学教学课堂。

观众用遥控器对这种单调乏味的讲述方式进行了唾弃。在科教频道综合评定中，《百家讲坛》经常垫底。“大杂家的风格，难以培养观众的忠诚度。”对当初栏目遭遇的坎坷，现任制片人万卫这样分析。2003年，央视推出“栏目警示及末位淘汰”考核机制，收视率徘徊在科教频道最末几位、有时甚至接近于零的《百家讲坛》，似乎就要静默地在屏幕上消失了。

救场的人是阎崇年。2004年5月，由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主讲的《清十二帝疑案》在《百家讲坛》刚一播出，便受到观众的热烈追捧，收视率一路飙升，持续在科教频道一周收视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栏目组因此而看到了曙光。2004年9月新上任的第三任制片人万卫将《清十二帝疑案》作为“范本”仔细研究。他感到，在清朝“戏说”戏充斥荧屏的同时，观众探究历史真相的愿望变得更为强烈，而在这时，有魅力的主讲人以不断设置“悬念”的独特方式“正说”历史，就自然而然地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这次改版也似乎奠定了，或者说注定了，《百家讲坛》的策划核心——“借力”。具体到节目的策划来说，是借清宫戏热播的力正说清史，借刘心武揭秘《红楼梦》惹争议的力讨论中国古典文学，借建国六十年的力讲述红色经典，而大到节目定位，则是借传统文化复兴的力讲述经典和历史——恰巧也是在2006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首次超过2000美元，大众对传统文化进行了解和认可的心理需求广泛而强烈——《百家讲坛》逢其时，找到了差异化竞争的蓝海。

争议：学术娱乐化

从《百家讲坛》受到大众关注的伊始，从未间断的争议就和叫座率一样高。而最大的争议，集中在《百家讲坛》的讲述方式上。人们质疑它不够学术，有人说它挂着学术的“羊头”，卖着娱乐的 “狗肉”；有人说它躲在“讲坛”的旗号下“娱人子弟”甚至“愚人子弟”。于丹被人们抨击为把传统文化炖成了一锅心灵鸡汤，易中天得了个“学术超男”的绰号，还拥有了很多粉丝，和“玉米”、“凉粉”相似，他的粉丝们自称“意粉”或是“乙醚”。

面对这些争议，《百家讲坛》倒是一直波澜不惊。在万卫眼里，他的节目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坛，只是面向大众、传播大众文化、提升大众素养的节目，所以《百家讲坛》最重要的关键字不是“学术”，而是“传播”，他必须保证他的节目能够使观众们的遥控器定格。

于是，对这个只有一张桌子一个人的节目而言，选择什么样的主讲人是最重要的核心，主讲人的成败直接决定了节目的成败。对于这个问题，《百家讲坛》一直有着自己的标准，并且很坚持。实践似乎也说明了这份坚持并非顽固不灵，而是匠心独运。易中天曾经撰文细述了《百家讲坛》主讲人需要具备的特点：“有学问，有见解，有个性，会讲课，这就是《百家讲坛》选择主讲人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中，学问甚至不是被放在第一位进行考量的。很多教授在《百家讲坛》讲述的内容并不是自己的研究方向，而纪连海更只是高中历史教师。但他不正襟危坐的轻松讲述方式，是大众能够广泛接受和喜欢的，于是他站上了《百家讲坛》并成名。万卫所做的是搭一个台阶，让那些专家、学者从高高的学术论坛上走下来，下到能蹲在地上，甚至是一屁股坐在地上给观众讲课。这对消解中国专家们之间隔膜深厚的研究领地观念，增加他们的公共意识都有着一定的意义，乃至对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培养和产生也有着正面意义，尽管这种意义并不能立竿见影地体现出来。

但是真正能放下架子，把正史讲得好玩的人并不多，主讲人是节目组一个个“淘”来的，有时候“淘”来一个人，甚至要耗费编导们几个月的时间。《百家讲坛》有着一整套“淘”主讲人的流程，首先由全国各大高校推荐一些学术上过硬的老师，他们被要求每人对着摄像机讲10分钟以测验表达能力。通过这关之后，节目组会与主讲人研究选题，请他们试讲自己最熟悉的课题并录制，但不在电视上播出，只是供栏目组进一步研究。只有在通过这关之后，主讲人才能真正出现在《百家讲坛》的播出带上，节目组会给主讲人选定一个非常小的主题，只有四五讲，播出之后以观众的反应来最终确定，由哪位老师讲什么选题。

还有的主讲人则是凭着编导们一双双训练有素的慧眼发现的，比如易中天。因为著作《读城记》的广泛影响，易中天登上了凤凰卫视的《纵横中国》系列节目。《百家讲坛》的总策划解如光看到了这个节目的《湖北篇》，当时别的嘉宾学者都一本正经，而易中天在大讲武汉街头的热干面，让他眼前一亮。于是中文学科的易中天与《百家讲坛》一拍即合，开始讲述历史故事，从《汉代风云人物》一直讲到《品三国》。

节目组找主讲人找的纠结，而主讲人和节目组也有很多磨合的痛苦。口播类的节目必须要有悬念牵引，像好莱坞大片那样照顾观众的情感需要，3到5分钟设置一个悬念。而《百家讲坛》实际上就是按照戏剧化的结构来做的，他们需要主讲人把学术成果变成“剧本”，注重悬念性、单线条和戏剧性。专家们在象牙塔中习惯了严谨的治学方式，对大众传播的需求并不了解，也不适应。于是编导们就要与专家沟通，尽量按节目的要求做，万卫把这个过程比喻成“培训主讲人”，培训他们的编剧能力。

于是，在百家讲坛讲《聊斋》而出名的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马瑞芳将《百家讲坛》喻为“那张魔鬼的床”，它的尺寸就是“传统文化，服务大众，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不管你是多大的名家，上了这张床，都得磨到合乎尺寸，而“培训”的过程就是，长了截短，短了拉长。本来只研究努尔哈赤的阎崇年被节目组要求讲清十二帝。心存疑虑的他开始并不同意，经不住节目组的反复劝说，最终还是讲了“别人的11个皇帝”。而在节目组编导魏学来告诉马瑞芳应该怎么讲时，她的第一反应便是：“照你说的这样讲，还有学问吗？”但最终她还是被说服了，用《百家讲坛》“以悬疑始，以悬疑终”的方式讲课，把聊斋说得“仙气十足”。节目播出后，获得了她小学三年级孙女的表扬。

不论怎么说，《百家讲坛》的火爆确实让人们与逐渐远离他们的经典名著重新建立起了亲密关系，当年《于丹<论语>心得》的畅销甚至带动了《傅佩荣细说孔子》等书籍的销售。即使是反对它的人，也不得不尴尬地承认这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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