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王隽/文 在英国，34岁的KresseWesling经营着一家只有两个员工的社会企业Elvis&Kresse（E&K）。她走访咖啡店、消防局、超市储物间，收集装咖啡豆的麻袋、废弃的消防橡皮管、超市购物袋等等别人丢掉的“垃圾”，然后找来设计师，根据材料的特质做成时尚的腰带或者钱包出售。不要小看这三个人组成的公司，因为Kresse擅于经营，灵活地调整收购策略和营销手段，她的E&K在去年收获了20万英镑，没有任何的捐款，Kresse用良好的商业运作养活了两个大学生，解决了社区里的垃圾回收处理问题，还和Costa咖啡店签署了基金分配的计划——咖啡店拿一部分钱去帮助咖啡农，而E&K通常将产品收入的一半，捐助给向它提供废料的合作伙伴下属的一家慈善机构。

这是英国发达的社会企业体系中非常平常的一个个体，因为多年来良好的培训与实践，让社会企业成为了许多人主动选择的工作方式，而相比起帮扶贫困老人、培训智障青年的职业技能等项目，环保型的社会企业会更多地依赖知识与技术，自然有更多的年轻人热衷于此。

在上周，英国文化协会（TheBritishCouncil）举办的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颁奖礼上，有三个环保项目分享了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赞助的20万人民币，从还在构思阶段、没有正式投入运营的CBD地区“绿色垃圾桶计划”到已经运行三年的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博雅文化协会，这些项目获得基金会赞助的理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与过去基金会把钱直接交给贫困地区、需要帮助的人群不同，现在资金的流向已经转移到了更优化的商业模式、可持续有潜力的创新设计上。

许婧伟说起这个绿色垃圾桶计划，是源自她的生活方式。她以前的办公室在商住两用的小区，大家有把垃圾桶里可回收的物件儿分拣出来的习惯，每个月都可以卖几十元钱，后来搬进了写字楼，门卫禁止收废品的人员入内，只好放弃了分拣。不甘心的她开始调查研究北京市垃圾处理的情况，数字一如既往的触目惊心——一年的垃圾总量有600多万吨，而北京市的处理能力只能够完成一半，别人看到了危机，她看到的是商机。

许婧伟的想法是把绿色垃圾桶放到高档写字楼的每个白领脚下，教他们简单的垃圾分类，因为办公垃圾的种类很有限，所以分起来并不复杂，然后向物业与后勤部门购买绿色垃圾桶里的垃圾，再通过招标的形式寻找垃圾回收合作公司，最初的盈利模式是挣得差价。从2008年就已经开始“零资本”创业的他们已经完成了小规模的试点，这次在英国文化协会拿到的这笔钱也许会把许婧伟和她的团队带到建外SOHO或者万达广场等写字楼集中的区域，去进行真正的市场磨练。

基金会的资助不仅仅帮助许婧伟这样的年轻创业者走出第一步，对于滑闻学来说，这笔钱是能促进他的企业进入良性发展的状态。年长的滑闻学就是巴彦淖尔人，从小生活在湿地，对环境变化体会很深。他从2007年开始做湿地保护的项目，希望可以用自然的旅行方式引导人们真正了解乌梁素海湿地鸟类的生活，而不是坐着景区里有巨大马达噪音的大船“入侵”湿地。2008年他拿到了阿拉善生态协会和联想公益创投计划的基金，尝试着把居住在湿地附近的人们拉入到拯救湿地的行动中，通过社区参与观鸟的引导活动，把保护湿地环境的理念传达给当地的居民，这个群体的力量是滑闻学非常看重的。

在三年的运营时间里，除了要想办法吸引更多的人对乌梁素海湿地感兴趣，滑闻学还需要和当地政府积极的沟通，环保局、农业局和少数民族事务局都要常常去协商，为了尽可能简单地表达自己在做的是有价值的事，基金会的资助无疑是他“谈判”时的一个重要砝码。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主业不是环保的企业，也在今年的申请中增加了环保项目，比如上海的欣耕工坊，在帮扶贫困群体就业的主业上加入了利乐包装回收再制作的环节，失业的妇女们将牛奶包装盒变成杯垫、书签等小商品，欣耕工坊为她们的作品打理商业平台，这和KresseWesling做的事非常像。虽然和E&K的年入20万英镑相比，她们的收益可能太少了，毕竟中国的环保型社会企业才刚刚起步，但是好在有基金会的帮助，做环保不差钱也不算是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