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施健子/文

去年的冬天特别长，朋友们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蜷着取暖。快到立春的时候，李孟夏觉得应该把大家从蛰伏状态中拉出来，“你没听《立春》里王彩玲说，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我就很失望，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大家对于春天一直有期待。”李孟夏抓住了一群蠢蠢欲动的心，和画家好朋友申玲一起，办了那一场生香活色的派对。

好多直接通知和间接串联而来的朋友，200多个人挤满了今日美术馆的一个局促空间，褪去冬装，里面都是鲜艳的春天色彩，还有朋友给组织者李孟夏设计了一顶“鸟巢”状的帽子。局外人无法理解的是，无非就是香槟红酒马天尼，无非是不真诚的告白和肤浅的寒暄以及圈内习惯性的八卦，还有抬头不见低头见或者永不再见的这些人。但李孟夏说：“可是总是有一些我们说不清楚的东西在那个觥筹交错的夜晚点亮了内心。”

李孟夏的办公室挂着几幅小画，是申玲画的，画的他们几个朋友，举杯共饮，这基本可以宣告的是，他和他的大多数朋友，都是城中的派对动物。他递过名片，好几个头衔，挤着一长串，排在第一个的是现代传播集团的董事长特别助理。你可以从他的手机里找到很多熟悉的名字，被他分为好几个群组，比如才子、佳人，不同的派对内容，他群发到不同的组里。

派对起初是西方上层社会为了获取社会认可和扩大社交圈的一种方式，甚至逐渐演变为固化的社会时尚，人们纷纷将参加高级派对作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而到了现代，派对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属，而是以更为鲜活的方式，进入了普通生活或者成为一种商业手段。

没有文化的先天基因，很多人对派对的了解始于商业活动。得益于中国消费与时尚产业的兴起，时尚品牌、商家、公关公司、社交搞手一起联手，名媛、模特、演艺明星等等共同参与，谁都参加过那么几场。因为目的一致，这类活动存在着共性，比如规模都比较大，参与人数众多，举办地大多装修豪华，来宾们无论是身份还是着装都参差不齐，穿晚礼服和穿凉鞋的都找不到太多归属感，基本是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放大版，如果不是非常热爱和习惯这样的交际方式，多半在看完讲话和演出之后就提前离场了。

作为媒体工作者，李孟夏工作的一部分便是参加商业的派对。他的经验是，“你永远要有珍惜自己时间的内心守则，一个再无聊的派对也不能够耗费我们的宝贵时间，最不济的派对上，你也可以交换五个陌生人的名片。如果你觉得整个场子太过外向，你有些格格不入的话，去找一个像我这样热情的家伙，他会把你立即介绍给一圈人。更进阶的技巧是，去找那些显然比你更安静的人聊天！好处往往是出乎意料的。”

派对达人李孟夏也做过很多错事。记错过派对的日期，把自己打扮得像棵圣诞树出现在空无一人的活动场地；穿错过衣服，到场后希望在场所有看见他的人瞬间失明，又或者干脆能化作土行孙遁地而逃；大脑瞬间短路，突然记不起正热情四溢地站在面前同他对话者的名字；在派对前去吃羊肉串，满场的高级香水都盖不住强大的腥膻味，只能任人鄙视。

不过这样的交际行为本身往往被赋予社会活动之外更多的意义，那些灯红酒绿和珠光宝气，远非只是让你观光体验逗趣。派对是极其功利的名利场，每个人都是寻找突破口的机会主义者，是寻找猎物又装作猎物的城市猎人，为的不是事业就是爱情。

除此之外，在中国，以家庭和朋友圈子为单位的私人派对并不是太多。一方面是场地局限，有个三室一厅就算是“豪宅”了，去哪里找可以喝酒的泳池畔？另一方面，就是年轻人，对于端着杯子聊天的方式也不是那么适应，没有热食，也没有饭后的“三国杀”。在我们的城市生活中，其实有太多更为密集的选项来沟通情感。

不过即便如此，家庭派对依然在小范围内得以流行开来，以一种保持距离的舶来方式，最初的目的是让现在家庭中的孩子体验他们未曾感受过的“窜门”。

零点咨询的袁岳很看好这块市场，他在帮助一些家庭示范和培训如何进行、管理这样的派对，如何做合格的男主人和女主人。他认为，在自己家的地盘上展现诚意是我们原本应该具有的基本能力，人们要把这个能力释放出来。更要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下一代，让他们知道，家庭也是一个相当社会化的地方，让他们从小就能自然对待社交这样的正常社会活动。

听起来似乎是一项有意义的家庭活动。但细究起来，做客与接待客人，在我们的父辈以及更早之前，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更不需要以非生活化的刻意手段进行，疏离情感的自然发生方式，掩盖城市生活中我们日益缺失的对他人的信任和渐渐模糊的集体意识。

曾经有一篇文章里说过，所谓交际的主体就是一群熟悉的人加一群陌生的人，一群男人加一群女人，一群搞艺术的人加一群爱艺术的人，一群风雅的人加一群附庸风雅的人，一群忙里偷闲的人加一群游手好闲的人。如果说有谁比他们更需要派对，更需要被定义分类，答案就是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