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年20日，从“间谍门”事件中脱身出来的吴敬琏出现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举办的论坛上，在深思熟虑之后，他第一次比较详尽讲述了自己对本次金融危机的系统性看法。当时，阴霾密布，人心飘摇，连格林斯潘都认定这是1929年以来最大的金融灾难。人们迫切地想听到老练的吴敬琏的声音。

他在演讲一开始就说了三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健体强身，自求多福”。第一句话说的是美国，第二句是中国，第三句是应对之道。

他分析说，当今的世界金融系统出了大毛病，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美国，美国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储蓄率太低，储蓄率从来没超过10%，怎么维持经济的运转？它就利用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用这种方法借全世界的钱来投资和消费，维持一个很高的生活水平，这样就造成了全世界的流动性泛滥。

关于中国当前困局，他不同意是“突降灾难”。他说：“现在有一个说法，没有人想到2008年中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突然就爆发了，在政府里面有人这样说，经济学家中也有人这么说，在我看来不是这样的。这就讲到了从本世纪初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种增长方式一定会造成内外失衡，现在就是这两个内外失衡碰头了。这种增长方式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靠要素投入来支撑增长，另外一个特点是靠出口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前者造成了很多恶果，使投资率不断提高，而消费率不断下降，而且投资的效率不断下降，金融系统内的潜在不良资产大量积累起来。后者，就是大量的商品出口，辅之以本国货币贬值。”

接着，他再次重复2006年做过的分析：“1994年外汇改革之后，人民币深度贬值，这就标志着全面转向出口导向政策。跟其他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一样，在成功执行了10多年之后，就必定会出现外汇存底的大量积累，本币升值压力增大，贸易摩擦加大。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实现汇率形成的自由化（市场化）机制。我们在这方面的改革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到2007年6月，中国外汇储备就超过了1万亿美元。大量的货币发行和流动性泛滥的结果不外是三种情况一是资产价格上升泡沫形成，二是CPI（消费均价指数）上升诱发通货膨胀，第三种情况就是二者兼而有之。于是，房地产价格和股价猛烈上升，在一开始，我们把它看成是形势大好，后来发现控制不住了，就想用行政的方式把CPI用各种方式管住。现在，CPI管住了，可是股市、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另外企业产品出场价格指数（PPI）倒挂了，实体经济整体萧条，终于成了一个疑难杂症。”

在剖析了国内外局势后，吴敬琏提出了“标本兼治”的应对之道：“标就是运用我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稳住市场，不要让它崩盘，而且尽量保持大部分中小企业能够继续运转，但是根本问题还是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这里，吴敬琏又回到了他一贯的主张—“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强身健体、自求多福。世界经济的格局不可能有大的改变，我们至少不要当冤大头。自求多福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转变增长方式，转变增长方式的症结在于制度性障碍，所以要真正实现转变就是进行改革，消除制度性障碍。”

日后发生的事实表明，吴敬琏的建议并没有成为主流意见而被政策部门采纳。

10月28日，上证股指跌到1 664点，市场信心全失。从11月份起，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四大商业银行开始大举放贷，每月新增贷款成几何级增长，11月新增额为4 769亿元，接着是7 400亿元、9 000亿元、1.07万亿元，到2008年3月放出空前的1.89万亿元天量。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6月的8个月中，新增放贷总量近8万亿元，掀起了一个至热的投资狂潮。这些贷款中的八成以上被大型国有企业所获得，而投资方向则为铁路、公路和各项基础建设设施，民间戏称“铁公基”。在资金突然巨额放松的情况下，股票市场率先活跃起来，在2008年的上半年，中国股市放量振荡，一扫前期低迷，增幅为全球第一。房地产的表现更是惊人，它以出人预料的速度回暖，各大城市的土地拍卖相继创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地王”价格。

在中国的投资热浪拉动下，全球的能源价格也立即上弹，铁矿石、石油和有色金属等价格扶摇直上。在很多人看来，在哀鸿遍野的金融危机笼罩下，中国经济再一次“奇迹”般地率先冲出了危机。

对于这样的景象，吴敬琏并无喜色。在他看来，有两个问题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是，宏观手段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边界到底在哪里；二是，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长期发展中的问题。

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的政策取向，实际上，是对2004年那次宏观调控政策的又一次固化。它最终呈现为三个特点；第一，“宏观调控以行政调控为主”成为政策主轴，“看得见的手”变得越来越强大；第二，经济增长主要倚靠巨量投资，而不是着力于转变增长模式和产业升级；第三，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中央企业得到偏执性的扶持，民营企业被边缘化。

在金融危机最动荡的时刻，欧美各国政府纷纷出手拯救经济，连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将一些陷入危机的银行收归国有化，由此，国内经济界再次出现国家主义思潮强劲回归的迹象。2009年3月3日，吴敬琏在《经济观察报》上撰文《如何定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从经济史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学中两个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是在自由市场机制，即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范围内进行的，这并不意味着有哪一个学派主张回到政府包办一切的计划经济旧体制去。即使他们支持对某些企业实行国有化，那也只是一种短期的应变措施，而不是一种长期的制度安排。20世纪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提示我们：在市场制度范围内，明智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适宜边界，是经济稳定运行和长期增长的一个重大问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确定。”

进而，他将笔触回到了对当前政策的反思上：“我们还必须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中国，人们常常把宏观经济管理（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混为一谈。假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实际上等于复辟命令经济。这不但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和损害经济的活动，还会带来强化寻租环境、使腐败活动泛滥等恶果。这是必须坚决制止的。”

到了10月23日，在上海的“2009浦江创新论坛”上，吴敬琏在演讲中批评说，4万亿经济方案，实际上打压了民营企业，不仅没有起到拉动民间投资的作用，还产生了挤出效应，产生了“国进民退”。他引用调查数据说，70%以上新的技术创新都出自小企业。“如果我们热心于创新的话，一定要帮助小企业上来，给他们信心。”

除了对宏观调控的方式提出警告之外，吴敬琏的另外一个担忧是，如何解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正如他在2007年8月那次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问时所预料的，大量的放票子一定会形成“空前繁荣”，然后接着就是资产（房地产、股票）泡沫和通货膨胀生成。如果体制性矛盾无一得到解决，新的、更大的危机将会如影随形，如期而至。

2009年6月30日，他在一份送交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问卷答案中写道：“目前对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看法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对我国经济近年来困难成因的不同分析。主流的意见把困难成因归结为以美国金融泡沫的崩溃和由此导致的中国企业出口订单的减少，认为我们只要用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创造足够的需求，来维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待到西方国家经济走出困境，增加出口，中国经济就可以全面复苏。”

面对上述意见，吴敬琏认为“不符合实际”。他仍然坚持在2008年9月的那次上海论坛上所给出的结论，认为是美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及中国经济粗放增长模式相互作用的结果。接着，他对两个非常流行的观点进行了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