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帝国兴衰的气候密码系列之马背民族的迁都伟业(上篇)
图门巴雅尔
2010-11-22 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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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后礼佛图

经济观察网 图门巴雅尔/文 本文之开端,须着墨于大洋彼岸的美国。一幅来自中国洛阳郊外伊水河畔的浮雕,裂身两处,一段安身于纽约市艺术博物馆,另一段矗立在堪萨斯市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如果有幸将其合二为一,隔着厚厚玻璃窗,凡我华夏子孙都会心痛。痛不止在艺术品的命运多舛,浮雕中人物实乃可歌可泣的一位悲剧帝王。

北魏孝文帝的“武装拆迁”

这是一个怎样恢弘又含蓄的场面……

浮雕一段,刻一位帝王,头戴冕旒,身穿衮服,在诸王、中官及手持伞盖、羽葆、长剑、香盒的近侍宫女和御林军的引导、簇拥下,缓缓行进的场面。另一段构图类似,刻一位贵妇莲冠霞帔,一手拈香,后随两个戴莲冠的贵妇,在众宫女的前导、簇拥下迎风徐行,方向与北段相对。图中人物密集重叠,顾盼照应,既浑然一体,又有丰富变化。整幅浮雕采取横向构图,人形处理因此显得颀长,并略带向前的倾斜感,既保留了盛典中的帝王生活气派,又带有飘然如仙的宗教意味和凝然静谧的心境。同时,宫女们含睇若笑,娇慵前行的姿态,与整个虔敬肃穆的氛围形成了含蓄的对照却又沟通人世和天界。

浮雕合并,名为《帝后礼佛图》,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惨遭斧斤之劫,“走下”洛阳龙门宾阳洞,此前,帝王和他的皇后已伫立石壁逾1400年之久。他的名字叫拓跋宏,庙号高祖,谥号孝文帝,他的帝国史称“北魏”,版图东起大海,北接大漠,西抵葱岭,南逼江淮。公元5世纪后期的欧亚大陆,西有“上帝之鞭”匈人阿提拉,东有拓拔鲜卑人,均发迹于欧亚草原深处,铁骑燃起燎原之势,摧枯拉朽,大有混一各自地理版图(阿提拉的帝国与西欧隔多瑙河对峙;拓拔鲜卑的北魏与南朝划江而治)之气象。

当孝文帝实施改革,推进拓拔鲜卑这个马背民族汉化之际,距离强盛空前的隋唐大帝国出世已不足百年,而隋唐帝族杨氏、李氏可追述的祖先(包括姻亲),此时此刻不过是拓跋宏朝廷的小吏或戍守边疆的低级军官。直到近代,西方史学界仍有人称呼唐朝为鲜卑人后裔……唐的建筑和乐器,现世尚有留存,甚至唐人街、唐装遍迹全球,然而“鲜卑族”早已人间蒸发,其消失的历程却要从这个马背民族一代英主孝文帝的迁都说起。

1500多年前的阴历九月,孝文帝在境内着急军队20万人,号称“30万”,南伐齐朝。大军从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行至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

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又出来阻拦。孝文帝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怎么样?”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孝文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

一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

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

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孝文帝驳倒了。最后,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

孝文帝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么。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什么我就不能迁呢?”

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孝文帝为什么要迁都,而迁都大计为何要假借南伐敌国之机实现呢?

北魏拓跋氏于天兴元年(398年)正式定都平城(治今山西大同市),并把大同盆地及临近地区划为京邑地区。从天兴元年至皇兴三年(公元398-469年),多次组织成一定规模的移民迁入京邑地区。据近年各种研究的估计迁入人数在100万以上,其中相当部分的人口是原来农业地区的居民,迁入平城地区后仍从事农耕生产。孝文帝在太和十七年(493年)把首都迁到洛阳,农业繁荣一时的平城地区就此消寂,直接影响该地区的土地利用和农牧过渡带的位置。在历史学研究的角度下,通常把的太和十一年(487年)的平城地区严重干旱看作是影响迁都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该年的干旱实际上是一系列旱灾影响最严重的一年,造成平城地区一半以上的人口外出就丰。

研究该年前后有关干旱情况的主要记载发现,在486-493年间该地区一直处在严重干旱的困扰下,因此,在平城迁都的前期,气候上连续干旱是促使迁都行动的重要条件。除了干旱问题外,还有气候寒冷问题。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每十年记载的寒冷事件,从多项拟合曲线可以知道该寒冷时期由两个冷谷构成,而迁都前期正好处在第二冷谷的前沿。此后十年的寒冷事件频率达到高峰,有关严寒霜雪的记载达14次,其中不乏罕见的陨霜事件。如景明元年(500年)六月丁亥(阳历8月1日),和八月乙亥(阳历9月18日)雍、并、朔、夏、汾、司等州大范围异常的暴风陨霜。就在这最冷的十年前,北魏迁都洛阳。这倒不是孝文帝有先见之明,实际上大同一带已经感受到了气候变寒的影响。关于北魏迁都的原因,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得直接了当:“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风沙常起,将迁都洛阳”,高度概括了影响迁都的气候原因。

气候的恶化,直接影响了农业社会的根本,严重威胁了帝国粮食供给。平城偏北地寒,粮食产量非常有限。当时有人作《悲平城》诗:“悲平城,驱马入方中,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后来,作为京城的平城人口日益增多,官吏队伍逐渐庞大,粮食供给问题凸显出来。当时平城没有水陆漕运,交通极不发达,从关内运粮到平城,不仅费时费力消耗多,成本也极其昂贵。而洛阳处于北方的中心地带,平原地区,交通便利,迁都洛阳就解决了最根本的粮食问题。

洛阳地处黄河中下游西岸,卧居中原,山川纵横,素有“九州暖地”之称,四季分明,气候宜人,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自然成了古代帝王理想的建都场所。曾是东周、东汉、曹魏等朝代的都城。孝文帝迁都洛阳真乃明智之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当然,孝文帝迁都洛阳还有他政治上和文化上的考量。

孝文帝拓跋宏受过良好的汉文化教育,对汉民族的文化极其崇拜。他从小由其祖母冯太后抚养,冯太后是汉族人,知书达理,聪明果断,曾执掌北魏大权二十多年,她参照汉族的文化制度,颁布了许多重要的改革措施。孝文帝在她的熏陶下,成长为汉文化忠实的推行者。

孝文帝说过:“此间(指平城)用武之地,非可文治,移风易俗,信为甚难。”(《魏书·任城王传》),这段话清晰表明:为了向先进的汉文化学习,改变本民族的落后面貌,就必须迁都到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去,而洛阳是中国文化比较集中的地方。迁都以后,孝文帝推行了一系列的汉化政策,可见孝文帝迁都与其倾慕汉族文化有关。

孝文帝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他不愿仅仅做“夷狄”君王,还要做中国人的君王。要想做中国人的君王,自然要把国都放在中国正统的国都所在地更名正言顺。孝文帝曾说:“国家兴自北土,移居平城,此间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魏书·任城王传》)这表明孝文帝迁都洛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北魏都城平城位置偏北,不利于对广大中原地区的统治。他关于“帝宅”、“王里”的说法,说明他要通过迁都洛阳以获得汉族地主认可的正统地位。另外,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以后,连年对南齐用兵,直到卒于南征的军事行动中,可见孝文帝还希望通过迁都洛阳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

孝文帝的“宏图大志”归结为一点,便是大规模推行“汉化”,全方位向南朝学习,向汉魏以来中原王朝的统治经验学习,然而这些改革在旧贵族云集的平城处处受到掣肘甚至公开反对。在政治改革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发动一场举国动员的战争,可能使政治纠纷缓和,也会得到鲜卑武人的支持,南伐变成了孝文帝迁都最合适不过的借口,适时而至的秋雨又使他在公开宣布迁都时免去了许多周折。在南伐名义下迁都,实质上是在武力威胁下迁都。迁都所以活得成功,从大的背景来说,当然是北魏统治中原后100年特别是前期汉化有成,农业经济已成为北魏正确的经济支柱,北魏政权的重心已从阴山南北草原地区移向中原。具体到迁都本身,则应为孝文帝及支持孝文帝改革的那些人掌握了军队,迫使旧贵族就范。

如此说来,推进汉化改革的关键一步“迁都”,事实上是孝文帝指挥的一场“武装拆迁”。说它是“武装拆迁”,不仅仅因为始于军事行动,又以军队胁迫反对者就范,同时也因为迁都引起的政治动荡充满了杀伐之举,甚至孝文帝本人也要大义灭亲,亲手杀掉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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